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3月11日訊】中國近些年來爭強好鬥，處處和世界頭號強國美國較勁。2019年，中共中宣部推出以閱讀習近平語錄為主的「學習強國」移動應用程序，通過行政手段強制大陸民眾安裝學習，「強國」自此成為中國的一個奇葩代號。不過，與「強國」諧音的「牆國」卻在民間更加流行。政府用網絡防火牆封鎖信息和輿論，「翻牆」查看海外的自由信息成了民眾熱中的一種流行文化。
習慣以萬里長城這堵牆自豪的中國到底是「強國」還是「牆國」？有過翻牆經歷的大陸中國人大多都在心中也橫著一堵有言難訴的圍牆。2020年7月1日中共在香港實施《國安法》後，把「強國」禁錮大陸的那堵圍牆延伸到了香港，導致大量的香港人翻牆而出，逃離香港。按香港入境處的統計數字，最近三年，經機場淨離港人數超過50萬。
2023年，歷經三年疫情的中國政經狀況持續惡化，開始出現新一波逃亡潮，中國人無論貧富都在想辦法離境前往海外。偷渡美國的「走線」風潮悄然興起，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冒著生命危險跋山涉水、穿越叢林、經由美墨邊境翻牆進入美國。根據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11月分的資料，2023年通過走線進入美國的中國人超過2.4萬，比過去10年加起來還多。
從中國大陸跑到海外的西方國家生活已經逾20年了，我並不是偷渡出來的，但每當看到中國人翻牆走線的故事就有一種深深的感同身受。走線可能要花一兩個月的時間，翻牆也許就是幾分鐘時間，而我卻感覺幾十年來的生活經歷每時每刻都在走線，都在翻牆。
我的四次翻牆經歷
我在小時候確實為了偷跑出去看電影或看電視劇而翻過幾次圍牆。不過我說的翻牆經歷卻不是指的這個。讓我刻骨銘心的是翻越那些看不見卻實實在在擋著我們路的圍牆。
在我有記憶的時候中國的文革已經接近尾聲了，劃分家庭階級成分是我人生中最先感知到的第一道圍牆。因為母親的出身成分被劃成富農，我們家在鄉親和家族中經常受歧視。父親受牽連在仕途上受阻，我們全家還被下放農村。姊姊被推薦上大學卻因母親的成分問題被鄰居用大字報給告了下來，以至於她一直對此耿耿於懷。
假如說家庭成分是困擾我的第一道牆，那農村戶口肯定就是我撞上的第二道牆。我們家是村子裡的外來戶，再加上自己又長得身單力薄個子小，從小就經常被鄰居大孩子們欺負。為了擺脫農村這個看不到出路的生活環境，我們十幾年的寒窗苦讀只是為了能考上大學轉戶口，翻出農村這道牆。非常可笑的是，在我大學畢業沒幾年後，城市戶口就變得不值錢了，隨著下崗工人的出現，沒工作、沒房、沒地的城裡人反而不如有地的農民了。如今的大學生也是越來越貶值，連個糊口養家的工作都很難找了。
大學畢業後我被分到了南京一家大型國有企業，原本雄心勃勃想在工作中做點成績出來，不成想，單位裡人浮於事，處處都是為了職稱、獎金、分房等利益明爭暗鬥的辦公室裡的故事。國營企業的所謂鐵飯碗就是按部就班的僵化體制，每個人都戴著面紗裝樣子互相提防，死氣沉沉的工作環境成了困擾我的第三道圍牆。每天耗日子一樣從單位的圍牆進出就像為了一口飯而待在監獄裡一樣。
我在這個國營大企業僅僅待了不到兩年的時間，就決定跳出體制翻牆下海了。我和北大畢業的一個中學同學一起辦了一個科技廣告公司。我們倆曾經是當地文理科的狀元，覺得憑藉兩個人的聰明才智至少可以養活自己。但是，折騰了一年時間，才發覺在一個缺乏自由競爭的環境裡創業，即使離開國營單位，還是很難真正擺脫無處不在的體制這堵牆。
最後我們決定再翻一次牆，各自進修了一年外語，申請出國到歐洲留學。我來到了德國的柏林。
走近柏林牆
我到柏林那年，德國已經完成了統一。東德人不再需要冒著生命危險翻越柏林牆去尋找自由了。柏林牆已經從箝制自由的噩夢變成了見證自由的風景，只留下幾處殘存的廢墟供遊客觀光。
那時德國的大學都是不收學費的。留學生每月只需打幾次短工就可以掙到足夠的生活費，並輕鬆地交上學生宿舍的房租。當時，柏林正在大規模地重建，曾經的東柏林成了歐洲最大的建築工地。我住在西柏林市中心，但在學生工作介紹所找到的工作常常是在東柏林地區。所以經常跨越那道已經消失，卻曾經存在的圍堵自由之牆。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戰敗的德國被分成東德和西德，一個是隸屬於共產黨陣營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個是屬於自由民主世界的資本主義國家。前納粹德國的首都柏林也被分成蘇聯占領的東柏林和美英法三國占領的西柏林。柏林牆最早建於1961年8月13日，全長167.8公里，是東德共產黨政府為了阻止東德居民逃往西德而修築的隔離牆。柏林牆把有「自由世界櫥窗」之稱的西柏林在東德境内圍成一座孤島。柏林牆是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PK的分界線，也是專制政權殘暴封閉的標誌。
柏林牆是美國和蘇聯東西方兩大陣營冷戰衝突的產物。在柏林牆修建之前，共計約有350萬東德居民逃離蘇占領區和隨後的東德，其中1949年到1961年逃離的人數約為260萬，大部分都是年輕人和知識分子。此外還有大量的波蘭人與捷克斯洛伐克人通過西柏林這條通道逃往西德和其它西歐國家。柏林牆修建後，這條逃亡通道遭到了抑制，此後28年的時間裡，只有約5000人嘗試翻越柏林牆。1962年起東德政府的《開槍射擊令》生效，東德邊防軍允許對非法越境者開槍射擊，大約有兩百人被射殺。
1989年我在中國大學生活的第一年，就趕上了那年著名的中國學潮。6月4日，中共軍隊在天安門廣場開槍鎮壓民主示威運動事件發生後不久，柏林牆倒塌，東歐共產政權也接連倒台。1989年在中國持續兩個月的民主運動沒能推倒專制的紅牆，卻可能催化了這年秋天在東歐共產政權的和平解體。
1989年東歐國家發生政治變革，匈牙利政府開放和奧地利的邊境。大批東德人借道捷克斯洛伐克經匈牙利逃往西德。1989年東德逃亡西德的人數高達34萬，東德老百姓的大規模出逃使東德共產政權瀕臨坍塌，難以為繼。繼1989年10月萊比錫高達百萬人的遊行之後，11月4日和東柏林爆發了東德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示威抗議，遊行人數超過百萬。1989年11月9日東德政府宣布允許公民申請訪問西德和西柏林，當晚柏林牆在東德居民的壓力下被迫開放，民眾開始自發陸續拆除柏林牆，各大電視台現場轉播拆牆盛況。欣喜的人群還鑿下柏林牆作為紀念品。1990年6月東德政府正式決定拆除柏林牆。柏林牆的倒塌為結束東德共產黨的統治及兩德統一奠定了基礎。1990年10月3日，兩德正式統一東德政府解散，以幾個州的形式併入西德聯邦政府。
光頭黨來自東邊
東德共產黨政府把建築的柏林牆說成是防範西方的潛在侵略威脅「反法西斯防衛牆」，還有一個理由是為了阻止西方間諜通過西柏林向東部滲透。可是，兩德統一後來產生所謂新納粹卻都是來自東德地區。
在我還在柏林的時候，經常在周末時乘坐德國鐵路一個快樂週末計劃提供的特價票到柏林周邊的一些城市觀光散心。偶爾會在火車上碰到一些被外界稱為新納粹的光頭黨年輕人。他們見到外國人就會吼叫：「滾回你自己的國家去」。他們只是樣子很凶地叫囂幾聲，一般不會動手打人，並且車廂裡的其他德國人也會出面制止並迅速把他們打發走。這些光頭黨年輕人也就是類似中國人說的那種對社會現狀不滿所謂「憤青」，並不是什麽殺人放火的極端分子。但他們普遍有個特點，就是都是來自原東德地區的青年。
兩德剛統一的時候，東德人一下子就從大鍋飯的社會主義社會躍進到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工資福利等各方面待遇兩邊都一樣，真的彷彿天上掉了餡餅，一夜間上了天堂。兩種體制之間畢竟差距巨大，過了那段蜜月期的興奮之後，東德地區落後的經濟基礎和運營機制，再加上長期習慣的共產社會意識形態，在開放的自由市場經濟競爭中陷入癱瘓，工廠倒閉，失業率驟升。雖然西德每年耗資千億歐元補助東德，但是也無法填平兩邊的差距。
收入水平落差讓東德人自感成了二等公民。東部的百姓，特別是失業的年輕人心生不滿，甚至遷怒外國人，說是外國人搶走了他們的工作機會。這也就是光頭黨產生的背景由來。
東德式中國流
每當我走進東柏林或其它東德地區，我就有一種似曾相識的熟悉感，時不時還有一種又重回中國大陸的幻覺。雜草亂生的庭院，破落隨意的角落，不加修飾的細節，還有那火柴盒一樣千篇一律的筒子樓。連人也都是和中國人類似的舉止神態和思維模式。
在德國，東德地區和西德地區即使統一幾十年後依然保留很多難以抹去的差異痕跡，甚至是人的行為習慣和思想習慣也都截然不同。這種差異也許需要幾代人去慢慢彌合，不是十幾年或幾十年時間就能輕易抹去的。
有一次打工幫東德人搬家，居然發現她家的物件擺設也很中國化，更確切地說，是共產模式化。滿屋子大包小包，五顏六色，雜亂無章，和西柏林人家整齊有序，簡潔悅目的大氣風格迥然兩樣。
還有一次和一個東德老頭聊天，一提到中國他就很興奮，認為中國嚴酷的政治制度可以維護社會治安，計劃經濟制度可以公平分配。他還在回味東德的社會主義制度，但當我問他是否願意移民中國或回到共產東德時代，他卻連連搖頭說不願意。
在原東柏林的市中心有一處馬克思-恩格斯廣場公園，裡面立有共產黨鼻祖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雕像，平時很少有西方人在此駐足，在此流連拍照的往往是一些中國遊客或中國留學生。
我曾經遠遠地看著一群圍著馬恩雕像拍照的中國人情不自禁地想，我不遠萬里地從中國跑到德國，是要躲馬克思，還是擁抱馬克思？是在翻牆還是在尋找失落的圍牆？
現在很多中國人翻牆來到了國外，德國的柏林牆已經消失不見了，但是中國的那堵牆依然還在。東德人的大規模逃亡逃垮了柏林牆，那現在中國人新興的這波逃亡潮也能衝垮牆國嗎？
——轉載自《新紀元》第715期專題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