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美國國土安全部（DHS）在部分庇護案件中正式援引「庇護合作協議」（Asylum Cooperative Agreement，簡稱 ACA），越來越多經第三國入境的庇護申請人，在案件尚未進入實體審理前，即被要求面對「是否應被送往第三國申請保護」的程序性挑戰。
在實務中，ACA 並非平均適用於所有人，而是呈現出高度選擇性。從制度運作與行政實務觀察來看，不同背景、不同入境路徑、不同紀錄結構的申請人，在 ACA 框架下面臨的風險程度，存在明顯差異。
理解「誰風險最高、誰相對安全」，並不是為了規避法律，而是幫助社群認清制度運作邏輯，避免在錯誤的時點做出錯誤的判斷。
以下內容，為制度層級的風險結構觀察。
一、ACA 案件中風險最高的三類人（制度判讀）
第一類高風險群體，是「第三國停留時間長、紀錄清晰的走線申請人」。
在 ACA 制度邏輯中，DHS 首先關注的不是迫害故事，而是「路徑紀錄」。若申請人在入境美國前，曾於第三國停留數週、數月，並留下清楚的航班紀錄、護照章、簽證、入出境紀錄，或曾接受該國移民機構審查，DHS 更容易主張：
該申請人「原本有機會在第三國尋求保護」。
這類案件中，ACA 往往被作為「前置性程序工具」使用，在庇護主張尚未展開前即被提出。
第二類高風險群體，是「入境時間與 ACA 生效時間高度接近者」。
在行政實務中，DHS 對於「制度切換期」的案件，往往採取較為激進的程序立場。若申請人的入境時間、被捕時間、或移民程序啟動時間，恰好落在 ACA 公布、生效或重新啟用的時間段附近，更容易被納入適用評估。
這類案件的風險，並不來自申請人本身行為，而是來自制度轉換時期的政策執行慣性。
第三類高風險群體，是「第三國被 DHS 認定為 ACA 對象國，且申請人無明顯例外條件者」。
當 DHS 已在多起案件中，反覆援引某一特定國家作為 ACA 合作國，行政系統內部往往形成「預設適用模式」。在這種情況下，若申請人缺乏明顯可區分的事實背景，案件更容易被直接套用該制度。
這並不代表案件無法抗辯，而是意味著在程序初期，風險評估會相對不利。
二、相對安全的三類情況（制度層級觀察）
與此同時，也存在若干在 ACA 框架下相對穩定、風險較低的制度型態。
第一類相對安全的情況，是「第三國僅為短暫過境、無實質停留」。
若申請人僅在第三國短暫轉機，未入境、未停留、未接受該國移民審查，且缺乏任何實質生活或行政紀錄，從制度邏輯上看，DHS 要主張「應前往該國申請庇護」，其法律與事實基礎相對薄弱。
第二類相對安全的情況，是「申請人本身存在明確不可遣送風險因素」。
在制度設計中，即使 ACA 原則存在，仍須受制於美國本土法與國際法下的強制性保護義務。例如，若存在明顯的酷刑風險、生命威脅或程序正義疑慮，ACA 並非絕對適用。
這類案件的關鍵，並不在於是否存在 ACA，而在於 ACA 是否能合法凌駕其他更高位階的保護規範。
第三類相對安全的情況，是「家庭結構與程序狀態複雜者」。
在部分案件中，申請人若涉及未成年子女、家庭成員身分不同步、或程序狀態高度交織，行政機關在實務上往往更為謹慎。這並非法律保證，而是制度運作中常見的審慎處理現象。
三、風險高低的真正分水嶺：不是故事，而是紀錄結構
從整體制度觀察來看，ACA 案件中的風險分布，並非取決於申請人來自哪個國家、是否可憐、故事是否完整，而是高度集中於三個因素：
路徑是否清楚
第三國連結是否可被行政系統輕易指認
是否存在制度層級的法律例外空間
換言之，ACA 是一個以「行政可操作性」為核心的制度工具，而非以個人主觀狀況為出發點的保護機制。
這也是為何部分案件會在極早期即被提出 ACA 動議，而另一些案件則完全不受影響。
四、制度提醒：風險評估本身，是程序的一部分
理解 ACA 的風險分布，並不意味著預設結果，而是幫助申請人與社群認知：在當前制度環境下，哪些案件更容易成為行政系統的「優先處理對象」。
這種理解，本身就是對制度的尊重，也是避免恐慌、避免錯判形勢的重要前提。
（本文僅為一般移民制度與政策層級之資訊性整理與觀察，不構成任何個案之法律意見、具體策略建議或結果預測。實際案件結果取決於個別事實、證據、程序狀態與法律判斷，應諮詢具資格之移民法律專業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