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記者林若水舊金山報導】原居中國江蘇蘇州、從事國際貿易工作的崔允星，是一位外表儒雅、談吐平和的年輕人。
在法輪功遭受中共迫害27週年之際，他接受本報採訪，回顧自己從少年時期接受中國官方宣傳，到逐漸接觸不同資訊、重新思考中國社會與政治現實，最後選擇離開中國、參與海外民主活動以及如何重新認識法輪功的心路歷程。
他表示，自己的轉變並非源於某一個單一事件，而是在多年閱讀、觀察和人生經歷中，一點一滴形成的認識。
少年時期對外部世界的好奇 埋下思考種子
崔允星回憶，自己小時候就和同齡人有些不同，特別喜歡閱讀新聞，對外面的世界充滿好奇。
小學時，他曾經獨自騎自行車前往當地一家國營報社，希望訂閱報紙。
「那個年代，報紙不是普通人隨便可以買到的，很多都是由郵政系統配送給政府機關和單位。」
他說，當時自己只是一個小孩子，非常希望能夠了解外面的世界。
「結果工作人員看到我，就笑著問：『你這麼小，看這個幹什麼？』最後也沒有讓我訂。」
雖然當時沒有成功，但這份對資訊的渴望一直保留在他的心中。
到了高中時期，學校附近有一家書報攤，販售各類雜誌和報紙。其中，《參考消息》成為他最愛閱讀的刊物。
他表示，《參考消息》大量轉載海外媒體內容，其中包括美國、日本和歐洲媒體的報導。
「但是，看久以後，我慢慢發現一個問題。」
他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經濟快速發展，中共經常引用海外媒體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正面評價，作為宣傳自身治理能力的證明。
「可是，如果你去看那些原始報導，就會發現，很多海外媒體雖然肯定中國經濟發展，但同時也批評中國在人權、政治、法治方面存在的問題。」
「而那些批評，其實和我自己的生活感受是相符合的。」
這讓他開始意識到，官方媒體呈現的信息，並不完整。
「慢慢地，我心裡開始種下一顆種子。我開始思考，中國的政治環境到底是怎麼回事。」
閱讀《南方週末》 逐漸理解「體制問題」
進入大學後，崔允星開始接觸《南方週末》。
他表示，這份報紙對自己產生了更大的影響。
「《南方週末》有很多深度調查報導，例如山西黑磚窯事件、毒奶粉事件，以及社會、經濟、教育等各方面的問題。」
透過這些報導，他第一次比較全面地看到中國社會中存在的矛盾。
「那些記者會深入調查，呈現事情發生的經過、涉及哪些部門、造成什麼後果。」
他表示，這些報導讓他看到：
「不管政治、經濟、文化還是教育，各個領域都有很多令人痛心的事情。」
不過，他也注意到，《南方週末》的報導存在一定限制。
「它通常會說這是『體制問題』，但不會直接指出更深層的原因。」
崔允星說，經過長期閱讀後，他逐漸理解：
「所謂體制問題，其實就是政治制度問題。」
「很多中國社會長期存在的問題，如果不從根本制度上改變，很難真正解決。」
從事國際貿易 翻牆接觸海外資訊
大學畢業後，崔允星曾做過不同工作，後來來到江蘇蘇州，從事國際貿易工作。
由於工作需要與海外客戶聯繫，他開始使用翻牆工具獲取國際資訊。
「因為做外貿，需要了解海外市場，也需要查閱大量資料，所以必須使用翻牆軟體。」
他表示，當時使用過多種翻牆工具，包括《大紀元》推出的相關工具以及其他軟體。
透過翻牆，他第一次大量接觸中國境外中文媒體。
「我主要看《大紀元》、《看中國》以及美國之音等網站。」
記者問，第一次看到這些海外報導時是否感到震撼？
崔允星回答：
「非常震撼。」
「因為很多報導都有具體時間、人物、照片和資料，和我當時在中國看到的信息完全不同。」
「那一刻，我感覺自己的思想像被打開了一樣，很多過去不知道的事情突然呈現在眼前。」
然而，震撼之後，他也曾產生恐懼。
「因為中共一直宣傳，翻牆接觸境外資訊可能違法。」
他表示，看到有人因翻牆、提供翻牆服務而遭處罰的消息後，也曾擔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我有孩子，所以後來也不敢像以前那樣大量瀏覽。」
離開中國前夕：與孩子分離的痛苦決定
崔允星表示，隨著對中國政治環境的認識加深，他越來越感受到未來的不確定。
「我愛中國，也愛那片土地。我希望自己的國家變得更好。」
「但是，我看到共產黨一天一天對中國造成傷害，而我又是一個關心新聞的人，所以每天都感到痛苦。」
他表示，自己後來開始在網路上發表一些批評中共政策、批評習近平的言論。
「我當時有一種強烈感覺，如果再不離開，以後可能就沒有機會了。」
之後，他透過網路了解到有人以「走線」方式前往美國，開始認真考慮離開。
他曾希望妻子和孩子一起離開中國。
「我跟妻子商量，把房子、車子賣掉，一家三口一起走。」
「我告訴她，如果再不走，可能真的來不及。」
然而，妻子最後選擇留在中國，孩子也跟隨母親生活。
兩人最終辦理離婚。
談到離開上海的那一天，崔允星語氣低沉。
「我沒有聯繫其他任何人，只給孩子打一個電話。」
「但是電話沒有接通。」
「那一瞬間，我的眼淚一下子流了下來。」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到孩子，也不知道這一次離開會帶來什麼結果。」
他說，在飛機上，一直忍不住流淚。（後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