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13日訊】（記者徐曼沅洛杉磯報導）第九屆亞洲國際電影節（Asian World Film Festival，AWFF）的「台灣電影日」（Taiwan Film Day）於9日（週四）於卡爾弗城（Culver City）舉行。第59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九槍》（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映後，導演蔡崇隆與洛加大（UCLA）教授白睿文（Michael Berry）參與座談。
2017年8月31日，台灣越南籍失聯移工阮國非，遭警察連開九槍致命。蔡崇隆用了5年時間，從多角度探討這一事件的全過程。全片時長90分鐘，但卻用了將近30分鐘的篇幅，忠實呈現警方執法的記錄器畫面，讓觀眾看到了被忽略的真實視角，至於真相如何，每位觀影者自有判斷。
意外成為警方教材
《九槍》以阮國非之死為主線，縱深探討的卻是台灣已逾73萬人口的移工問題。蔡崇隆表示，外籍移工已成為台灣社會不可規避的問題，相關政府單位與法規都需要重新審視，他認為這不僅是台灣的議題，也是很多國家都在遭遇的問題，只是台灣社會更有勇氣去面對。
有些高中生觀影後，開始反思成年人漠不關心的態度；也有台灣地方警局向蔡崇隆表示，希望以《九槍》作為內部訓練影片，讓基層員警了解如何處理危機。蔡崇隆告訴大紀元記者：「要在大陸，我早就被抓了。」紀錄片中還原了阮國非中槍後在沙地垂死掙扎的血腥畫面，警方缺乏善意與急救常識，甚至認為阮國非仍有攻擊性的對話，讓觀眾駭然。
《九槍》是台灣移工議題首次躍上大螢幕，不僅在台灣引發諸多討論，也獲得國際觀眾和影評人青睞，但有機會成為警方教材，卻是蔡崇隆始料未及。他說：「這就是台灣可貴的地方，基層員警也想做得更好。」政府面對「家醜」外揚，不僅沒有「遮羞」的心理，反而鼓勵躍上國際、直面問題。
蔡崇隆認為，公布警方的這些鏡頭，的確有些傷害國家形象，但這也再次證明，台灣是有自信的國家，「我們可以面對自己問題，可以改變」。拍攝過程中，蔡崇隆沒有遭遇到任何官方壓力，警方也沒有掩蓋事實，更沒有打壓他的創作。
讓逝者「發聲」
紀綠片以阮國非在社交媒體曾發表的詩文為畫外音，開啟了獨特的靈魂視角，讓逝者「發聲」。《九槍》讓觀影者了解，這些移工也有情感、理想，他們來到異鄉工作，無非是想改善家人的生活條件，他們不是恐怖分子或反社會的毒蟲，只是再普通不過的平常人。
蔡崇隆坦言，使用警方監視器的鏡頭，的確會有侵犯他人權利等法律風險，但他認為「值得被告」；至目前為止，也尚未收到過律師函。
訪問阮國非在越南的家人時，蔡崇隆拍攝了許多田間畫面，他發現越南的自然環境和台灣非常相似，「過去的台灣也是如此純樸，我們也是這麼走過來」。這些移工處在台灣社會邊緣，是政策結構性的問題，而不只是移民們個人的問題。
台灣移工制度亟需檢視
「我希望能打破同溫層，這個議題雖然沉重，但卻能讓不關心的人開始關心。」蔡崇隆認為，台灣的移工越來越多，從營造、製造業到家庭幫傭與看護，移工已超越一個縣市的人口，台灣社會需要更平等的勞雇關係。
拍攝《九槍》的初衷，是透過影像讓觀眾思考台灣移工的困境。蔡崇隆說：「我希望觀眾意識到，這些移工也是人，也一樣有尊嚴。」台灣在疫情後有8萬名所謂「非法移工」，他們被危險化、污名化，但蔡崇隆認為，這些「非法移工」是制度造成的罪犯，他們並沒有違反刑法，只是違反行政法，台灣的移工制度，極需重新檢視訂定。
創作《九槍》時，蔡崇隆遭遇最大的難題是如何把握「尺度」，他希望公布警方紀錄器畫面，不只是剝削死亡的生命攫取觀眾注意，而是希望大眾能有脈絡地理解，阮國非事件表面上是警察執法過當的問題，但事實上，還有整個關於台灣移工制度的問題。
蔡崇隆雖是學法律出身，卻長期關心社會議題，他曾任新聞記者，成為紀錄片工作者後，長期將鏡頭聚焦於台灣司法人權問題，曾創作為死刑犯平反的《島國殺人紀事》三部曲，以及聲援RCA女工的紀錄片《奇蹟背後》。對他而言，《九槍》是對台灣移工致歉的墓誌銘，在第9屆亞洲國際電影節登場，獲得諸多反響，也讓他感到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