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中國九零後對六四真相的所思所想

【大紀元2018年06月07日訊】(大紀元記者林驍然舊金山報導)6月3日晚,在舊金山中國城花園角紀念六四燭光晚會現場,來自中國的九零後鄔鶴鳴講述了一段個人經歷。在他18歲生日那天,他的父親(曾因六四而被判刑的學生)親口向他講述了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於是開啟了他對歷史真相的研究和解讀。

鄔鶴鳴現在20歲,在加州首府沙加緬度上大學,讀統計學。以下是他在6月3日晚的發言:

首先,感謝大家能到場參加活動。不言而喻,我們在海外紀念六四的意義不僅僅是對得起自己的良心,更重要的,我們也是在為國內億萬勇敢的,沒有選擇遺忘的民眾表達我們對受難者的共同哀思,對專制政權的集體抗議,和對自由憲政的堅定信念。

初中畢業,我進入中國一所著名中學就讀。開學後沒多久,學校教導主任,一個所謂的歷史特級教師,便組織全體高一新生參加了一堂以「六四」為主題的大課。 起初我還訝異學校竟膽敢讓學生接觸連當局都諱莫如深的話題,但講座開始後,此人顛倒黑白和肆意誣陷的程度實在令人作嘔,甚至說出些連官方都不敢說的無恥話來。講座結束後,我與某個玩的好的同學聊天時說「一個敢向手無寸鐵的民眾開槍的政黨,一定是個邪惡政黨」,他給我的回答是「你這種話也太憤青,太不愛國了。」

一個中國九零後對六四真相的所思所想
來自中國的九零後鄔鶴鳴,在6月3日晚的舊金山紀念六四燭光晚會現場,講述了他對六四真相的所思所想。(林驍然/大紀元)

二十九年過去,六四學生早已成為父輩,他們的孩子也到了他們當年在廣場上奮鬥的年紀。然而我們看到,幾十年裡共產專制變得愈發強大,人民群眾變得愈發健忘,而最令人心寒的,我們這些下一代在極權政府的洗腦教育、言論管制和畸形經濟增長的糖衣下愈發變得冷漠、怯弱、利己,和犬儒。

八十年代是啟蒙的年代,是十年文革浩劫後,人們在自由化浪潮下覺醒和反抗的年代。八十年代的學生是理想主義者,因為他們知道如果再不關心政治,不談自由,不爭民權,不反官倒,中國總有一天會回到那個批鬥、勞改、監禁、「人吃人」的恐怖時代;人民振臂高呼,因為他們關心的不只是自己,而是他們知道,若不發出聲音,臨到別人頭上的災難終究也會臨到自己頭上。

然而,由於「六四」事件在成長環境中的「被缺席」,我們這一代九零後卻被塑造成了另外一種性格:第一,通過洗腦式的教育,極權政府不遺餘力地批量生產著「愛國愛黨」的、樸素的民族主義者;第二,市場化浪潮、言論管制、獨生子女政策和嚴苛的考試制度給了多數年輕人不問政治,不關心社會,而專注於享樂、攀比和發財的理由。九零後缺少理想主義,而多數人的所謂「理想」是「賺了足夠多的錢後宅在家裡玩游戲」。 應該說,年輕一代與共產專制的「和平共處」不僅僅是被「洗腦」的結果,更多的是由於缺少苦難記憶而造成的對他人、社會和國家的漠不關心,和對個人利益的病態訴求了。這也就是為什麼我曾在眾多場合與同齡人談起六四,得到的答案無一例外地能歸結於兩種:一,「政府沒別的解決方式了」「是學生先動的手」,這是有悲劇意味的被洗腦;二,「你關心這個幹什麼」「好好讀書」,這是寒意徹骨的冷漠。

好在,我開頭講的故事還有後續。兩年後某一天,那位同學在微信上找我聊天,感慨說原來我從前的那些「反動」言論都是對的。為什麼他會這麼說呢?因為他老家有個跟他同村的村民被政府強拆了。

說這個故事的意義在哪兒?第一,一個極權政府,必然要向年輕一代批量植入民族情緒,這種民族主義是樸素並野蠻的,因為他只有一個虛無縹緲的「愛國」概念,而「愛國」這個概念又被趙家人將之與「愛黨」捆鎖在了一起;但「愛國」同時也是一個很有力量的話題,當我們努力斬斷年輕人腦海中愛國和愛黨之間的聯系,為共產黨紅色語境下的「愛國」這個空殼填上「關心社會,關心他人」這樣的實質性內容,我們能集聚巨大的力量。比如我的那位同學,盡管他樸素的「愛國情懷」欺騙他「愛國」就是與黨的官方立場保持一致,但當我問他八九年的學生是否愛國時,潛意識裡他也沒有辦法否認這些人才是真正的愛國志士。所以我希望我們作為自由主義者,民運人士,不要拋棄愛國這個陣地,因為這同時也是個高地。

第二,年輕一代中許多人對政治議題的迴避根本上是怕傷及自己的實際利益和前途,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專制政府對人民利益的殘害是顯而易見的,而我們應做的,實際上應是一種整理和總結的工作,系統性地指出並讓人們看清到底是誰在剝削他們的利益,我們要讓他們看到,只有集體站起來說不,惡政才有泯滅的盼頭,而如果選擇溫水煮青蛙式的妥協和慢慢讓渡自己的權利,專制的車輪遲早會向你碾過來。舉個最近的例子,在數月前《烈士保護法》頒布時,我的微信朋友圈寂靜無聲,但當政府以此法為名封殺了一檔人氣頗高的網路節目時,朋友圈開始有人說話了;去年驅逐低端人口,我在中國南方的同學幾乎無人關注此事,但我在北京的同學無一例外都在微信或微博表達了不滿。這說明,當個人利益被侵害時沒有人會不憤慨,當侵害發生在自己身邊時沒有人會不恐懼。如果我們能將這些孤立的事件整理、總結,讓人們看到侵害的根源在哪兒,我相信,越來越多的人會最終醒來。

最後,如果在場有同齡的年輕人,我想對他們說,我們不能做八九之後垮掉的一代,我們不能在還未追求前就已放棄,在還未呼喊前就已妥協,在還沒夢想前就已變得世俗,在還未知道真相前就選擇什麼都相信,或什麼都不相信。更重要的,我希望我們都能有一顆嫉惡如仇,追求自由的心。另外,今天是個特殊的日子,我想起父親是選擇了在我十八歲生日那天將他六四時坐牢的事告訴我,因為他怕早點知道此事會對我的成長有負面影響。但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我們這些後輩能在一個自由的新中國的廣場下,像我當時一樣,對八九的父輩們說:自由萬歲!你們,是英雄!

補充:

鄔鶴鳴的父親鄔萍暉,出生於1968年,1985年入讀中南財經大學。在那思想解放、啟蒙年代,迅速從共產信徒轉變為堅定的自由主義者。1986年12月即參加了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喊出「打倒專制」、「打倒獨裁」口號。1989年,更積極參與策劃、組織武漢高校各種大規模抗議示威活動,如5.19大學生通宵在武漢長江大橋靜坐示威、串聯武漢鋼鐵公司工人發起工人運動等。

北京血腥鎮壓民主運動後,被武漢公安局從江西老家抓回武漢,最終以莫須有罪名判刑,入獄一年半,為武漢六個被判刑學生之一。

出獄後,反專制痴心不改,作為著名憲政學者曹思源先生助理,繼續為中國的民主、自由、人權而努力。

2016年4月,攜家人來到美國。

責任編輯:王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