諸葛亮論「治國之道,務在舉賢」

(國立故宮博物院)

《諸葛亮文集.便宜十六策.舉措》說:「治國之道,務在舉賢。」又說:「國之有輔,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細,輔不可弱,柱細則害,輔弱則傾。」人才是治國的根本,治國和人才的關係,就像房屋和柱子的關係,人才短缺了,國家也就難以維持。

那麼,甚麼樣的人是人才呢?諸葛亮提出一個重要的標準--「直士」,認為人才不僅要有學識和專長,還要具有不求名、不避罪、忠貞、誠摯的高貴品德。

建興五年(227年)諸葛亮率軍北伐中原之前,他曾上書〈出師表〉給後主劉禪,希望後主能重用郭攸之、費褘、董允、向寵、陳震、張裔、蔣琬等人,說他們都是「貞良死節之臣」,要後主「親之信之」。

他還針對後主的弱點,語重心長的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從這裡可以看出諸葛亮對人才,是何等重視!由於這個奏疏,充滿了諸葛亮對蜀漢的一片忠誠,語言懇切周詳,故為歷代人們所推崇。

諸葛亮深知,要想得到真正的人才,並不容易。作為一個人君,需要深入民間,「必求隱處」的賢才,就像商湯王得到泥瓦匠傅說,周文王得到老漁翁姜子牙那樣,敢於不拘一格地擢拔他們。為此,他提出選拔人才時,要做到「懸賞以待功,設位以待士,不曠庶官,辟四門以興治務,玄纁以聘幽隱。」

由於人的天賦、素質和才力不同,有的人善於宏觀控制,有的人長於微觀管理,有的人運籌帷幄,決勝於千里之外;有的人衝鋒陷陣,擒敵首於須臾之間。這就是漢人王充所說:「人才高下,不能均同」的客觀現實。

諸葛亮充分認識到這一點,強調對不同人才,要善於妥善安排。他說:「潔不必江河,要之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疾足;賢不必聖人,要之智通。」(《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陰察》)為此,他按人才的高下,分成六個等級,即十夫之將、百夫之將、千夫之將、萬夫之將、十萬夫之將和天下之將。

按照他的要求,舉梵谷級將帥,絕不能只是魯莽之輩,也不能只有軍事知識和作戰經驗,而應該是一位全才,具備有「嚴賞罰之科,總文武之道,操剛柔之術」等多方面的智能。

他還說:「仁愛洽於天下,信義服於鄰國,上知天文,下識地理,四海之內,視如室家,此天下之將。」另外,諸葛亮又認為,人的才能並不全憑天賦,而要在實際鍛煉中造就人才,單有書本知識是不行的。

諸葛亮本人就是如此,假若他隱處山林,不事征戰,不務實踐,充其量也只是徒有「臥龍」的雅號而已。這樣,諸葛亮的理想火花只能在嘆息中熄滅;他的鴻鵠志向,也將在哀怨中沉淪。

通過多年的工作實踐,結合前人選拔人才的經驗,諸葛亮總結識別人才的七種方法。

他說:「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間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三曰咨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 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意謂:在大是大非面前,看他的志向;在山窮水盡時,看他的變通;在各種辦法面前,看他的抉擇;在禍難臨頭時,看他的勇氣;在喝醉酒時,看他的本性;在金錢物質引誘下,看他的清廉;在分派任務後,看他的信用。

值得注意的是,諸葛亮為了充分發揮人才的效用,還創設一個叫「參署」的機構。諸葛亮曾解釋說:「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又說:有了這個機構,「則亮可以少過矣」(《三國志.蜀志.董和傳》)。據此可知,「參署」即為參謀機關。

他的意思是:通過「參署」,可以把各方面的意見,反映上來,然後斟酌增損,集思、廣益、取精,制定出比較正確的方針政策。在 《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視聽》中,諸葛亮還強調指出:「為政之道,務於多聞,是以聽察採納眾下之言,謀及士庶,則萬物當其目,眾音佐其耳。」諸葛亮創設「參署」的目的和意圖,實在是難能可貴的。

諸葛亮的人才觀,是比較客觀和全面的。因此,蜀漢政權下的志士仁人,都紛紛雲集在他的周圍,形成一個強而有力的領導集團。@

(事據《三國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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