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1月12日訊】環境可以改變一個人，而人也可以在環境中做出選擇，這是在中共統治下的人們每天都必須面對的生存哲學問題。是遵循良知、為恪守道德底線而不得不捨棄切身利益？還是在逼良為娼的政治潛規則下為了切身利益而隨波逐流、乃至同流合污？這中間並沒有所謂的灰色地帶，對於中共高官而言，他们的人生軌跡更是清濁兩判、涇渭分明。
2023年10月27日，中共前總理李克強在上海東郊賓館突發心臟病猝死，引發中國社會的強烈關注，成為今年中國政壇上的一个黑天鵝事件。李克強的死亡充滿層層謎團，背後黑幕重重，透露出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殘酷。
李克強的死讓人聯想到了1976年周恩來的死亡，不過，當年長安街上出現的十里長街送總理的歷史並沒有在2023年重演，這當然不是因為中國人民的普遍覺醒，而是因為當局的苛刻管制。李克強死後被匆匆火化，葬禮規格簡陋，葬禮上充斥著的高壓恐怖氣氛，讓現場的親友以及官員都噤若寒蟬。
與周恩來時代最大的不同是，對於李克強的評價，在如今自由的網路世界裡可謂是眾說紛紜，海外媒體中流行的一種說法是，李克強是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的最後一位繼承人，李克強的死亡以及團派在中國政壇上的整體隕落意味著改革開放的終結。那麼，李克強真是改革開放派嗎？
中共改革三個階段 只走了兩個階段
中共所謂的改革開放，包括兩個方面，分別是「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對外開放就是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交好，引進西方的外資和先進技術，自由的參與國際貿易；而對內改革則是從文革的那種混亂狀態中解脫出來，創建一個相對有序和繁榮的政治經濟體制。
中共的改革其實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對毛澤東體制的突破，包括在農村取消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在城市放權讓利、給予國有企業更多自主經營權利，並在政治上取消幹部領導終身制，建立退休制度、實現任期制。第二個階段是在經濟上從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承認私有經濟和私有制，讓多種所有制經濟並行發展。第三個階段是在政治層面上完善法治、黨內民主和政治協商制度。
第一階段的實質是對毛澤東體制的一個掉頭和轉向，第二階段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大範圍展開，第三階段是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展開。整個80年代，中共的改革其實走過了第一階段，正在第二階段穩步運行，並在趙紫陽這些開明領導人的建議下準備開始邁入第三階段。然而1989年的六四大屠殺使第三階段的大門被關閉，中共的改革此後就一直停留在第二階段，再也沒有向前走。
改革已死 「悶聲發大財」成為主旋律
中共的改革歷程其實只存留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大概十年時間，這十年被稱為鄧小平時代的黃金十年。事實上在「黃金十年」，改革開放的基本政策都是趙紫陽設計的，而鄧小平贊成趙紫陽的這些構思，在背後大力支持他。這十年期間，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原本都在按計畫推行，但是六四大屠殺的發生終止了正在啟動的政治體制改革。
中共改革的第二階段是經濟體制改革，包括打破公有制、允許私有制，打破計畫經濟、建立市場經濟。其實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說法，在80年代都已經做好了一切準備，1992年是以黨代會形成了正式文件。
另一方面，80年代政治體制改革也一直在醞釀，根據趙紫陽的回憶錄，包括讓民主黨真正成為政治協商的政黨，讓民主黨在國務院的部委中任職，以及在黨內實行差額選舉，完善黨內民主和法治等一系列的政治體制改革措施都在實施計畫中。這些政治體制改革措施用民主政治的眼光來看，當然是非常落後的，但是對於80年代的中國來說，甚至對於80年代之後的江澤民、胡錦濤以及習近平時代來說，這些改革都算是先進的。80年代趙紫陽醞釀的政治體制改革，並不是立即在中國實現民主政治，而是一種政治改良，這是趙紫陽等中共體制內真正的改革派為建立市場經濟而配套的政治體制。在隨後的90年代，如果中國能有一個政治改良的階段，締造出政治寬鬆的社會環境，使改革派繼續掌握最高權力，使民間反對派有成長的空間，那麼中國的民主化進程顯然將會減少很多波折，有極大的可能性會朝著蘇東劇變的劇本演繹。然而六四事件的發生導致改革派全軍覆沒，頑固派全面復辟，政治改良被按下了終止鍵，也意味著中國70年代末開始的改革從這一刻起已經死亡了。
六四大屠殺不但扼殺了80年代的政治改良計畫，也為未來的中共領導人劃定了政治體制的紅線，那就是絕對不能讓六四翻案，既然不能讓六四翻案，那麼政治改良就不會再有空間，未來的統治只能是更加集權和暴力。
江澤民本身是六四屠殺的執行者之一，也因為六四鎮壓而上台，所以，江澤民時代實際上是一個改革已經死亡的時代，從80年代留下來的只有對外開放，以及從80年代經濟體制改革中延續下來的市場經濟框架。但是市場經濟是需要相應的良性政治體制來配套的，至少也是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分權、監督和公平法治這樣的政治改良體制來配套的，如果沒有這種相對寬鬆和開明的政治改良體制，沒有對權力的有效監督和制約，沒有公平的法治環境，以絕對而不容置疑的專制權力來進行市場化運作，那將注定是一場民生、經濟和生態的大劫難，是中華民族的一場新劫難。從江澤民時代到現在，實際上我們已經看到了這個惡果，中國生態環境的毀滅怵目驚心，五分之一的耕地被重金屬污染，三分之二的地下水和三分之一的地面水資源不適合人類接觸，空氣污染也是世界之首，而以毁滅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的所謂經濟成果，70%的財富都掌握在0.4%的少數權貴家族手中，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處在貧困之中，生存的權利受到嚴重威脅，更沒有基本的政治權利。
江澤民曾經有一句名言，叫做「悶聲發大財」，精闢地概括了這個時代的特色。悶聲就是你不要管什麼道德、法治、價值觀，對腐敗、犯罪和邪惡的事情你不要發聲，如果你緊跟在權力後面，與權力同流合污，那麼你就一定能發大財。在江澤民時代，由於對外開放的政策一直延續下來，外資向中國注入了巨量資本，這些資本與中共高度壟斷的政治特權、高度扭曲的市場經濟相結合，形成了全球獨一無二的一個權貴市場經濟的怪胎，而「悶聲發大財」成為這個怪胎體制的意識形態，也成為這個時代的主旋律和基本價值觀。例如在江澤民時代有關「成功人士」的研究和崇拜成為中國社會的一門顯學，而判斷「成功人士」的標準就是有錢，至於錢從哪裡來，人們並不在意。這是多麼可怕的一個時代，這顯然是一個與改革毫無關係的時代。
開放遭抵制 改革不願意 習走回毛時代
江澤民時代之後的胡錦濤時代以及習時代的前五年，「悶聲發大財」的時代主旋律沒有改變，只不過這種怪胎體制在加入世貿侵害全球二十年後，遭到了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抵制，使對外開放給中共帶來的有利外部環境至此不復存在。
2017年起，中共這種權貴市場經濟面臨從外到內的種種困境，美國要求中共做出結構性的改革，實質就是啟動政治體制改革，與國際接軌。而在國內，日益惡化的生態環境、官民衝突、貧富兩級分化，以及由於政治體制改革停滯而導致的中共高層內部的權力搏殺都愈演愈烈，此時的中國必須改變，必須做出一個根本性的改變。
這時擺在中共高層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是啟動政治體制改革，從遵守法律與國際規則開始，與國際接軌，順著時代潮流向前走，一直走到開放黨禁、報禁實現民主化；二是轉個大彎，朝著改革開放之前的那個時代往回走，並終止經濟體制改革，回到計畫經濟時代。我們看到，習當局實際上選擇了後面這條死路。
在江澤民時代改革已死，只剩下一個市場經濟的外殼，被江澤民利用來打造了一個「悶聲發大財」的時代。而在習時代的後期，這個市場經濟的外殼也不打算要了，習要重新回歸計畫經濟、戰時體制、公社化、網格化，要更加嚴苛地控制中國人的思想、言論和行動。
以上就是中共改革開放的全過程。在改革開放後的這40年來，李克強的份量幾乎都夠不上寫進這短短的章節之中。作為習時代的總理，黨內第二號人物，李克強的十年總理生涯不但毫無政績，更與改革派扯不上任何關係。
蓋棺定論李克強 迷思紅朝誤終生
李克強與習近平在政策路線上有根本分歧，但這顯然不是80年代那種改革派（以趙紫陽、鄧小平為代表）與保守派（以李鵬、陳雲為代表）的分歧，而是在江澤民時代以來維持「悶聲發大財」的主旋律與退回毛時代的兩條路線的根本分歧。
李克強是1977年中共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正牌大學生，是北大法律系的高材生。鄧小平在重新掌權後，在改革開放還沒有啟動之前，首先恢復了高考制度，因為他知道未來的改革開放需要真正的人才，所以1977年恢復高考可以看作是改革開放的先聲，那麼李克強顯然就是站在改革開放第一波浪頭上的弄潮兒，並且是那個時代的佼佼者。
大學時代的李克強專業成績非常優秀，大學畢業時，李克強原本計畫去美國留學，他通過了托福考試，並拿到了哈佛法學院的錄取通知書。但是北大的黨委看中了李克強，多次找他談話，希望他留下來，最終李克強放棄了美國夢，留在學校當了北大的團委書記，從此踏入中共政壇，並最終成為習「中國夢」的造夢者之一。
李克強政治生涯開始的時代，正是趙紫陽這一批真正的改革派銳意進取的那個黃金十年，但是那個時代開放、開明的政治風氣對李克強的影響到底有多少，我們無從得知。李克強在學術層面上學得是西方的法律思想，但是他的政治實踐卻是中共的高度集權和暴政，作為中共總理，李克強並沒有為改善中國人民的人權在法治上做出任何貢獻。不僅如此，李克強無論是在河南省工作時，還是在遼寧省工作時，還是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時，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一直在繼續。李克強生活在大法洪傳的時代，以他的身分，有許多便利條件了解法輪功真相，但他沒有為制止中共迫害法輪功說一句公道話。
在延續江澤民時代的這一反人類罪行上，李克強與習近平沒有任何分歧，他們之間的分歧只是李克強維護江澤民開創的「悶聲發大財」體制，而習更衷心於毛澤東時代的高度計畫經濟體制。李克強所謂「長江黃河不會倒流」，也只是維護江澤民開創的這個怪胎市場經濟，絕不是要將中國帶入民主化和真正的與國際接軌。
有一點李克強沒有說錯，那就是中國的改革開放一定會繼續下去，不過這將是共產黨政權垮台後中國人民自己的事情，那時所有的中國人都是改革開放派，而且是真正的改革開放派。
——轉載自《新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