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記者林若水舊金山報導】
【前言】中國公立醫院如何在「創收」壓力下運作？檢查、用藥、藥品回扣與醫生之間又存在怎樣的利益關係？曾在黑龍江、北京多家醫院從事臨床工作十餘年的趙陽，以親身經歷講述普通患者難以看到的醫院內部運作，以及他對國產藥替代進口藥的臨床觀察。
科室門口的「創收」排行榜
曾在中國大陸公立醫院從事臨床工作十餘年的趙陽近日接受本報採訪，講述他在黑龍江和北京多家醫院工作的親身經歷。他表示，醫院「創收」壓力不只停留在科室層面，也會落到一線醫生身上；在資訊不對稱下，普通患者往往難以判斷一項檢查究竟有沒有必要。
趙陽2008年至2014年在黑龍江省牡丹江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任職，之後到北京工作，2015年至2020年在北京京煤集團總醫院任職，離開中國前為呼吸與危重症醫學科主治醫師。2020年2月前後，他來到美國。
他回憶，北京工作期間，科室門口有一塊每月更新的「KPI」黑板，列出醫生姓名及創收數字，「進屋就能看到」。年代已久，他無法確認精確數字，只記得每名醫生每月創收指標大約在100萬元人民幣左右。
趙陽說，自己往往是創收較少的醫生，雖未因此被扣獎金，但開會時會被點名。抽血化驗、影像、藥物及部分侵入性檢查都可能形成醫療收入。他曾遇到反覆住院的慢性肺病患者，一次被開出十四、十五項血液及其他檢查；對住院間隔短、病情變化不大的患者，他認為部分項目沒有必要反覆進行。一名慢病患者不願抽太多血，他便只保留幾項重要檢查。趙陽還提到，一些可報銷的高價藥和中成藥也可能被較多使用。
病情已明顯改善 仍被要求做支氣管鏡
2018年至2019年間，一名三十多歲女性因社區獲得性肺炎住院。趙陽說，患者經一至兩周抗感染及對症治療後，胸部CT顯示炎症病灶明顯吸收，血常規、C反應蛋白等炎症指標恢復正常，綜合情況已達出院標準。
但據他回憶，一名陳姓副主任仍要求他「為了患者安全」盡量勸說患者接受電子支氣管鏡，以進一步確認炎症是否完全吸收。患者起初抗拒，最後接受檢查。趙陽說，以他當時的專業判斷，對年輕、免疫功能正常且病情已明顯改善的普通社區獲得性肺炎患者，這項額外檢查沒有必要。
趙陽強調，副主任當時沒有直接說「為了創收」，也沒有提KPI；把這類檢查與創收壓力聯繫，是他根據當時科室運作方式作出的判斷。他說，2018年至2019年前後還親歷過數次類似情況。當時住院患者的支氣管鏡可由醫保承擔，但麻醉費需患者自付。
當醫生自己成為患者
2019年，趙陽因角膜炎到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同仁醫院就診。接診醫生最初開出血常規、生化、傳染病篩查及眼科檢查；當他表明自己也是臨床醫生並對部分抽血項目提出疑問後，處方被修改，主要保留眼科相關檢查。同年，他因失眠到北京安定醫院就診，也遇到類似情況：說明自己是醫生後，部分檢查被取消。他估算，若原有項目全部完成，費用可能接近千元。
每月一個不需要簽名的現金信封
談到藥品回扣，趙陽沒有把自己描述成置身事外的人。他說，2018、2019年前後在北京擔任普通臨床內科醫生時，每月會收到一個裝有現金的信封，少時三千多元，多時五千多元。科室一名行政管理人員會把醫生逐個叫進值班室，關上門，遞上寫著名字的信封，不需簽字，也沒有公開記錄。「因為這個錢見不得光」，發放時會避開護士和患者，「有點像做賊的感覺」。他估計，這筆錢約佔當時工資的三分之一。
趙陽回憶，2009至2010年前後在牡丹江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血液病科任住院醫師時，一名護士曾當眾問醫生每月藥品提成有多少，現場無人回答；第二天該護士被送回護理部重新安排工作。趙陽說，醫生之間對此有默契，通常不打聽彼此拿多少。
他說，沒有人明確告訴他每月三千至五千元究竟來自哪種藥或哪筆銷售；自己不是管理層，也不了解資金如何分配。不過，他偶爾會另收到一千至兩千元，並被告知與某種口服藥有關。也有藥商私下說「這個月銷量不是太好」，給他一些錢，請他「照顧一下」，並安排吃飯和娛樂，希望他多開對方公司的藥。
趙陽坦言，當時知道這些錢不能公開，卻仍然收下。「房租、房貸、汽油、日常生活都要錢。」他形容自己只是「給錢就收下的那個階層」。他願意公開這段經歷，不是要把責任推給別人，而是希望外界看到普通醫生如何被置於一套利益與制度環境之中。
「學術會議」交通食宿由藥商安排
除了現金，趙陽還談到藥商安排的宴請和「會議」。2019年，他曾到山東濟南參加一次全國性呼吸系統哮喘學術會議，行程約三天。科室主任通知他可以參加，之後由藥商接送到北京南站；抵達濟南後，又有商務車接送入住酒店。
趙陽說，活動確有學術內容和專家發言，包括介紹奧馬珠單抗治療哮喘等，多家國內外藥企及醫療器械企業參與或贊助。但正式會議之外，藥商還安排夜市、聚餐、遊覽和娛樂，他本人無需支付費用。「有會議是真的，但吃、住、玩也都安排好了。」在他看來，這既有學術交流的一面，也有藥商維繫醫生關係、推介產品的一面。
進口藥減少後的個人臨床觀察
趙陽還談到臨床用藥變化。他說，一些過去常用的進口或合資藥物後來逐漸被國產藥替代。以莫西沙星為例，他回憶，使用原研藥時很少遇到明顯不良反應，而使用部分國產同類藥物時，自己經手或看到其他醫生的患者曾多次出現皮疹、心慌、大汗等反應，需要停藥。他也曾觀察到部分國產頭孢曲松輸注後迅速出現皮疹，以及部分患者改用國產氨氯地平後血壓控制出現波動。
不過趙陽特別說明，他不是藥學專業，也沒有做過系統統計、藥品質量檢測或批次研究，因此這些只能作為一名臨床醫生的個人觀察，不能據此推論所有國產仿製藥的品質。
2018年夏天，趙陽母親在牡丹江市第二人民醫院接受冠脈支架植入術，術後需使用氯吡格雷與阿司匹林。他回憶，當時當地醫院只有國產氯吡格雷仿製藥，他希望母親使用原研產品「波立維」，便聯繫北京認識的藥商購買後寄回老家。趙陽並表示，最近與已退休的原醫院領導通話時，對方也提到部分進口藥在普通醫院很難取得。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