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7月31日訊】6月13日，一位受害人的母親，指控武漢同濟醫院創傷外科主任李占飛以腦死亡捐獻為名拔管勸捐、害死她兒子的視頻在海內外互聯網上廣傳熱議。
痛失孩子的母親一再質問李占飛，你憑什麼拔管？又憑什麼判定孩子腦死亡？是不是腦死亡了就能捐獻器官了？創傷外科主任李占飛在醫院大聽裡被追問得惱羞成怒，語無倫次，最後歇斯底里地大吼：「滾！」
顯然，這還不是一樁普通的醫患糾紛衝突。
李占飛，博士學位，主任醫師職稱，教授頭銜，是同濟醫院的重點科室創傷外科主任。視頻裡的李主任歇斯底里，實在有失身分。那位痛失孩子的母親憤怒地向他索命，嚇得李占飛狼狽而去。
受害人是位28歲青年，因腦外傷前往武漢同濟醫院創傷外科就診，主治醫生是李占飛。救治期間，未經家屬同意，李占飛就把氧氣管拔了，說沒救了，腦死亡了。隨後，勸母親捐獻兒子的器官。
母親說，在病程記錄上見兒子一直是有自主呼吸的。後來發現，孩子病歷例如心電圖是偽造的、殯儀館的信息資料是偽造的，甚至連給衛健委執法大隊做的筆錄都是偽造的。
上述情節，不禁令人想起2004年煙台52歲的法輪功學員賀秀玲在山東毓璜頂醫院被活摘腎臟虐殺的報導。大紀元《見過屍體「流淚」嗎？》一文中有這樣一段描寫：「……心電圖紙出來十幾公分時，親屬們看到上面是跳躍的曲線。賀秀玲的妹妹大聲喊道：『看啊看啊，人還有心跳你們就給送這兒（太平間）來了！』」
「醫生聞言大驚，一把撕下心電圖紙，賀秀玲的親屬上前阻攔，跟醫生搶那圖紙，該醫生帶著搶到的心電圖紙，奪門而逃。」
二十年前，山東毓璜頂醫院為掩蓋活摘器官、虐殺法輪功學員的罪行，搶奪心電圖，銷毀罪證；二十年後武漢同濟醫院為掩蓋患者有心跳，能呼吸時被腦死亡了的真相，偽造心電圖。歷經二十年，中共為掩蓋活摘罪，造假不變。唯一變化的是，被害的對象由法輪功學員延禍到了普通民眾，還新添一個說法「腦死亡捐獻」。
視頻中的母親還披露，不止是她一家遭殃，在創傷外科，每當患者病情有變化時，李占飛便告知家屬，患者腦死亡，並夥同醫務處醫生陳維華勸說捐獻器官。
同濟創傷外科像個大型綜合創傷急救中心，有病床76張，ICU（重症監護室）占10張。來就診的病員，可篩選被腦死亡的比例高，科室又有規模，再加上李占飛主任推動腦死亡捐獻的幹勁，該急診外科為本院器官移植中心提供的腦死亡捐獻器官絕對不在少數。
網上曝出的在醫院ICU裡被勸捐成功的案例越來越多，哪怕是崴了腳、傷了膝的年輕人，或是從滑梯鞦韆摔下來的孩子，只要年輕，有急診外傷，一旦進到這裡，會越治越重，直到住進ICU，說救不了了，腦死亡了，捐器官吧。不但能減免醫療費，還能實現大愛云云。
同濟醫院創傷外科的公開資料顯示，現擁有外科學博士10人，博士後3人；教授、博士生導師2人；主任醫師4人；副教授、碩士生導師9人，大多數從歐美留學回國。令人費解的是，一群留洋回來的專家學者，怎麼能容許李占飛主任為非作歹，為盜取器官圖財害命，甚至同流合污？
對此，提供2020年「追查國際」一個電話調查與操刀的「白衣天使」們共享。原廈門大學醫學院副院長齊忠權，去瑞典進修深造前在廈門大學附屬醫院做肝移植，「在瑞典我們做腎移植。瑞典是很規範的，瑞典是很規範的，都是那個捐獻器官的。」誰都聽得出來畫外音：我們不規範，我們的供體器官不是捐獻的。要知道，瑞典在西方社會對器官移植是持比較開放態度，但在器官移植時採用的死亡標準是心源性死亡（DCD），並非「腦死亡」。所以我們能理解齊忠權回國後轉去廣西大學醫學院任職。而那時，做過4000多例肝移植手術的彭志海領銜的廈門大學附屬翔安醫院已經開張營業了，但是齊忠權沒有加盟，而是轉身去了關西，他還強調，「我是主要做醫學教育的。」可以說，這是齊忠權的一種明智選擇。
再有李占飛，作為創傷外科主任，可以對臨床病人診斷生死。但如果診斷腦死亡，他一個人就說了不算了。從醫學專業角度來看，起碼要有腦神經醫生的意見。「腦死亡」的診斷是為了捐贈器官的需要，不移植器官，就不必「腦死亡」。「腦死亡」還不是真的死了，只是腦部不工作了，但器官還在運行，是活體。一旦判定腦死亡，就可取其器官了，這人就真的死了。人命關天，能不慎重嗎？它必然涉及到文化、信仰、宗教、倫理和法律，判定是由一個專業團隊來完成的，應該專家簽字才有效。
另外，家屬同意在先，院方判定在後。也就是說，如果家屬不同意捐贈，就不能進行「腦死亡」的檢測和評估。這些都是腦死亡判定的通用原則，必須遵守的工作流程，以減少誤判。
中共一直宣稱，人體器官捐獻和移植，關係人民群眾生命健康，關係生命倫理和社會公平，需要進一步規範，建立全流程追溯和監管機制，依法打擊查處涉器官違法犯罪行為。
中共不用說漂亮話，就從這個案子查起，一查一個準。如果這樣的案件還令受害者狀告無門，那說明李占飛的所作所被武漢同濟醫院和上級衛健委認同。其實，這就是中共推行的腦死亡捐獻的中國模式。那麼，中共今年審議通過的《人體器官捐獻和移植條例》豈不是一紙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