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04月21日訊】（英文大紀元記者Petr Svab報導／秋生編譯）幾位研究激進運動和宗教極端主義的專家表示，目前的性別和跨性別政治運動的意識形態極易導致其追隨者心理激進化。
他們說，這種意識形態傳授了一種簡單化、兩極化的世界觀，使其受害者陷入偏執和憤怒之中。
最近，隨著幾起引人注目的事件發生，這個問題已成為焦點。
3月27日，奧黛麗‧伊麗莎白‧黑爾（Audrey Elizabeth Hale）在田納西州納什維爾的聖約學校（the Covenant School）槍殺了六人，包括三名兒童。警方說，黑爾被認定為跨性別者。
大約一週後，在科羅拉多州，一名19歲的年輕人因謀殺未遂被捕，警方在他的家中發現了多起未遂校園槍擊案的詳細計劃。據當地新聞報導，他被認定為女性。
同樣在科羅拉多州，在2019年高地牧場理工學校（STEM School Highlands Ranch）槍擊案中，兩名凶手之一，16歲的阿萊克‧麥金尼（Alec McKinney），是一名女性，她被認定為男性。
雖然這些事件並沒有形成趨勢，但它們可能反映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
近年來的調查顯示，跨性別者激進化的可能性在提高。
一篇基於2021年加拿大大學生調查的論文說，「支持跨性別和性別多樣化的青年成為支持暴力激進化（violent radicalization, VR）的最高風險群體，這與最近在大流行期間進行的一項調查的結果相一致，該調查凸顯了性別少數群體對VR的高度支持以及所承受的心理壓力。」
跨性別者的心理壓力的跡象是不言而喻的，調查顯示他們中約有30%的人試圖自殺。
潛在的心理問題
專家們認為，如果一個人，特別是一個兒童，對自己的性別表示不適，這個問題應該在個案的基礎上審慎處理。
麥吉爾大學人類學榮譽教授菲利普‧卡爾‧薩爾茲曼（Philip Carl Salzman）表示，「我希望確保那些對自己的身體感覺持續存在問題的人……他們所有的情緒和心理問題，都能得到嚴肅認真的醫療關注。」
薩爾茲曼在其職業生涯的後半段致力於研究自由和平等的問題。他發現對跨性別者的個案處理方式，已經被一種公式化的「快速性別確認（gender affirmation）政策」所取代。
[註：性別確認（gender affirmation）一般稱為性別重建（gender reassignment），指跨性別者通過醫學方法——荷爾蒙療法、外科手術及其它方式去改變身體——使身體儘可能符合他們的心理性別認同的轉換性別的過程。]
他認為這本身就是不負責任的。
他說，「許多跨性別者現在都有非常嚴重的心理併發症，他們中的許多人有自閉症，有許多人患有嚴重的抑鬱症。」
他說，「在青春期有一個脆弱期，孩子們會感到非常不安。」
他指出，對一些孩子來說，這可能涉及到質疑自己的性別，但「絕大多數說對自己的身體感到不舒服的年輕人，在度過青春期後就不再這麼說了。」
然而，現在卻存在一種廣泛的推動力，使性別質疑成為普遍現象，特別是在年輕人中，似乎是在鼓勵儘可能多的人否定他們天生的性別。
薩爾茲曼說，「有人誘導他們這麼做，老師誘導他們這麼做，社交媒體誘導他們這麼做，各種誘導都是針對他們的，強加給他們的。」
他和其他人都觀察到，這種推動力的出現是有人把性別焦慮症（gender dysphoria）這種正常的醫療狀況、對自身天生的性別感到極度不適、激進的政治敘事三者攪在一起的結果。
「我們」與「他們」的對立
跨性別主義的政治敘事認為，選擇「性別多樣化」（gender-diverse）的人與心甘情願接受自己先天性別的人——即所謂的「順性人」（cisgender），根本上格格不入。
薩爾茲曼說，「這是一個新馬克思主義（neo-Marxist）的模式，將社會分為壓迫者和受害者，並將受害者描述為是無辜的，將壓迫者描述為是邪惡的，因此，自認為是受害者的人覺得有理由憎恨那些據稱是他們的壓迫者的人。」
馬克思主義將這一範式應用於階級；批判種族理論將其應用於種族；激進女權主義將其應用於性（sex）；酷兒理論（Queer theory）將其應用於性別（gender）。
薩爾茲曼說，對於跨性別意識形態的擁護者來說，「順性-異性戀本位」是「想要摧毀他們的敵人」。
[註：順性本位（Cisnormativity）指這樣的一種意識形態：一個人的性別認同以社會預期的方式反映出生分配性別是「正常的」，並且預設，性與性別都是二元的；異性戀本位（Heteronormativity）是指將異性戀視為自然傾向，並將異性結合視為理所當然義務的觀念。]
他說，這種世界觀會「助長怨恨、對立、仇恨和潛在的暴力。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偏執心態：我所有的麻煩都是強加給我的，所以我的問題不是我的問題，而是被強加給我的問題。」
許多在為孩子「自我宣稱」（self-declaration）的性別轉換而苦惱的父母都報告說，他們的孩子對「順性」這一群體不屑一顧，或充滿怨恨，特別是在與他們的跨性別朋友交談時。
根據2018年的一項研究，一位家長說，「一般來說，順性人都被認為是邪惡的，是不支持他們的，不管他們對這個話題的實際看法如何；如果你是異性戀，對你出生時被分配的性別感到舒服，而且不是少數族裔，那麼你在這群朋友眼中就屬於『最邪惡』的類別，而邪惡的順性人群的意見聲明一般都被認為是病態恐懼的和歧視性的，是不開明的。」
渥太華大學退休英語教授、專門研究女權主義領域激進性別意識形態的專家珍妮絲‧費門戈（Janice Fiamengo）表示，這種意識形態使其追隨者無法過上平衡的生活。
她通過電子郵件告訴《大紀元時報》，「我認為主要問題在於，受害者意識形態不可避免地產生怨恨，受害者意識形態的基礎是，相信自己的群體是唯一的受害者，而其他人遭受的（據說是可預防的）傷害都不能與他們相比；在這一點上，它拒絕了世界哲學和宗教的大部分智慧，而這些哲學和宗教認為苦難是人類狀況的一部分，接受苦難是健全、健康的必要條件。」
暴力的前兆
按照電影製片人科特‧傑蒙戈爾（Curt Jaimungal）的說法，壓迫者—被壓迫者的動態對立，是政治暴力的四個前兆之一，他在其紀錄片《最好沉默無語》（Better Left Unsaid）中詳盡地記錄了這一現象。
該紀錄片說，另一個前兆是聲稱「壓迫的證據是群體之間的不平等」。
依照這種邏輯，跨性別激進分子最頻繁地提及變性人的高自殺率，以及跨性別者被謀殺的傳聞，作為「跨性別者遭遇種族滅絕」的證據。
薩爾茲曼拒絕接受這種描述。
他說：「有人認為一些運動要殺死跨性別者，這完全是想像的，完全是偏執的。」
2021年，根據美國約三分之二的警察機構的數據，只有一起謀殺案被歸類為針對變性人或性別不一致者的仇恨犯罪，也就是說，犯罪動機據稱是針對這種性別身分。
根據LGBTQ遊說團體「人權運動」（Human Rights Campaign）的數據，2022年有38名跨性別者在暴力事件中被殺。
鑒於跨性別者估計占人口的0.6%，跨性別者被殺率比普通人低約三到四倍。然而，該組織警告說，這些數據可能並不完整，因為受害者的性別自我認同並不總是被報告。
根據《聯邦黨人報》（The Federalist）的撰稿人查德‧費利克斯‧格林（Chad Felix Greene）的分析，在已經報告細節的案件中，最突出的殺人情況似乎是家庭暴力和賣淫。
傑蒙戈爾指出的第三個前兆是聲稱：「各群體之間的和平對話和相互理解是不可能的，因為主導群體的策略是保留其權力。」
跨性別激進分子通常認為，這個問題不能辯論，因為批評這種意識形態就會鼓勵人們把跨性別者的經歷視為想像，言外之意是，這將增加這些人的心理壓力，並增加自殺的風險。
任何在不完全默許該意識形態的情況下試圖討論該問題的行為，通常都會引發戲劇性的指責。
薩爾茲曼總結說，「不同意就（被看作）是仇恨言論，而仇恨就等於暴力。」
傑蒙戈爾指出的最後一個前兆是呼籲使用暴力。
記者安迪‧恩戈（Andy Ngo）在過去兩週內記錄了一些跨性別激進分子參與、威脅或鼓吹暴力的例子。
雖然到目前為止只是零星的，但這種暴力行為似乎可以追溯到一個更廣泛的意識形態環境。
擁有宗教研究博士學位，曾在多倫多大學講授宗教、暴力和倫理學的托馬斯‧約克（Thomas York）注意到，跨性別群體的激進行為與伊斯蘭教激進行為有相似之處。
約克告訴《大紀元時報》，儘管跨性別意識形態本身不是宗教，但它符合「宗教的功能定義」，也就是說，它為其追隨者提供宗教具有的「社會功能或心理功能」。
他說，「它確實發揮了很多相同的功能，它有儀式，有社區，有自己的善惡觀，有自己的道德觀，此外，它與宗教傳統中導致宗教暴力的激進運動有著相同的特徵。」
在對話作為一種解決方案被拋棄後，暴力就是下一個合乎邏輯的步驟。
他解釋說，「他們要麼覺得對話需要太長時間，要麼覺得對話行不通，覺得事情錯得離譜，必須對舊的世界秩序進行『清洗』，一場暴力清洗。」
然後，暴力就被定義為一種自我犧牲行為。
他說，「他們認為自己是烈士，認為他們在捍衛一個他們認為受到攻擊的邊緣化社區。」
此外，當事人通常需要感覺到暴力會實現某種目標，甚至會得到認可。
他說，「他們並非來自真空，他們會受到很多人的鼓勵，而那些人自己是不會參與暴力的。」
社區可能會公開否定暴力，但私下裡卻縱容它或同情它。
他解釋說，「大多數穆斯林不同意自殺式炸彈襲擊者，但伊斯蘭教內部有一大批人確實相信這一點，這就鼓勵了自殺式炸彈襲擊者去行動，他們實際上受到了他們社區無數人的敬仰，他們這樣做受到了鼓勵。」
恐怖主義行為本身並不需要起到多大的作用，而是要象徵性地「清除」其所認為的邪惡。
他說，「他們無法憑一己之力根除整個舊的世界秩序，所以他們通過這種偉大的象徵性姿態來做，他們知道這將會引起人們的注意。」
出路
約克說，擺脫激進運動往往是一種痛苦的經歷，他本人在年輕時作為激進的動物權利和環境活動家曾有過類似的經歷。
他說，「成為運動的一部分，會給你帶來一種欣快感，你在其中失去了你的身分，你成為這個團體的一部分，你感到自己被賦予了力量。」
「所以這是一種欣快的感覺，你感到非常、非常投入，同時也害怕如果不保持一致，或者突然說錯了話，就會被其他人驅逐或受到清洗。」
這會給成員帶來很大的壓力，特別是那些在運動之外沒有其它什麼生活的人。
約克說，「你感到幾乎要自殺，因為你覺得你已經失去了所有存在的理由，由此產生的恐懼使他們更加認同這種狹隘的意識形態，他們中的一些人會成為『超級激進主義者』，認為自己的作用是把運動推高到一個新的水平，超越其他人，成為領導者。」
根據他的經驗，由於成員開始依賴運動來獲得「使命感和歸屬感」，他們不會輕易放棄。
他說，「我認為擺脫它的唯一方法就是遭受所謂的存在性失望（existential disappointment）。」
「你認定你的心被運動的不可彌補的失敗所傷，你不能再承受它，或者也許你被它清除了。」
這正是他的經歷。他仍然相信動物權利和環境事業，卻無法認同激進主義。他說，他對那些把馬克思主義思想帶入這些運動的人特別反感。
「我真的認為他們不屬於這些運動，但只有我一個人這麼想。」
最後，他覺得自己不得不離開。
他說，「這就像一個非常忠誠的關係破裂一樣嚴重，但你會克服它，就像心碎一樣，它遲早會修復。」
實際上，年輕人參與有爭議的事業是很正常的。
約克說，「當你還是青少年時，你會反叛，你會採用這種異類身分，但最終你會擺脫它，成長起來，這就是所謂的個性化（individuation）。」他借用了心理學家卡爾‧榮格（Carl Jung）使用的術語。
參與變性事業的問題在於，它可能會造成終身的後果。性別轉換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會對患者的身體和精神健康造成極大的負擔，尤其是當轉換達到了要做手術的地步。
他指出，「這比成為朋克搖滾歌手（punk rocker）要嚴重得多。」
然而，該運動的表現方式恰好迎合了青少年個性化的衝動。
他說，「社交媒體誇大了這一運動，這些孩子們被它的力量所吸引，因為它包含這種信念。」
除了這種信念，還會贏得讚美和鼓勵，這在青春期往往是一種稀缺品。
約克說，「在這個社區發生的事情是，你感到必須奮力投入，成為鐵桿，因為這樣做是有回報的。」
他說，解決方案是為人們提供「另一種範式」，而這種範式「必須與其所取代的東西一樣強大」。
他說，「作為一個激進分子，你很難擺脫賦予你終極意義的東西，重新回到普通的日常生活中，要實現這種過渡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日常生活不美滿，你遇到無聊的工作或學校或生活中的問題，這些問題曾經迫使你成為激進分子，然而這些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
因此，替代方案必須更深入、更有意義。
他說，「你必須有一種同樣強大的東西，比如說，可能是另一種信仰，來吸引你擺脫過去。」
原文：IN-DEPTH:Experts Link Transgender Ideology to Elevated Risk of Violent Radicalization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