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4年05月03日訊】（大紀元記者宋唐、易如採訪報導）每當中國經濟下行的時候，中共就會要求政府部門要過緊日子，並大力宣傳政府過緊日子為的是百姓「好日子」。但這種政治遊戲並不能解決中國經濟問題，反而會加快經濟收縮，中共為了政權安全，根本不會真正放手發展經濟。
過緊日子的政治遊戲
中共總理李強在兩會《政府工作報告》要求「各級政府要習慣過緊日子」，之後中共財政部正式發文，要求中央及地方財政落實「過緊日子」政策。
中共各地官員們迅速反應，推出相關措施，嚴控「三公」經費和緊縮一般性支出，今年至少有 21 個省級政府削減了公務用車預算。貴州省省長承諾省級機關事業單位按照15%的比例統一壓減公用經費；湖南要求2024年省本級辦公用房維修經費壓減40%，更新公務用車必須同時達到「使用年限超過8年」、「行駛里程超過25萬公里」的條件。
雲南省統計局要求夏天不要將溫度設定在攝氏 26 度以下；內蒙古當局表示，政府機構應儘量減少購買新設備；四川宜賓市要求官員使用質量較差的紙張打印日常文件。
雲南一家國有煉鐵廠敦促員工嚴格控制各單位的瓶裝水消耗量，並鼓勵員工自帶水杯；內蒙古一個縣鼓勵政府工作人員1 公里以內的距離步行，在2 至5公里的距離內騎自行車，在更遠的距離內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台灣總體經濟學者吳嘉隆對大紀元表示，從中央到地方都有嚴重的財政危機，真的沒錢了，已經掩飾不下去了，只好叫公務員勒緊腰帶。先顧好跟維穩有關的軍隊、武警、公安人員，其他公務員就先砍約聘外人員，再讓約聘內互相支援，節省公務員的部分開支。
對於政府現在為什麼沒錢了？吳嘉隆解釋說，以前地方政府為了得到上級重視和升官，就借錢拼基礎建設，這叫債務經濟模式。問題是這些建設工程上很漂亮，但是沒有經濟效益。最典型的就是貴州山區裡面修了很多高速路和橋樑，沒有經濟效益就變成債務，要養這些基礎設施，還得再額外花錢。
「尤其是房地產危機之後，地方政府沒有辦法批地取得財政收入，這種缺口大約占40%的財政收入，現在只好砍公務員的工資獎金。」
吳嘉隆表示，原本1990年代末朱鎔基時代，中央財政已經不夠用了，就把地方的稅收拿過來，讓地方可以出售土地，這叫土地財政，又續了20多年的命，一直撐到現在。
「現在搞不下去了，因為開發商拿地蓋出來的房子，根本賣不掉。現在他們不敢去銀行貸款搞項目，地方政府就沒有賣地收入，然後要中央給移轉收入，中央也沒錢給。財政危機就這麼簡單。」
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DAVY J.Wong）對大紀元表示，過去的財政依賴於大量的出口、外資和房地產，但現在這三方面比過去大幅下降，有些行業甚至已經萎縮，導致財政困難。
他補充說，2012年到2020年這八年，由於當時要反腐要重新洗牌，要取得公務員跟軍隊的信任，公務員工資平均有3到4倍左右的增長，而現在基本上不再需要用這個方式去收攏人心，所以就把公務員工資又降回去。
過緊日子反而製造新經濟困境
專家表示，當局應該專注於如何讓地方政府增加收入、減少債務，而所謂過緊日子不可能明顯緩解財政壓力，相反可能會進一步引發經濟收縮效應，形成惡性循環。
吳嘉隆說，公共部門花錢少了，民間經濟收入當然就少，整個內需就下行，又會帶來下一波緊縮壓力，這在宏觀經濟學裡叫節儉的矛盾。大家都一起過緊日子的結果，經濟就不斷的收縮，收縮到最後就形成通貨緊縮的預期心理，經濟就更難翻轉過來。
「凱因斯早就提過這個問題，在經濟不好的時候，不能強調過緊日子，而是要相反，讓大家敢花錢肯花錢，才能夠把總需求找回來。」他說。
黃大衛認為，如果中共真想搞好經濟的話，應該鼓勵民營企業，但現在反過來國進民退，減少民間資本。
他分析說，北京的想法是更多想的是能夠控制在手上，能夠聽北京指揮，能夠按照政治需要發展經濟，這才是它想要的經濟。它覺得民間經濟再好，跟政治上面的需要並不是完全符合，但是這個難度非常高。
「但從過去歷史來說，計劃經濟跟國有企業能夠做好的話非常困難，因為它面臨了一個A去管B的錢，花C的錢的問題，人類歷史發展這麼多年，這個問題還是沒能解決。」
收割韭菜有新招 老百姓的日子更苦
中共財政部部長藍佛安今年3月份表示，過緊日子的目的是節省日常開支，以便政府能夠 「集中財力辦大事」，「黨政機關每節約一分錢，就能多花一分錢在民生上」。
吳嘉隆表示，「說什麼黨政機關每節約一分錢，就能多花一分錢在民生，不是這樣的，就是純粹沒錢了，哪來多花一分錢在民生？就是沒錢了。」
黃大衛認為，所謂集中財力辦大事，就是從政治上面考慮的一些重大舉措，與一般老百姓可能關係並不大。如什麼一帶一路、外賓接待各方面，對國外的支持力度還會增加。「說多花一分錢在民生上，目前來說還停留在說的層面，沒看到下一步行為，真的要花錢到民生的話，可能就增加老百姓的福利、減少稅收，目前還沒看到這一塊。」
中共黨媒大肆宣傳說政府過緊日子為的是百姓「好日子」。但最近以來，隨著重慶燃氣收費詭異暴漲事件，人們發現地方政府失去賣地收入後，電水氣、交通、通訊等公共服務費用都上漲了，全國各地都出現亂罰款現象。
據中共財政部網站數據，一季度全國稅收收入同比下降7.7%，降幅較1—2月擴大3.7個百分點。非稅收入同比增速則從1—2月的8.6%加快至12.2%，這表明中共利用公權力搶錢的力度在加大。
吳嘉隆表示，現在因為財政危機，又找不到新的收入來源，各個地方政府可能會有很多的罰款或者漲價，比如說卡車通過就說超重，然後就罰錢，等於說地方政府在搶錢，中央政府能搶的就搶，不能搶的也只好縮衣節食。
他說，財政收入沒有錢，到處想辦法變相加稅，這是中國歷朝歷代末期都有的現象。像明朝中央要承擔維穩的開銷，然後就變相加稅、橫徵暴斂，大印鈔票導致通貨膨脹，然後民不聊生、官逼民反、農民起義，最後改朝換代，中國歷代都這樣。現在就是進入到最後時期。
在中國經濟下行與政府收割的雙重壓力之下，民營企業與一般百姓受到的打擊最為沉重。
「現在經濟老慘了，」河南吊車司機丁先生對大紀元表示，「今年我們開吊車的司機都沒有活幹，成天歇業，業務少了得有七成。蓋樓、裝卸東西都要用吊車，在疫情的時候還一直還能幹著活的，現在都幹不成活。」
北京便利商店老闆王先生告訴大紀元，在大陸經濟蕭條是一個普遍性現象，北京偏僻一點的門面都租不出去。北京現在除了上下班點兒，人都很少，都很蕭條。所有人都念叨說這人都上哪兒了。城市沒有工作了，不能老在城裡待著，很多人都回到農村老家去了。
長沙張先生對大紀元表示，跟以前相比現在什麼都最少掉到80%了，比如股市跌了好幾成，現在一下降到2000了。房價被惡意控制，不准便宜賣，如果沒有嚴厲控制的話，房價掉得都嚇死人了。
「好多上班的好幾個月的工資都拿不到，不要說降連發工資都困難了。現在就好多送外賣，開了網約車，多得不得了，捲得很。這一兩年走線去美國的，都翻了十幾倍，東北的還有福建的，去年今年走的都特別多。 」
青島劉先生對大紀元表示，以前青島企業現在很多都走了，搬到越南去了，都在裁員，都在降薪。青島主要是外來企業支撐著，外資企業一走以後都沒辦法工作了。以前青島還有一個城市環境獎，現在都沒了，政府也沒有錢了。
經濟是中共的不治之症
吳嘉隆表示，中共要搞好經濟很簡單，就是要從制度、價值觀層面認真思考，放鬆政治才能搞好經濟。一定要搞好跟美國的關係，融入國際體系當中。與美國經濟或國際體系掛鉤，就有就業、稅收、外匯進來。
「但一旦向美國價值觀靠近的時候，社會就會更加開放多元，經濟搞好的結果，中共可能會覺得對社會失去控制力。它其實就是強盜流氓、土匪黑道，整天要收保護費，失去控制不行，你們必須接受我的領導。」
吳嘉隆表示，中共一直面對的一個根本問題是：是搞經濟還是搞政治？它沒有辦法像西方國家那樣在開放的政治當中搞好經濟，在市場經濟當中鞏固政治基礎。共產黨不行，如果選經濟的話，就得給個人自由、給產權、給保障，這些都跟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根本就是一個矛盾。如果要抓好政治的話，經濟這邊會崩壞，兩者無法兼顧。
他說，以前中國經濟會好起來不是共產黨領導，而是美國給支持，就是向美國開放，讓美國進來，資本、技術、訂單進來，中國人當然就有工作做，有工資可以拿，就這麼簡單。
「什麼叫開放，開放難道是對蘇聯、東歐開放嗎？當然不是，開放就是對資本主義開放。資本主義社會講的是市場競爭、用創新競爭。共產黨的社會就是要用權力控制，這是不同的體系和概念。」
吳嘉隆表示，從早期建黨到現在，中共最根本的問題一直是這個，其實就是因為社會主義搞不下去，才會出現這些問題，如果經濟可以在社會主義體制下搞起來，就沒有這些問題。
「共產黨一直沒有改掉兩個東西，首先它沒有還政於民，回到正常；其次共產黨永遠在追求如何尋租，拿權力換取利益。像黑道大哥出來收保護費的概念，共產黨永遠都想要收保護費，它是在分餅，而不是把餅做大。」
吳嘉隆表示，美國支持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後來美國發現不對。為什麼？因為中國加入全球化以後取得的好處都給權貴階級拿去了，美國不是要扶持你的專制體制，不是要扶持你共產黨，美國是要扶持中國人民、中國社會。
「所以美國幫中國搞全球化的結果，就是幫助了權貴階級，包括紅二代、軍方等等，這些人當然就更加緊對國內的控制社會監控，從新疆、西藏到香港、台灣都是。」
（大紀元特約記者熊斌對本文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