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14日
美國國會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我第一次觀看《不再恐懼》，竟然是在中國的監獄里！審訊人員仍在不斷逼迫我承認錯誤，而我的內心卻沈浸在影片的火車畫面和帶著吉祥歌詞的音樂中，感到無比自豪。
紀錄片導演頓珠旺青與妻子。（本人提供）
紀錄片導演頓珠旺青與父母在北京。（本人提供）
2018年2月14日，美國國會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聽證會。（本人提供）
尊敬的魯比奧參議員、史密斯眾議員：
非常感謝這次機會，讓我能夠在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面前，就我在中共統治下的圖伯特（西藏）所經歷的一切作證。
我叫頓珠旺青（Dhondup Wangchen）。1974年10月17日，我出生於巴顏（Bayen）的一個藏人農民家庭，那裡屬於我們稱為安多的省區。按照如今的行政區劃，巴顏位於中國青海省海東地區的化隆縣（Tsoshar）。
我於2017年12月25日抵達美國，多年來第一次感受到安全與自由。在舊金山與家人團聚，是我這些年來一直期盼的美好時刻。那一刻，我的喜悅中交織著忐忑與遲疑。作為丈夫，我無法為深愛著我的妻子盡到丈夫應盡的責任；作為父親，我沒有機會陪伴孩子，在這個充滿挑戰的世界里給予他們父親的指引；作為兒子，我無法在年邁的父母需要時守在他們身邊，一想到我們可能此生再也無法相見，我就備受煎熬。
我想借此機會，感謝每一位幫助我重回親人身邊的人，以及每一個給予幫助的組織；感謝自2008年3月我被捕以來一直支持我的所有人。
早年的行動
我在安多偏遠的科卻（Khotse）村長大，那裡位於圖伯特首府拉薩以東約2,000公里。最初，我對自己民族的歷史知之甚少，但懷著年輕人對人生種種可能的無盡好奇，我開始了探索。
我們一家生活簡樸，住在青藏高原邊緣，與中國內地相接的地方。我知道過去發生過的鎮壓。在中國（共）對藏人施行的暴行中，父親和母親兩邊的家族都曾失去親人。不過，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我成年後前往拉薩，才親眼看見人們反抗中國（共）的佔領，也第一次見到圖伯特國旗等政治象徵。1992年，我18歲，親眼目睹甘丹寺僧人在拉薩街頭抗議，也有一些尼眾參加。我看見武裝警察和軍隊以強硬手段鎮壓抗議，並拘捕那些僧尼。
也在1992年，我決定前往印度，拜見達賴喇嘛尊者，並接受一些教育。當時，有許多藏人逃往印度。不過，我只在那裡待了一年，便於1993年返回西藏，隨後參與了幫助前政治犯等活動。在這裡，我想感謝我的表親嘉央慈誠（Jamyang Tsultrim）。在我成長的重要歲月里，他曾給予我指引，今天他也來到了聽證會現場。
1996年，我的好友、甘丹寺僧人久美嘉措（Jigme Gyatso）因與1992年抗議有關的指控而被捕。他是一位真正的圖伯特英雄。嘉央慈誠也被捕了，兩人都曾入獄服刑。那時，我在嘉央慈誠位於拉薩的餐館工作。由於那裡是我們許多活動的中心，當局曾威脅要關閉餐館。
多年來，我參與了各種形式的行動，也曾數次被拘押。最長的一次是在2003年的拉薩，被拘押了大約30天。但那些時候，我從未受到正式指控，最終都獲釋了。
嘉央慈誠於2002年逃亡海外，但我們一直保持密切聯繫，繼續策劃並開展地下活動。我們在2001年啓動了一個項目，印制書籍並免費分發給藏地各地的藏人。書籍內容包括達賴喇嘛尊者的教誨、圖伯特政治與歷史，以及達賴喇嘛尊者的中間道路政策。我們印制的書籍既有藏文版，也有中文版。
帶父母去北京
到2004年，我們已在西寧和蘭州印書，有時一次就印一萬冊。和我一起印制、分發書籍的人中，有一位來自拉卜楞寺的僧人久美嘉措，人們稱他為果洛久美（Golog Jigme）。我在2006年初識他，後來拍攝《不再恐懼》（Leaving Fear Behind）時，他也成為我的助手。印制和分發書籍是我們第一次合作，參與其中的還有許多人。出於安全考慮，我不能透露他們的姓名。
拍攝紀錄片《不再恐懼》
隨著2008年奧運會日益臨近，官方媒體不斷報道奧運會。我告訴嘉央慈誠，我想做一件能夠產生重大而長遠影響的事，真實反映藏人的感受與願望。正是在那時，我們開始考慮從西藏境內拍攝一部紀錄片，這就是後來被命名為《不再恐懼》的影片。
我開始尋找合作者，走訪藏地各地，採訪普通藏人。由於過去參與過各種行動，我們結識了許多人，也有許多可以一起工作的可信賴的朋友。為避免引起懷疑，我們在偏僻的地方錄制採訪，而且始終謹慎地詢問受訪者是否願意在鏡頭前露臉。我們還隨身帶著美國國會金質獎章頒授儀式的DVD，裡面記錄了美國總統喬治·布什於2007年10月向達賴喇嘛尊者頒獎的場景。我們給許多人播放了這段影像，他們看後都非常激動。
在2007年的寒冬里，我和包括果洛久美在內的助手們奔波了數月，錄制採訪，並通過可信賴的朋友，將拍攝素材分批送往蘇黎世。一次又一次採訪，一個又一個村莊，我們記錄下了源源不斷、從未被講述的故事：過去的暴行、藏人對當下所受歧視的控訴、他們對奧運會虛偽一面的失望與憤怒，以及他們對達賴喇嘛重返西藏的熱切盼望。排隊等待講述自身經歷的人多得超出了我們的接待能力，他們也讓我們見證了那份始終不曾屈服的意志：為真相、為自由表達自身意願的權利而抗爭。如今回頭看，我不禁想，我們當時為什麼沒有預見到，僅僅幾個月後，他們對自由的渴望就會迸發出來，形成圖伯特自1959年以來最為強勁的一場起義。
我們最後一批影像素材是在2008年3月10日於西安拍攝的，隨後交給了一位在英國出生的藏人，由其幫助確保素材送達蘇黎世。那一天，我們待在一起，卻不知道拉薩當天已經爆發抗議，更不知道抗議會在隨後的幾天乃至幾個月里持續蔓延至整個藏區各地。
被拘押
雖然我已經察覺自己受到跟蹤和監視，但直到2008年3月26日，秘密警察才將我逮捕並審訊。我沒有被關在警察局或監獄，而是被關在一家旅館裡，我的下落家人也不得而知。拘押一開始，酷刑就隨之而來。我被迫坐在“老虎椅”上，整整七天八夜沒有食物，也不准入睡。
2008年7月13日，我曾逃離拘押，但僅僅逃脫了24小時。在與嘉央慈誠的一次通話中，我得知他們已經收到全部拍攝素材，正在完成影片的剪輯工作。沒過多久，我又被拘押了。2008年8月奧運會開幕前夕，在蘇黎世註冊的非營利組織 Filming for Tibet 發佈了《不再恐懼》，並在網上傳播。雖然當時我無法確知情況，但我仍滿懷希望，相信一切都按計劃進行。我猜測當局正在準備針對我的指控。他們經常審訊我，要求我譴責達賴喇嘛尊者，並說只要我承認錯誤，就會釋放我。我始終拒絕這樣做。
2008年12月，在《不再恐懼》發佈幾個月後，我在拘押中看到了這部影片。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時刻。審訊人員想知道我是怎樣認識那些受訪者的。隨後，他們給我播放了剪輯完成的影片，想讓我認罪。我第一次觀看《不再恐懼》，竟然是在中國的監獄里！審訊人員仍在不斷逼迫我承認錯誤，而我的內心卻沈浸在影片的火車畫面和帶著吉祥歌詞的音樂中，感到無比自豪。
我當時想，即使被判十年，拍成這部影片也值得。我為那些冒著巨大風險出鏡的受訪者感到高興。我們曾向他們承諾，外界會看到這部影片，達賴喇嘛尊者也會知道這部影片。能夠兌現對受訪者的承諾，讓我感到欣慰。
漢人人權律師常伯陽
2009年7月，北京的中國人權律師李敦勇前來會見我。他是受我的一位姐妹委託來代理我的案件的。後來，另一位律師常伯陽也來會見了我。我向他們講述政治犯遭受的虐待，以及自己曾被單獨監禁85天的經歷。按照法律，我本應得到翻譯協助，但沒有人給我安排翻譯。儘管漢語不是我的母語，而且我的漢語也不太好，我還是只能用漢語與律師溝通。與律師交談幾天後，監獄以外的有關部門人員到獄中找我談話，問了許多關於這兩位律師的問題，也問他們為什麼願意代理我的案件。當局警告家人為我委託的這兩位律師，不准他們為我辯護，還向他們施壓，威脅吊銷他們的執業執照。當局告訴我，我自己選擇律師，必須接受他們指定的律師。儘管我明確表示不願接受指定的律師，但實際上我別無選擇。隨後，當局又向我的姐姐撒謊，說我拒絕了原有代理律師的委託。
判刑與監禁
我一直處於非正式羈押狀態，直到2009年12月28日受審。我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六年徒刑。針對我的指控中，提到了我參與印制、分發書籍的項目，以及拍攝《不再恐懼》的事情。
在以各種形式遭到拘押期間，我不得不從事體力勞動，具體工作因拘押地點而異。我被迫做過許多不同的工作，例如剝蒜、縫製軍裝，每天卻只能吃到兩頓飯，勉強果腹。每天大約早上6點半開始勞動，一直乾到晚上11點。我們從來不能到戶外去，我一直飽受頭痛和手臂疼痛的折磨。我能一直感受到普通囚犯與政治犯之間受到的不同待遇。作為藏族犯人，我們從來不准彼此用藏語交談。
2010年4月6日，我被轉到西川監獄。那是一座勞改營，以「青海西發水電設備製造安裝有限責任公司」的名義從事工業製造。在這裡，我的身體狀況惡化，並感染了乙型肝炎。儘管醫生確實會定期來看囚犯，但除了多次給我抽血之外，我從未得到診斷，也沒有接受任何治療。家人為我送來過一些藥，但直到2014年出獄之後，我才得到適當治療，並得以住院15天。
在獄中，我給我的姐妹和其他家人寫過許多信。獄方收走了這些信，說會代為寄出。獲釋後，我才發現，他們一封都沒有收到。2012年3月，我試圖偷偷向外界遞出一封信，結果被發現了。這是一封寫給當時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的長篇申訴信，陳述了監獄體制的腐敗，以及藏人囚犯遭受的歧視。為此，我受到懲罰，被單獨監禁了84天。
2012年8月，我從西川勞改營被轉到青海省女子監獄，也就是當地主要關押女性的監獄。那裡的條件比西川有所改善。
獲釋
2014年6月5日凌晨，大約4點，我獲釋出獄。出乎意料的是，我突然又被帶到另一個地方，看上去像另一座監獄。我很擔心，以為自己並非獲釋，而是要被轉到另一座監獄。那裡有許多來自拉卜楞（Labrang）的警察和有關部門人員。他們說想把我帶到拉卜楞，但我告訴他們，我想回老家科卻村。整個過程拖了很久，直到當天下午較晚的時候，我才抵達我的姐姐在科卻的家。
獲釋後，我一直受到嚴密監視，警察不斷打電話聯繫我。我完全感受不到自由，因為我不被允許聯繫朋友，也不能與他們見面。即使有朋友與我保持聯繫，或前來看望我，他們也會遭到當局騷擾。我想學習，提高自己的藏語水平，也想工作，但在那三年半里，我什麼都做不了。我感到沮喪，也越來越孤立，於是決定，與其在那種毫無自由的處境中繼續生活，不如逃離中國。
在嘉央慈誠的幫助下，我制定了一個避開當局耳目、秘密出逃的計劃。通往安全之地的旅程漫長而危險，但當我於2017年12月25日抵達舊金山，與家人團聚的那一刻時，我感到一切都值得了。
在圖伯特期間，我曾得到一些消息，知道包括美國政府在內的外界正在關注我的處境。瑞士、荷蘭和德國政府也在關注我。來自外界、來自世界各地公民社會及各國政府的關注，確實幫助了我。這體現在例如同監囚犯和監獄管理人員對待我的方式上。雖然我與親屬之間的通信受到限制，以致與外界隔絕，令我十分痛苦，但我受到任意懲罰和毆打的情況有所減少。
我認為，如果我們時常牢記當地的真實處境，各位對我這樣的人以及對整個圖伯特事業的支持，就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
- 有成千上萬像我一樣的藏人，正積極參與抗爭。身在圖伯特的藏人並非受害者，而是推動變革的行動者，正努力尋找並利用一切機會，為更好的未來而奮鬥。我們需要外界的支持，也需要與外界攜手合作。
- 任何爭取更多自由或民主的嘗試，都會受到中國的壓制。無論這些嘗試是在中國、西藏，還是最終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是如此。容忍自由與民主違背了（中國共產黨）這個政權的本性。
我十分清楚，美國國會和行政當局過去曾給予圖伯特事業、達賴喇嘛尊者以及藏人許多支持。我知道，美國國務院設有圖伯特問題特別協調員一職，我原本很希望能與這位協調員會面。但有人告訴我，這一職位至今尚未任命人選。我也獲悉，國會已經提出了一些有關圖伯特的重要法案，包括《圖伯特旅行對等法案》（Reciprocal Access to Tibet Act）。
國務院
頓珠旺欽會見美國國務院官員，並表示：藏人沒有放棄爭取自由的鬥爭！
我不是政治人物，對各位的立法程序細節瞭解有限。在華盛頓的國際聲援西藏運動（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的朋友，向我解釋了他們向國會提出的建議、所要實現的目標，以及一些重要細節。我很樂意支持以下建議：
- 美國國會就圖伯特採取的行動，會向身在圖伯特的人民傳遞強有力的信息。然而，要對抗對新聞自由及來自圖伯特的新聞報道的系統性壓制，就必須採取系統性的應對措施。因此，國會應通過《2017年圖伯特旅行對等法案》。
- 通過相關決議，表達國會的立場：藏人所受到的對待，應當成為美國處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時的重要考量因素。
- 要求美國行政當局在適當的國際場合，包括聯合國機構中，提出西藏問題。
- 敦促中國釋放藏人政治犯，包括第十一世班禪喇嘛——根敦確吉尼瑪。
我的願望是，無論各位採取什麼措施，都請抱持最堅定的信念，以最有力、最睿智的方式付諸行動。
作為一名竭盡所能讓同胞的聲音被聽見的藏人，我可以向各位保證：身在藏地的藏人從未放棄。
我想借此機會，向各位致以誠摯的謝意。
謝謝
頓珠旺青和妻子
翻譯: Yuqiao Hu 編輯: Ginger Du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