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專欄】舊金山的無家可歸者(I)

【2023年11月10日訊】(大紀元專欄作家David Parker撰文/曲志卓編譯)街頭露宿是犯罪行為,違反法律。如果強迫公民做出反應,或者更糟的是,對同胞的困境不做出反應,假裝沒有注意到,最終可能會迫使所有人離開城市,包括那些在舊金山出生和長大的人以及筆者。

人們流落街頭是不行的。前幾代的美國無家可歸者有尊嚴有原則。大蕭條時期的流浪漢可以住在城郊。當時人們的解決方案是:城鎮的郊區,廢棄的住房、廢棄的工廠和廢棄的軍事基地。

為無家可歸者建造新住房?完全不可行。在市場經濟中,住房是為那些願意付錢的人建造的。在COVID大流行之前,一個小住房單位可能要花費14萬美元,但今天,一個住房單位要花費42萬美元。所以提供新建住房是不可能的。如果在舊金山建造6,000個單位,立即就會有另外6,000名申請者出現。

正如一首歌所唱的那樣,「如果你要去舊金山,一定要在頭髮上戴一些花。」

不管有沒有鮮花,沒有人可以遍體骯髒、攜帶著病菌到處逛遊。小孩和老年人都會因為觸摸公園長椅或從人行道上撿起東西而生病,甚至死亡。這就是為什麼在與無家可歸者一起工作時,心理健康工作者被指示始終佩戴一次性手套。如果兒童不得不目睹吸毒者將針頭插在他們皮膚裂開的手臂上,這對兒童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不過,我們也要提防集體解決方案,左傾進步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總是提供這種集體方案:「把他們圍起來」或「給他們一個家」。在舊金山,這就是所謂的「住房優先」方案。不,解決方案必須是個性化的:告訴他們「繼續走,別停留」。眼不見,心不煩。送他們到郊區的避難所。如果他們回來,那就再送一次,但這一次,要把他們關起來。

他們應該獲得社會服務嗎?當然,但為時已晚。由於一系列他們自己作出的錯誤決定,這些人無家可歸。再加上精神疾病和吸毒成癮,他們的問題太複雜了。他們命懸一線。強迫他們進入精神衛生機構?當然,如果公眾同意並願意付出費用的話。想想阿姆斯特丹和維也納這兩個城市吧。

《紐約時報》刊登的東西都是關於犯罪的。每一版都有非洲、印度或美國(以及全球每個難民營)貧民窟的整頁彩色照片。每天早上,讀者都被人類的苦難轟炸,筋疲力盡,卻無能為力。讀者無法接受。所以,不要再訂閱靠這種靠煽情俘虜讀者的企業推銷的產品了,其報紙上「所有的新聞都是不適宜印刷的」。

左傾進步主義是一種犯罪。左傾人士的每一個想法都像《紐約時報》一樣:一張關於世界問題的整版照片。他們的每一個焦慮都依靠政府計劃而得到緩解。但是,美國人並不不是貧窮、憂鬱的民族。作為有尊嚴的、負責任的公民,美國人自己逃離貧民窟,因為他們覺得有責任為自己和孩子創造更好的生活。他們不想被別人提醒。

左傾進步人士應該重讀亞歷克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1835)一書。讀完之後,你絕不會再憎恨美國,相反,你會為美國感到驕傲。

托克維爾(正如他自己所解釋的那樣)開頭便說道:「美國,僅僅是擺脫了奴隸制嗎?你錯得不靠譜。美國即將成為地球上最偉大的國家。『美國人』坐在肯塔基州偏僻地區的小木屋裡,看報紙,討論世界大事,美國人是世界上最獨立、最負責任的公民。在歐洲沒有這樣的事情。」

美國人知道,一個人應該自食其力,沒有人能為別人做他們必須為自己做的事情,就像早上要自己起床一樣。換句話說,在1933年之前,美國人永遠不會向政府索要施捨。這就是為什麼1964年林登‧貝恩斯‧約翰遜總統向貧困宣戰是如此錯誤。他認為像美國這樣富裕的國家的貧困率達15%是不合情理的,但治癒貧困不是政府可以勝任的。

總體而言,60年來,政府為減少貧困極盡所能,但是於事無補。貧困率仍為15%,然而總花銷是23萬億美元,是美國有史以來所有戰爭成本的三倍。

更糟糕的是,今天的戰爭是通過借貸來支付的。不同的是,今天聯邦債務的利息占據了全國稅收收入的三分之二。在支付了軍隊費用後,就沒有什麼可以用於社會保障、醫療保險或《平價醫療法案》了。

公元476年,代表西方文明的羅馬衰落了,因為羅馬沒有錢支付給軍隊來阻止匈奴人。所有稅收收入都用於償還債務利息。美國不會垮台,但政府支出將很快被削減。希臘就是這樣解決歐元區危機的,社會保障金減半。一半!

社會有法律和規則。左傾進步主義者覺得他們不必靠規則生活。這正是左傾進步主義城市執法薄弱的原因。這就是生活在一個「左傾進步」城市的懵懂的吸引力,這就是為什麼公民領袖,例如最高法院大法官瑟古德‧馬歇爾(Thurgood Marshall)能夠宣稱,「你做你認為正確的事情,讓法律隨後修改。」他曾為布朗訴教育委員會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辯護。

這就是為什麼左傾進步的城市吸引持槍警察的原因:執法鬆懈也意味著對警察部門的監督鬆懈。想想明尼阿波利斯、舊金山、洛杉磯和紐約。

寬鬆政策允許人們住在人行道上,也就意味著允許搶劫和搶劫。結果是:居民被趕走,再也不回來了。左傾進步人士對執法的恐懼,對審判的恐懼,正在摧毀我們國家的城市。

舊金山的左傾進步人士就是一個完美的例子。他們沒有解決問題,僅僅是從減少傷害的角度考慮問題:為無家可歸者提供乾淨的針頭,監督興奮劑注射,並將吸毒合法化。舊金山的「住房優先」政策可以降低死亡率,但不會讓人們恢復生活。該政策必須停止!

這些人與家人和朋友脫離了關係,與人類(和地球)的家庭脫節,孤立獨處,與世隔絕。給精神病患者和吸毒成癮者提供現金並不是健全的精神病治療方案。給他們一個家?是的,去水牛悠遊其间的地方吧。

作者簡介:

大衛‧帕克(David Parker)是居住在舊金山的投資者、作家、爵士音樂家和教育家。他的著作《收入與財富》(Income and Wealth)和《舊金山保守派》(A San Francisco Conservative)探討了政府、歷史和經濟領域的重要話題,提供了適時的歷史視角。他的文章發表在《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和《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上。

原文:「San Francisco’s Homeless」刊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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