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童年與成長背景
頓珠旺青：我1974年10月17日出生在青海海東化隆縣巴顏的一個偏僻小山村，村子叫科卻。家裡非常貧困，兄弟姊妹一共十個，沒有一個上過學，都是文盲。七八歲懂事的時候，生活各方面都特別困難，沒有錢，吃的也不夠，主要靠青稞麵生活，養一點牛，偶爾才能吃到羊肉。
小時候大人談論過去的事，總是把我們小孩全部趕出去，不讓聽，大家都特別害怕。後來我才知道，他們說的是文化大革命的事：有人被抓、被打，也有人失去性命。我自己的姨姨就是那時被共產黨抓走的，她死的時候才十四歲，那時我剛出生七八個月。她的父親也被抓走，下落不明，連屍體都沒有找到；她的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也都死了。這些事對我們影響特別深，但大人們不敢多講。
二、前往拉薩與第一次流亡印度
頓珠旺青：1992年，我十八歲到了拉薩。那時沒有身分證，沿途每個路口都有檢查站，要查身分證、查真名、問去哪裡，還要登記。到了拉薩，旅館沒有身分證或證明不讓住，必須辦暫住證。每天晚上都很恐怖，天黑以後一刻也不敢出門，出門就會被攔下查身分證、搜身，甚至挨打。
我去過羅布林卡，那是達賴喇嘛的夏宮，看到很多藏人在那裡大聲哭，印象很深。那一年我也親眼看到甘丹寺的僧人在拉薩街頭抗議，也有尼僧參加，武警和軍隊強力鎮壓，抓走了那些僧尼。
我在拉薩慢慢認識了很多藏人，他們說要去印度。後來湊了大約八十個人，坐三輛東風卡車的車斗出發，路上走了一個多月，靠吃糌粑撐下來，到尼泊爾以後再走陸路，最後到了印度達蘭薩拉。那裡的人有的留在印度求學或出家，有的回了家。我在印度待了大約一年，看到許多有關藏區的影像和書籍，心裡特別難受，也特別著急。我發誓，作為一個藏人，要為自己的民族做些事情。1993年，我回到了西藏。
三、返回藏區後的生活與早年行動
頓珠旺青：回到拉薩後，我在那裡生活了十幾年，在表哥嘉央慈誠開的餐館工作。我沒有受過正規教育，藏文是後來在拉薩學的。我關心藏族文化、語言、環境和野生動物保護，也幫助過前政治犯，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1996年，我的好友、甘丹寺僧人久美嘉措因與1992年抗議有關的指控被捕，嘉央慈誠也被捕，兩人都坐了牢。嘉央慈誠的餐館是我們許多活動的中心，當局曾威脅要關掉它。我自己也被拘押過好幾次，最長一次是2003年在拉薩，大約三十天，但都沒有被正式起訴。
嘉央慈誠2002年流亡海外，但我們一直保持聯繫。從2001年起，我們印製藏文和中文書籍，免費分發給各地藏人，內容包括達賴喇嘛尊者的教誨、西藏的政治與歷史，以及中間道路政策。到2004年，我們已經在西寧和蘭州印書，有時一次印一萬冊。2006年，我認識了拉卜楞寺僧人果洛·久美，他後來成為拍攝《不再恐懼》的助手。
四、為什麼拍攝《不再恐懼》
頓珠旺青：2008年北京奧運會是全世界關注中國的時候。我們認為，奧運會是國際舞台，沒有自由、沒有民主的中國共產黨根本沒有資格辦。官方宣傳說藏區很好、很發展，但其實2008年以前，很多藏區沒有電、沒有路、沒有學校。藏人的權利一直受到侵犯，八十年代有過好幾次反抗，很多政治犯被關十年、二十年，國際社會卻不知道。我們就想拍一部影片，讓藏人自己面對鏡頭說話，讓外界聽見他們的聲音。
我們用普通的錄影機和錄影帶拍攝，那時數碼錄影機特別貴，買不起。拍攝從2007年八九月開始，到2008年3月結束，一共採訪了一百多人，素材約四十五個小時。為了避免引起懷疑，我們在偏僻的地方錄製，也會先問受訪者願不願意露臉。我們還隨身帶著2007年10月美國國會向達賴喇嘛尊者頒發金質獎章的光碟，放給很多人看，大家看了都很激動。錄影資料並不是一次帶出境，而是分批交由不同的人協助傳遞。這是我們自己的決定，與主持人提到的西藏青年會沒有關係。
主持人追問：既然錄影資料可以帶出去，為什麼您沒有一起離開？
頓珠旺青：被採訪的那些人走不了。我不能只顧自己離開。他們沒有犯罪，出了事情，需要找一個負責的人，就可以找我。（掌聲）
五、被捕與審訊
頓珠旺青：2008年3月26日，我被國家安全部門抓走了。他們沒有把我關在派出所或監獄，而是關在一家旅館裡，家人也不知道我在哪。一開始就是酷刑：讓我坐「老虎凳」，七天八夜不讓吃飯、不讓喝水、不讓睡覺，還打我。兩個星期後，我被轉交給青海省安全局，他們打得特別狠。
2008年7月13日，我曾經逃出去，但只自由了二十四小時。那期間我和嘉央慈誠通了電話，知道素材已經全部收到，正在剪輯。之後我又被抓了回去。他們經常審訊我，要我譴責達賴喇嘛，說只要認錯就放我，我一直拒絕。
2008年12月，他們在看守所給我看了剪好的紀錄片，問我是不是我拍的，想讓我認罪。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這部片子，我特別高興。我說，是我做的。我拍的內容不是秘密，而是藏人公開講出自己的經歷。我不認為這是犯罪，你們為什麼要抓我？
電視認罪
後來，北京的國安人員也到青海找我。他們把我帶到青海一家很高檔的賓館，還帶了一台很大的攝影機，說你拍了一個紀錄片，國內外影響特別大。他們要我在鏡頭前說，紀錄片是印度的西藏青年會逼我拍的，如果不拍，我的父母、孩子都會有生命危險。他們說需要多少錢都可以給，不判刑，會釋放，還會保護我，並說這段錄影不會公開，只放給中共領導人看，是為了我好。
我拒絕了。我說，藏青會我也不認識，藏青會是什麼樣的人我也不知道。我是一個藏族人，雖然沒有文化，但拍攝、說話是我的權利；中國法律也寫著言論自由，為什麼要我承認沒有做過的事情？他們讓我好好考慮，想好了隨時通知他們。
和以前的審訊相比，那次談話的人態度比較好，說話溫柔、有禮貌。以前國安打我、用腳踹我，他們自己吃飯、吃肉、喝飲料，我只能在旁邊看著，不讓吃。紀錄片發布之後，他們的態度就變了，好了很多，也不說髒話、不打我了。
六、影片如何傳到海外
頓珠旺青：拍攝的錄影帶很多，有一百多盒，不能全部放在一個人身上，所以分好幾批交給不同的朋友帶出去，一人帶一些。素材沒有送到印度，而是直接送到瑞士蘇黎世。第一批由一位法國朋友帶出，第二批由一位維吾爾族朋友帶出。最後一批是2008年3月10日在西安拍的，交給一位在英國出生的藏人，請他確保送到蘇黎世。那天我們在一起，還不知道拉薩已經爆發抗議。
剪輯影片的是我的表哥嘉央慈誠。他以前也是政治犯，坐過牢，2002年流亡海外，之後一直在瑞士。參與拍攝的還有果洛·久美。2008年8月奧運會開幕前，在蘇黎世註冊的非營利組織 Filming for Tibet 發布了《不再恐懼》。
主持人：是不是西藏青年會負責剪輯和發布？
頓珠旺青：沒有，沒有，西藏青年會跟這件事沒有關係。
主持人補充：電影完成後，是否公開發行，最終需要頓珠旺青在印度的妻子做決定。她當時帶著四個孩子，生活很不容易，也知道電影公開可能讓丈夫承受更重的刑罰，但仍選擇支持發布，因為希望趕在奧運會前讓世界看到藏人的處境。
整理註：最後一段是主持人對其妻子經歷及決定的轉述，不是頓珠旺青的直接引語。
七、律師、庭審與六年刑期
頓珠旺青：我那時關在西寧的二十里鋪看守所，那是出了名的壞地方。西寧第一看守所、第二看守所和女子看守所三個在一起，大約關著三千多個未判刑的人。我的監室有二三十個人，都是漢族和回族，房間裡全都有監控。
2009年7月，北京的人權律師李敦勇來看守所見我，他是我姐姐委託的。一開始我覺得他是有知識、懂法律的人，又是家人請的，可以相信。我們談了大約一個小時，他還拿出照片問我認不認識，那是我的弟弟。我的漢語不太好，但沒有人給我安排翻譯，只能用漢語和律師溝通。後來另一位律師常伯陽也來見過我。
律師走後大約一個星期，突然來了三個穿便裝的年輕人，不說是哪個單位的，把我帶到看守所以外的一個地方，問律師說了什麼、我認不認識字、有什麼文化，問了差不多一個小時。我猜他們是管外事的。
後來有人帶來兩張紙要我簽字，是律師委託書。我說自己已經有律師，不需要。但他們說我自己的律師不能來，官派的律師對我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當局警告了我家人請的兩位律師，不准他們為我辯護，還威脅要吊銷他們的執照，又騙我姐姐說是我拒絕了原來的律師。最後我不得不讓政府派的兩個老頭子代理我。
2009年12月28日開庭。那兩個老頭子都來了，辯護的時候居然說「頓珠旺青犯罪是事實，他的認罪態度好，請從輕處理」。
公訴人是檢察院的一個年輕姑娘，她拿來了很厚一摞資料，都是我的「罪行」，公訴得很厲害。法官也生氣了，說我的紀錄片到處放，很多人給看守所打電話，各地中國大使館有人遊行、騷擾。最後法官問我有什麼要求，我說自己沒有違反中國的法律，我不認罪。
我當時有一個翻譯，是藏人，在教育局工作，叫扎西。他不敢翻譯，害怕得很。我說西藏自古以來是一個國家，中國自己的法律也寫著言論自由、信仰自由。但我的翻譯特別害怕，不敢翻出來，我就用我不標準的漢語自己說了。
那次審判是秘密的，我的家人都不知道，但他們不知從哪找了一百多個年輕人來旁聽，有的才十幾歲；以前打過我的國安人員也都坐在下面。我用漢語說「我們自古以來都是一個國家」，聽眾全笑了，可能是因為我漢語不好，我也不知道他們聽懂了沒有。法官急了，一直敲法槌。
我還講了中間道路。我說，我是一個藏族人，中國政府一直說藏人生活改善了、幸福快樂，我的影片你們也看到了。這不是共產黨第一次抓我，抓了好多次都沒有證據。我希望你們不要按這個罪名判，我不承認。
我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附加剝奪政治權利三年，指控內容包括印書、發書和拍攝《不再恐懼》。一審宣判時沒有給判決書，後來才給了一份二十七頁的判決書，裡面很多內容和事實不符，是他們編的。
我提出上訴，青海省高級人民法院來了兩個人，大約一個月後二審維持原判。判決書改善了一點，但我還是不服；不讓再上訴，就只能申訴，而申訴要等到監獄「下隊」以後。
八、牢獄生活與政治犯處境
頓珠旺青：剛下監獄的頭三個月特別難熬，要集訓，要背誦監規和法律。《罪犯改造行為規範》要一字不差地背下來、默寫，還會考核；領導來了，你背不出來就扣分。文件上寫著犯人有申訴、請律師、探視等各種權利，但實際上沒有什麼權利，他們不執行。監規只有中文，沒有藏文，可我們監獄裡六成是藏人。藏族犯人之間也不准用藏語交談。
2010年4月6日，我被轉到西川監獄。那是一座勞改營，以「青海西發水電設備製造安裝有限責任公司」的名義生產。每天大約早上六點半開始勞動，一直幹到晚上十一點，只有兩頓飯，勉強吃飽，從來不能到戶外去。我剝過大蒜、縫過軍裝，在獄中感染了乙肝，醫生多次抽血，卻從未給我診斷和治療。2012年8月，我又被轉到青海省女子監獄，那裡條件稍好一些。
監獄裡分好幾個組，項目不一樣，有的做地毯、毛氈，有的做兒童玩具、佛像和禮品盒，很多是給國外加工的。我待過的服裝廠做大量衣服，大部分是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拉克、伊朗這四個國家做的軍服和帽子；有時也做中國特勤部隊的頭盔，那時管得特別嚴、特別保密。技術人員來自寧波、天津和新疆的三家工廠，裝貨的箱子上都印著這些工廠的地址。
監獄裡也關著很多法輪功學員。他們很厲害，曾經發起大罷工，因為反抗被加刑，原來判五年、八年的，有人被加到十幾年。另外，我在獄中有好多朋友是廣州、浙江等內地人。他們說，有錢的內地犯人會託家裡走關係，轉到青海坐牢，因為在青海減刑快，「坐一年減一年」。
家人有機會探視，主要是我姐姐，可以通電話、視頻，但探視和通話都受到管理，還有藏族幹部在旁邊。有些普通犯人可能因勞動表現獲得減刑；對政治犯則有額外限制，常要求認罪、寫悔過書。我不認罪，因此沒有得到減刑。
我在監獄裡也認識其他因政治相關案件服刑的藏人。有的判三四年，有的五六年，也有人判八年或更久。每個監獄、每個隊的情況不同，很難估計全部政治犯所占比例。
九、獄中寫信與同伴遭遇
頓珠旺青：在獄中，我給姐姐和其他家人寫過很多信，監獄收走說會代寄，出獄後我才知道他們一封都沒收到。2012年3月，我寫了一封長信給當時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談人權、法律和監獄裡的情況：官方說人民很幸福，可監獄裡的人吃不飽，藏人囚犯受到歧視。
我託一位即將出獄、和我交情很好的獄友哥們把信帶出去。但他出去後感到害怕，信沒有真正送到。事情還是被發現了，我的叔叔、我的一個朋友，還有那位獄友本人都被抓去調查。我因此受到懲罰，被單獨關押了八十四天。
十、出獄後：像換了一座監獄
主持人：出獄後您的生活怎樣？為什麼最後還是選擇離開中國？
頓珠旺青：2014年6月5日凌晨四點左右，我出獄了，卻又被帶到另一個地方，那裡有很多拉卜楞來的警察和官員，想把我帶去拉卜楞。我堅持要回老家，直到傍晚才回到科卻村姐姐家。
出獄以後，我感覺只是換了一座監獄，還是沒有自由。去什麼地方都要打報告，警察不斷打電話，不讓我聯繫朋友；來看我的朋友也會被騷擾，連我的弟弟都受到壓力。有時國安找我出去吃飯、出去玩，讓我們很難受。我被剝奪政治權利三年，他們說這期間有權監視我。我想學習、想工作，但三年半裡什麼都做不了。
我的妻子和四個孩子（兩個兒子、兩個女兒）當時都在達蘭薩拉，孩子在那裡上學，我的父母也在達蘭薩拉。
我的妻子是甘肅人，我的戶口也在甘肅，但青海和甘肅兩邊的公安都不給我辦身分文件。辦銀行卡時，系統裡的照片竟然不是我，而是一個年紀比我大的老頭。他們說是搞錯了，我覺得是故意的。沒有正常的證件，很多事都辦不了；護照辦不下來，連去拉薩都受到嚴格限制，必須有當地派出所的接收函。
十一、離開中國、經東南亞到美國
頓珠旺青：出逃之前，我拍了一段影片，講自己出獄後的生活處境，發到了國外，影片裡還能看到我的身分證。之後，在嘉央慈誠的幫助下，我制定了一個避開當局耳目的秘密出逃計劃。
我先到雲南昆明，再到景洪，途中有人幫忙，坐摩托車穿越國境線到了越南，之後又到了柬埔寨金邊。到泰國時，我被關進移民看守所十七天，裡面有來自世界各國的人，大部分是中國人。
後來一位在瑞士做生意的人幫我請了律師，處理罰款和相關手續，泰方直接把我送到機場，我坐飛機去了瑞士。我在瑞士待了大約兩個星期，美國大使館給了我一個特殊許可，2017年12月25日，我抵達舊金山，和家人團聚。
十二、在美國推廣藏語、保存母語
主持人：您來美國快十年了，現在在做什麼？
頓珠旺青：我現在開了一間藏語幼兒園。孩子們很小，有些只有兩歲左右，都是藏族孩子。幼兒園每天早上七點半開門，下午五點半結束，裡面只能說藏語，不能說其它語言。以前有六個孩子，現在有八個。雖然辛苦，但看到孩子們開心，我也非常開心。保存自己的母語非常重要。
主持人補充：我每次去找頓珠旺青，藏語都跟那些孩子差不多，可能還不如他們，經常被小朋友大喊「不要再說英語了！」
主持人和觀眾問：孩子將來也要學英文、接受一般學校教育，如何兼顧藏語？
頓珠旺青：這是很困難的問題。學好母語很重要，但在美國，孩子大部分時間都說英文，有時只在週末上幾個小時藏語課。在家裡說藏語，和會讀、會寫藏文，還是不同的事情；有的年輕人會說藏語，卻不一定認得藏文字。
十三、觀眾交流：宗教人士面臨的壓力
觀眾提問：有些藏傳佛教人士在中國境內使用微信實名登記、對當局要求作出妥協，令人不理解。
頓珠旺青：他們沒有太多選擇。在那個環境下，如果反抗或不服從，自己和身邊的人都可能有危險。這些堪布有學生，也有很多追隨者，受到很大的壓力。不能只看表面就判斷他們為什麼這樣做。
十四、觀眾交流：外界如何了解藏區
觀眾提問：海外藏人如何知道藏區正在發生什麼？還有多少政治犯？
主持人與旁人補充：像頓珠旺青這樣冒險傳遞消息的人，是外界了解藏區的一種途徑，也有人因此坐牢。
頓珠旺青：政治犯的數字很難說。有的監獄關了幾千人，但政治相關案件的囚犯分散在不同隊別，不能直接估算比例。我在監獄裡認識、知道的政治犯約有十四人，刑期從數年到更久，涉及的罪名也不完全相同。
2026年10月14日
本文由華語青年挺藏會會長段荊棘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