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9日訊】2008年10月，全球被金融海嘯侵襲著，同時也引發對諾貝爾經濟學獎歷年來多所表彰的「自由市場理論」之質疑，因為自由市場理論被有些人認為是這波經濟風暴的罪魁禍首。就我看來，這是因果顛倒的指責，甚至有誣衊之嫌呢！
信用敗壞、人心沈淪是禍源
簡單地說，包括那次的金融風暴，源頭都是「信用敗壞、人心沈淪」，將金融或貨幣的本質扭曲、毀壞，於是原本作為「信用工具」或「交易媒介」的金融或貨幣，回過頭來釀成巨禍，使市場機能受到嚴重的創傷，甚至於無法運作。由所謂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如雨後春筍般大量湧現，人們在「槓桿原理」的催眠下大肆進行金錢遊戲，大演「五鬼搬運」戲碼，造成偌大金融泡沫，於是「真實經濟」和「虛擬經濟」嚴重不對稱。2008年時，全球金融衍生工具總市值估算超過681萬億美元，實際上全球的GDP還不到60萬億美元，所以虛擬經濟可以無限放大很多機構的資產，這個資產反過來又可以擴張他的信貸，這樣一個過程非常危險。比如說槓桿投資，它可以放大到二十倍到三十倍。三十倍如果下降到3%的話，其整個本金投資就會消失掉。
在次貸危機爆發前，雷曼兄弟持有大量的次級債金融產品（包括MBS和CDO），以及其他較低等級的住房抵押貸款金融產品。其有可能減值的「問題資產」為71億美元，大大超過了它的緩衝資本32億美元，兩者的比率高達2：1，於是當房屋滯售、價格跌落、信貸緊縮時，這個有著158年悠久歷史的投資銀行，最後不得不宣佈破產。
所以，可說一切的一切，其實都是「貨幣過多」和對「貨幣角色」誤解惹的禍。說到這，我不禁懷念1993年10月23日去世的蔣碩傑院士，也為他生前未能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而叫屈。因為他畢生就是在捍衛「貨幣的本質」，緊守「貨幣為交易媒介」，要各國央行嚴控貨幣數量。終其一生，蔣先生始終堅持貨幣是「流量」而非「存量」的基本觀念。
貨幣是「交易媒介」
貨幣流量之說就如同視貨幣為人體的血液，流動不已，讓經濟體系動態地順利運作，而經濟體系的運作當然是無數的「個人」之交互關係、或交易行為的持續不斷進行。說得白話些，貨幣是當「交易媒介」之用的，應採用「狹義貨幣」定義。蔣先生這麼說：「……我所以堅持要用狹義的『貨幣數量』的定義，其理由是在通貨膨脹威脅之下，貨幣只可能被用作『交易的媒介』或『支付的工具』，不會再被廣泛的用作『價值的儲藏工具』了。同時也只有狹義的『貨幣』才能用作『支付工具』，其他附有利息的儲蓄性存款，雖然可以用作『價值儲藏工具』，卻不能用作『支付工具』，而必須轉換為『貨幣』才能用以購買或支付，與其他『票據』等並無二致。所以我一向主張不可將儲蓄性存款與狹義的貨幣合併在一起而統稱之為廣義的貨幣M2。」
流量概念或狹義貨幣，就是只承認貨幣作為「交易媒介」功能，貨幣是需以生產或服務行為的價值作後盾，本身並無價值，蔣先生又說：「在通用貨幣為交易媒介而不准私人自製貨幣的國家，一般人民及廠商要想得到一些貨幣以供行使之用，必須先從事一種生產或服務行為以賺得相當價值之貨幣。其所賺得之貨幣，即是他對國民生產的貢獻之指標。他們以如此賺得的貨幣來購買一切商品，就是享受他們自己的生產行為應得的成果。」
可惜的是，蔣先生的理念並非主流，於是讓貨幣的面目模糊，各種金融商品大肆炒作讓膨脹不已的虛擬經濟形成金融泡沫、不斷荼毒人類。讓人難過的是，由政府紓困、救市頻頻循環出現，可知人類還是沒從歷史得到教訓，依然誤解貨幣、濫用貨幣、濫發貨幣。如此，金融風暴怎會止息？在嘆息聲中我不禁更懷念起蔣先生來了！
蔣先生是一位終其一生執著一貫理念，且能不計毀譽的學者，我們當然對其心路歷程深感興趣，更想知道他為何得以參透並揭穿流行的凱因斯理論之謬誤。尤其，在全球的經濟學界，能占一席之地的華人經濟學家並不多見，蔣碩傑先生卻毫無疑問的，是其中出類拔萃的一位。他的文章多次出現在國際第一流的專業雜誌上，成為無數後學者必讀的經典之作，也曾被提名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候選人之一，因此，更加強我們想了解他的期盼。底下就先由蔣碩傑的生平談起，再談他給我們的啟示。
蔣碩傑生平
蔣碩傑於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在上海出生，祖籍湖北省應城縣，幼年在中國接受小、中學教育；一九三三年留學東京，陰錯陽差的進入慶應大學經濟學系就讀。中日戰爭爆發後返回中國，一九三八年轉赴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次年發生歐戰，倫敦政經學院遷至劍橋，借劍橋大學園地開課，蔣碩傑也因而得以兼聽到劍橋教授的課。一九四一年得到倫敦政經學院「科學學士」，一九四五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並以該年度最佳博士論文獲得該校之「赫其森銀牌獎」（Hutchison Silver Medal）。一九七五年再憑其歷年發表之著作，榮獲「科學博士」（D. Sc.）學位，一九八五年更獲選為倫敦政經學院之「榮譽院士」（Honorary Fellow of L.S.E.）。
一九四五年學成回國後，恰逢抗日戰爭結束，被張公權先生延攬至東北行營經濟委員會任調查研究處處長。不久因東北局勢逆轉，乃離瀋陽赴北平，承胡適先生延聘至北大任教，並先後在燕京大學、南開大學兼課。直至北平撤守，乃於一九四八年輾轉至台灣大學擔任教席。次年應聘就職於國際貨幣基金（IMF），一九五四年應中華民國政府邀請，由國際貨幣基金借調來臺數月，任行政院經濟顧問。也就在那時，受知於尹仲容先生，才對台灣經濟產生深遠影響，而在一九五八年膺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九六○年離開國際貨幣基金，赴羅徹斯特（Rochester）大學任教，一九六九年再轉至康乃爾大學，直至一九八五年退休；一九八一～九○年擔任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一九九○年至一九九三年為該院董事長，一九九三年十月病逝於美國。在美國任教期間，蔣碩傑時常利用假期來臺，以備政府財經當局諮詢，同時也多次邀請國際知名經濟學家來臺講學，而且協助臺大設立經濟學博士班，對培育人才卓有貢獻。
蔣碩傑在倫敦政經學院求學時，受到三位老師的影響最大，一為羅賓斯爵士（Lord Robbins），奠定其正確的經濟學基本觀念；二為羅伯森（D.H. Robertson），雖然蔣碩傑是在寫完博士論文後才聽到他的課，但由羅伯森的書得到很大的啟示，也促使蔣碩傑堅信貨幣理論的流量（flow）分析法優於存量（stock）分析，而也由於羅伯森的影響，蔣碩傑全力轉向貨幣方面的研究，我們由蔣碩傑聲稱自己屬於羅伯森學派，就可得知羅伯森應是影響他最深的了，而蔣碩傑之所以不遺餘力的批判凱因斯理論，也是相信羅伯森理論的緣故；第三位對蔣碩傑有所啟發的是高舉自由火炬的海耶克（F. A. Hayek, 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他是蔣碩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
了解並揭穿凱因斯理論的繆誤
在倫敦政經學院搬至劍橋上課的那段期間，蔣碩傑參與劍橋大學老師的課，因而對於凱因斯學說有直接而充分的了解。凱因斯的那本鉅著《一般理論》，是蔣碩傑在一九四○年大二暑假到威爾斯逃避轟炸時看的。在看完該書時，對書中的新穎看法極有興趣，也仰慕凱因斯，再加上在劍橋聽了許多關於凱因斯理論的課，有一度對海耶克的主張懷疑。但在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之後，反而認為凱因斯理論大有問題，於是成為日後抨擊凱因斯理論的根源。
蔣碩傑在當研究生時，就表現得極為出色，在完成博士論文前，就已在有名的學術刊物上發表了三篇論文。第一篇是批評凱因斯關於人口成長和經濟成長的論文；第二篇討論股票投機與所得水準的關係，是批評凱因斯學派健將卡爾多 （N. Kaldor）見解的；第三篇則指出庇古（A.C. Pigou）《就業與均衡》一書中的一項錯誤，並提出改正方法。他的博士論文題目是「景氣循環和邊際利潤的波動」，是海耶克向他建議的。終其一生，蔣碩傑以英文寫作並發表於著名學術刊物的論文計四十餘篇，主要的貢獻在貨幣理論和國際金融方面。
蔣碩傑對世人的啟示
對於經濟學家們的意見紛歧，蔣碩傑打比喻說：「同樣看天上的一朵白雲，有人會說像駱駝，有人卻說像羅漢，有人說像棉花」，他因而認為經濟學家們的意見分歧不足為怪。他又認為，經濟學不能脫離現實社會，經濟學家最起碼應有物理學家的精神。而且，理論要與事實相契合，不能像有些數理經濟學家一樣，將經濟學當作一門和幾何學差不多的學問，從幾個定義的基本原則出發，來推演出一些命題來。蔣碩傑不能苟同他們只問這些命題是否合乎邏輯，不問其是否合乎事實的態度。
蔣碩傑認為經濟學家如果能夠提出正確的主張，對社會的貢獻是不能忽視的，因為人民的福利大多與經濟有關，正確的經濟政策對人民的生活，影響太大了。其實，他自己的行事就是很好的印證。
至於如何開始研習經濟學較恰當，蔣碩傑以他為例，強調學經濟學和其他科學一樣，首要訓練獨立思考的能力，邏輯和數學是兩樣必備的工具。他之所以在當學生的時代，就膽敢批評凱因斯、卡爾多、庇古這些當紅的學者，就是拜在慶應大學時學了些基本邏輯之賜。他對華人學生不敢正面跟老師們衝突一事，很不以為然。蔣碩傑雖也認為數學是了解經濟學的重要工具，但特別提醒，切忌本末倒置地反以數學為主，以致脫離現實，使經濟模型失去解釋實際問題的能力，就得不償失了。
蔣碩傑木訥寡言，不善言詞，每說一句話和每寫一個字都再三斟酌。寫學術文章固然如此，就是寫一篇時論，也是修修改改，精益求精，不到滿意程度不輕易送出門，因此產量不多，但每一次出擊卻都引起大震撼。已故的張茲闓先生形容蔣碩傑是「君子和而不同」，亦即，秉性是溫和的，但不輕易苟同別人的看法，就連對深交的劉大中先生之某些論點，也殊不以為然。此種追求真理和嚴謹的做學問精神，與一般的世界級大師殊無二致。就是在退休之後，也仍本此精神孜孜矻矻作研究，蔣先生雖已於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三日離開塵世，但他堅持自由經濟理念的精神卻永不消褪，並已顯現出路遙知馬力的事實呢！此種典範足資後學者遵循！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