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記者林若水舊金山報導】
【前言】一天診治177名患者、最長連續工作近36小時——在超負荷的醫療環境中，醫生還要面對病歷、醫保、家屬溝通、床位緊張與醫療糾紛等多重壓力。趙陽從一線醫生和患者家屬的雙重視角，講述中國公立醫院中醫生與患者共同面對的困境。
一天診治177名患者
趙陽回憶，2018年冬季，他在北京京煤集團總醫院普通門診曾一天看了177名患者。他當時拍下門診量照片給同事和領導看，開玩笑說可能破了醫院紀錄；多年後更換手機，照片已遺失。
「不可能認真看，我只能保證別出醫療事故。」他說，病人多時只能快速問診、看片、開檢查和下醫囑。北方冬季呼吸系統疾病高發，患者完成檢查後又拿結果返回診室，常與下一名患者重疊；若不重新核對姓名，醫生甚至難以記清前一位患者的情況。高峰期一名患者實際分到的時間可能只有兩三分鐘。
對比一下美國門診醫生一般是預約制，平均給每個病人的看診時間是15分鐘到30分鐘，病人見醫生前，醫學助理和護士就已經把病人的目的搞清楚了，所以醫生可以更好的給病人診治，美國門診醫生一般一天看20-30個患者左右，當然不同科室略有差異。
最長連續工作約36小時
趙陽回憶，2018年至2019年間，自己最長一次連續工作接近36小時，從下午約4點一直到第三天早晨，中間只有吃飯、上廁所或短暫坐下，沒有真正休息，也沒有加班費。
他描述病房普通工作日：早晨8點交班，醫生往往提前查看患者；早會後查房、修改治療方案，下午處理患者和突發情況。即使夜班醫生已來接班，白班醫生也常因工作未完成無法離開，有時一直忙到深夜。「大家都看到醫生風光的一面，背後那些苦、累，還真是一言難盡。」
除了診療，醫生還要寫病歷、與家屬溝通、解釋醫保和藥物報銷。趙陽離開中國後感受到美國醫療機構分工較細，醫生、護士、社工、保險及醫療文書人員各司其職；而他在中國當醫生時，常要同時承擔多種角色。
他還提到近年中國實行DRG（疾病診斷相關分組）和DIP（按病種分值付費）等醫保支付方式後，醫生需要更加注意治療費用與報銷限額。趙陽認為，醫生若花大量時間計算費用，真正用於診療和休息的時間會進一步受到擠壓。
患者知情與家屬壓力
趙陽說，中國醫療環境中家屬參與度很高，有時甚至要求醫生向患者隱瞞重大病情。他曾親歷一名肺部惡性腫瘤患者的家屬要求醫院瞞著患者；患者出院後打電話冒充家屬詢問注意事項，意外得知真實病情，情緒崩潰。家屬其後到醫院責怪醫生，並以暴力言語威脅。
他說，一線醫療主要依靠醫生、護士，醫院安保在暴力威脅或傷醫事件發生時未必能及時介入。趙陽提到2019年北京發生急診女醫生遇害事件，也回憶自己在中國工作期間常聽到傷醫事件，因此有時超時未回家，父母會擔心他的安全。
病床緊張與「關係」
談到病床，趙陽表示，普通醫院床位緊張時常需要等待，也有人託熟人、找關係。他還轉述自己聽到的一些大醫院「送錢找床位」說法，但這部分並非他的直接經歷，因此只能作為他對當時醫療環境的了解。
他親歷的一個案例發生在2019年初春。一名患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部感染、慢性肺源性心臟病及呼吸衰竭的患者，在北京京煤集團總醫院急診等待住院。患者是熟人的親屬，在急診待了數日，因床位爆滿一直未能住院。
家屬找到趙陽後，他向負責收治的科室領導打招呼，對方表示會想辦法，但床位尚未安排好，患者便在急診去世。趙陽說，這一案例不能證明整個醫院的床位普遍按「關係」分配，但讓他對醫療資源緊張以及人情關係在就醫中的作用留下深刻印象。
母親的血糖：一句「沒事」之後
趙陽還提到母親2024年的就醫經歷。母親在牡丹江市第二人民醫院心內科檢查時，空腹血糖為8 mmol/L。母親轉述醫生告知問題不大，但趙陽透過視頻看到母親臉色不佳、明顯消瘦，堅持讓她到牡丹江市第一人民醫院內分泌科進一步檢查，結果餐後2小時血糖達18 mmol/L。
趙陽說，母親糖化血紅蛋白高於6.5%，後被診斷為2型糖尿病等疾病，住院約半個月，使用胰島素泵強化降糖並監測血糖；出院後規律服用二甲雙胍，目前情況好轉。
「如果家裡沒有懂醫的人，第一次聽到『沒事』，可能就不再追查了。」他說。從醫生到患者家屬的雙重經歷，使他更強烈感受到醫患之間的資訊差。
病歷與醫療爭議
談到醫療糾紛，趙陽稱，電子病歷在一定權限和流程下可以修改，因此患者若不了解醫療內容，往往處於資訊弱勢。他曾聽說牡丹江醫學院附屬紅旗醫院一名胸主動脈瘤患者手術中死亡後，病歷內容被修改得更有利於院方；但他沒有親歷該事件，相關細節屬轉述，無法獨立證實。
「醫生的本職工作是救死扶傷。醫生也是人，也想有尊嚴地活著。」趙陽說。他希望外界看到，在醫療資源緊張、工作量巨大、資訊不透明和行政壓力交織之下，患者和一線醫生有時其實「都困在其中」。（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