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4月22日訊】譯者按：4月20日是高智晟的生日，他於2017年8月13日再次被失蹤，至今杳無音訊。麥塔斯先生在2007年給高智晟頒獎會上的致辭（注：1），今天仍然有著鮮活的現實意義。經他允許，翻譯成中文，以饗讀者。
原作者按：2007年6月30日於加利福尼亞州聖塔芭芭拉舉行的全美庭審辯護協會董事會（the American Boardof Trial Advocates Directors，ABOTA）會議上關於頒發「勇敢倡議者獎（the Courageous Advocacy Award）」給高智晟時的發言修訂稿，2023年3月12日。）
我從未與高智晟會過面，從未與他透過電話、也從未透過電子郵件或信件與他交流過。但我從個人的經驗中知道，他是一位英雄，公認的稱職是律師。
下面是我個人與高智晟之間的關聯。
2006年5月，非政府組織「調查迫害法輪功聯盟（the Coalition to Investigate Persecution against the Falun Gong）」請我和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作為獨立專家對中國強摘法輪功修煉者的器官的一系列指控進行調查並撰寫報告。指控認為，法輪功修煉者被殺害以獲得器官，屍體被火化，他們的器官被移植給來自世界各地的支付巨款的客戶。大衛·喬高是加拿大政府前官員、前亞太部長。
當然，為了作這項調查，我們要去中國。因為我是加拿大的移民律師，所以我知道當申請附有簽證國的某個人的邀請信時，更有可能獲得簽證。我們四處徵求來自中國的邀請信來做這項工作。回應我們的人是高智晟。
大衛‧喬高和我請求與中國（中共）駐加大使館面談，討論入境的條件。我們的請求被接受了。但會見大衛‧喬高的人只是否認上面的指控，而對我們的旅行不予理睬。所以我們一直就沒有正式地申請簽證，也沒有向中國（中共）大使館提交高先生的邀請函。
此後不久，高先生於8月15日被逮捕、遭受酷刑，並以所謂的「煽動顛覆罪」被起訴，12月12日被定罪，並於12月22日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雖然緩刑，但他仍被軟禁至今（譯者註：在作者發言的時候）。大衛‧喬高和我忍不住要關注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高先生從難以想像的最劣勢的環境成長為一名成功的民間律師。他出生在窯洞裡。他的父母無力供他上學；所以他站在教室的窗外聽課。然而，在2001年，中國（中共）司法部將高先生評為中國十佳律師之一。他曾爲許許多多處境困難的客戶進行辯護，例如，煤礦工人起訴他們的雇主，還有一位客戶要求（政府）賠償因為當局準備2008年奧運會而被沒收的房屋。
他其中的三位客戶是楊茂東、鄭貽春和蔡卓華牧師。楊先生因向廣東（番禺）太石村村民們提供法律諮詢而被拘留，而村民們試圖以腐敗為由罷免村主任。鄭先生是記者、前教授，因在網站上發表言論而被判處七年徒刑。蔡卓華牧師因印刷、出售聖經等被判入獄三年。
只要高先生不碰法輪功，他就可以安全地代理此類案件。正是他對（政府）迫害法輪功的抗議最終給他自己帶來了麻煩。
然而，這一事實提出了一個更深的問題。為什麼高先生爲法輪功受害者辯護要比代理其他客戶有更大的危險？為什麼中共政府認爲替法輪功挺身而出比為基督徒辯護更壞？
我猜在座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什麼是法輪功。但知道了它是什麼也不能回答我上面的問題。
法輪功是中國的古老傳統修煉功法。氣功是一種鍛鍊方法，其中太極拳在西方最知名。法輪功的核心教義是尊重「真、善、忍」的原則。法輪功沒有政治意圖或政治綱領。它倡導和實踐非暴力，甚至在自衛中也是如此。比起其他團體，中共政府更賣力地追捕一群除了健身和打坐冥想之外什麼也不做的無辜的修煉者，這到底是為了什麼？
如同所有的受害事件一樣，問題在肇事者，而不是受害者。舉例來說，檢視猶太人對我們理解反猶太主義毫無幫助，我們必須要檢視反猶太主義者。了解法輪功受迫害的情況並不需要學習法輪功；但這確實需要對中國共產黨有所了解。
1992年法輪功傳世，正值鐵幕（the Iron Curtain，譯者註：指東歐共產主義陣營與歐洲自由國家之間的分隔）落下和蘇聯解體之際，其創始人李洪志先生著書立說，掀起了當今的法輪功運動。根據1999年中共政府的估計，當時法輪功有七千萬信衆，多於中共六千萬左右的黨員人數。
在中國，對任何非共產主義信仰體係擁有如此多的信衆都不可能視若無睹。中共黨員開始了對法輪功的批評，起初是在中共的底層。但這種意識形態上的沖突最終抵達最高層。當時的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對法輪功的壯大感到震驚。在他看來，共產黨意識形態的霸主地位受到了威脅。1999年7月，他下令中共取締法輪功。
在一個層面上，中共鎮壓法輪功似乎純粹是極權主義的瘋狂，是憑空製造了一個敵人。共產黨需要敵人來鞏固它的政權，而法輪功恰恰不幸成了它的敵人。
在共產主義政權看來，沒有一個敵人會很糟。因為，當沒有人可以被妖魔化的話，共產黨就無法證明自己掌權的合法性。
毫無疑問，在極權主義體系內部，這種瘋狂是存在的。但是，還有另一個層面，即中國特色的層面。法輪功是中國古老傳統的產物，這些傳統有了現代的形態。用黑格爾或馬克思主義的話來說，它們是中國歷史辯證法的現階段。它們代表的是真實的中國、基層的中國、人民的中國。
法輪功出現在1992年絕不是一個巧合，因爲當時全球對共產主義任何的信念正在終結之中。用什麼來填補共產主義在全球崩潰後所留下的意識形態空白呢？在中國，答案就是法輪功。
中共認爲，法輪功是一個退步，一個巨大的倒退，回到了共產黨掌權之前的中國。法輪功的成功就意味著，除了共產黨留下的創傷之外，中國還是以前的中國，好像從未有過中共一樣。
共產黨人的難題是，法輪功是地地道道來自中國，而共產主義顯然是外來的。共產主義就是侵入中國的西方意識形態。共產黨人看到了，一種廣泛流行的源於中國自身的意識形態正在切斷他們立足的根基。
容許法輪功的存在，至少在短期內並不意味著現政權的崩潰。但這將意味著共產黨在中國人民心目中存留的任何意識形態都會消失。一旦連共產黨內部都沒有一個人相信共產主義了，共產黨對權力的失控就不遠了。這似乎就是中共要殘暴鎮壓的原因，這種鎮壓沒有底線，比對任何其他群體的鎮壓都要嚴重得多。
從中共對法輪功的辱駡就可以看出它在意識形態上的恐懼。曾經針對資本家、資產階級和剝削階級的全部仇恨現在用來針對法輪功，誣衊法輪功是X教，是被洗腦來殺害自己和他人。
如人所料，一個遭受如此極端詆毀的群體，其受害的程度是很可怕的，遠遠超過了任何其他群體。（中共）首先是煽動仇恨。然後是非人格化、邊緣化和非人性化。最後是酷刑與殺戮。
聯合國酷刑問題特別報告員（the UN Special Rapporteur on Torture）2006年3月的報告表明，在中國遭受酷刑和虐待的受害者中，66%是法輪功修煉者。其次是維吾爾人，佔11%。其餘的羣體都在10%以下。截至2006年12月22日，大衛‧喬高和我確認了超過3,000名因迫害而死亡的有名有姓的法輪功修煉者。
是高先生自己走進了這個漩渦。在2004年12月、2005年10月與2005年12月，他寫了三封抗議迫害法輪功的公開信。
第二封信發出之後，北京市司法局暫停了他的律師事務所營業一年。12月，吊銷了他的律師執照。
高先生對（當局的）這種行為的回應是公開退黨（譯者註：宣布與妻子耿和一起退出）並寫了他的第三封信。第三封信發出後，他接到了警方的電話。警方通知，他已經越過紅線，給自己帶來了麻煩。警方稱，他、他的妻子和孩子都在被調查。從12月開始，他和家人一直受到警方監視。
2006年1月，在他發現警察拍攝他之後，他也拍攝了警察，因而遭到逮捕。這次警察威脅要搞死他。幾天后，還是在一月份，一輛遮著牌照的汽車，後面跟著一輛同樣遮著牌照的軍車，企圖碾壓他。
作為回應，高先生組織了接力絕食。律師和維權人士輪流禁食一、二天，以此抗議政府的迫害。當局逮捕了他的律師事務所工作人員。高先生則是保持律師事務所開門，儘管他被取消了律師資格。但從二月中旬開始，他不得不在沒有工作人員的情況下繼續工作。
2006年3月，第一批關於活摘法輪功修煉者器官的報道公開後，這些報導促使了我們自己進行調查，高先生的聲音就沒有停止過。他發表文章譴責（中共當局的）這種做法。他表示願意加入授權我們開展工作的「調查迫害法輪功聯盟」。
隨後，高先生邀請大衛‧喬高和我去中國開展我們的調查。這本身就是一種勇敢的行為。但邀請的方式卻更加大膽。
我一開始就說過，我從未與高先生直接交流過，但高先生邀請了我們去中國，這兩種說法看似矛盾，但都是真的。
他在邀請信中寫道：
「由於我所有的（有線）電話和網絡都被切斷了，我只能（用手機）通過記者和媒體進行交流。」
確實我們是經由媒體才收到邀請函的。高先生給記者打電話向我們發出了邀請。接著記者打電話給我們的翻譯轉達了他的邀請。隨後，記者給她所在的《大紀元時報》發稿，並在2006年6月11日的版面上刊登了邀請函。
我必須承認，我對高先生這樣做感到不安，以這種方式邀請我們，是把他自己置於危險之中。他在（邀請）信中預見到並回答了我的擔憂：
「你可能擔心我對你的支持和邀請會危及到我。但我面臨的危險不是因為我對你們的支持和邀請，而是因為我們面對的是一個邪惡的獨裁體制。因此，危險已經存在。危險的根源在於這個邪惡的、非人性的制度，而不在於我們選擇做什麼。」
我們的報告的第一版於2006年7月6日公布，結論是上述那些指控是真實的，大規模地摘取法輪功修煉者的器官的情況確實存在，他們並因此被殺害。在第一版報告中，我們盡了最大努力保護高先生，沒有提到他和他的邀請，也沒有提到他反對迫害法輪功的公開信。儘管如此，我們非常感謝他，不僅因為他的示範作用，也因為他的分析和見解。
在高先生幾乎立即被捕並遭受酷刑、定罪和判刑時，我們感到震驚。但是，基於我們對中共的了解，我們一點也不感到驚訝。
高先生的驚人之處，不在於他令人欽佩地為了正義和法治挺身而出，也不在於他因此受到極其殘酷的迫害。而是，在迫害加重而愈演愈烈的時候，他堅持自己的立場。他清楚地知道，他所做的一切將會為他帶來災難；但他還是要做。
正是因爲這一點，大衛‧喬高和我決定提名高先生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今年一月底，我們向挪威諾貝爾委員會發出了提名信。
我個人贊成給高智晟頒發這個獎項（譯者註：即勇敢倡議者獎），從某些方面看，這是比諾貝爾和平獎更大的榮譽。我很清楚，他是五十年來第三位獲此殊榮的人，也是第一位唯一的得獎者。而且，他完完全全地符合有關勇敢倡議者的說明中的所有條件。
我們都希望永遠不要再出現高智晟所遇到的那樣的情況。但我們也必須希望，如果我們遇到了，我們會像他一樣去做。高智晟，我們向你致敬。
大衛‧麥塔斯是加拿大曼尼托巴省溫尼伯市的律師。
註：（1）https://medium.com/@DavidMatasLawyer/honouring-gao-zhisheng-9bdfae856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