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08月04日訊】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之所以被尊為「經濟學始祖」，就因為他在1776年出版的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簡稱The Wealth of Nations)這本曠世巨著經典。該書被全球知名的產權經濟學大師張五常教授認為「迄今最好的一本經濟書籍」。
「原富」到「國富論」
這部經典出版126年之後才被譯成中文傳到東方，是翻譯大師嚴復（1854∼1921）在1902年（清光緒二十八年）10月，以文言文譯出，無新式標點符號而且是節譯；1931年郭大力和王亞南兩位先生合作將全文譯出，以《國富論》為書名分為上下冊出書。1968年，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再出版周憲文和張漢裕合譯的《國富論》上下冊。2000年時，謝宗林再重譯《國富論》上冊，2005年，謝宗林偕李華夏合譯《國富論》下冊。
《原富》這個最先的中文書名，似乎早已被《國富論》取代了。不過，這本經典的《國富論》這個通俗譯名卻很有值得商榷之處。嚴復所譯的《原富》，是以文言文翻譯，無新式標點符號，現代人想必難以讀懂，但該書由南洋公學譯書院出版發行後，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卻大為稱讚說：「嚴氏於中學西學，皆為我國第一流人物。此書復經數年之心力，屢易其稿，然後出世，其精美更何待言！」何況嚴復又有「翻譯大師」美名，譯作自然符合其自訂「信、達、雅」的標準，再者「原」在文言文中有「往上或往根源追究」的意思。所以，《原富》這個譯名應該是很恰當的，也充分表達原著的旨意，畢竟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這個長長的原文書名，旨意就是「探索「The Wealth of Nations」的本質及其肇因」，主角是「the Wealth」，亦即「財富」，問題就在「誰的財富？」史密斯明確指出是 「Nations」，關鍵點就是這個小小的「s」。
很有待商榷的「國富論」譯名
已故的自由經濟前輩、《自由中國》半月刊主筆夏道平先生（一九○七—一九九五），在一九八八年十月十日於中華經濟研究院出版的《經濟前瞻》上，撰寫了〈經濟學者應注意的一個小小「s」〉這篇短文，內容是由他寫給某刊物文稿中提到史密斯的這本經典名著，他用嚴復的中文譯名《原富》，卻被編輯改為《國富論》，所引發的感想。夏先生說他知道《國富論》這個中文譯名在早年中國大陸和後來在臺灣印行的版本都用，但他不願用它而樂於用《原富》。夏先生表示，從表面上看，這好像是很小很小的事情，但在觀念上卻會衍生對立的差異，以致在政策上可能帶來嚴重的後果。問題就發生在原著的書名中 「Nations」這個字的尾巴「s」是否有受到重視。
夏先生鄭重嚴肅的指出，這個小小的「s」之有無，關係到這本書所講的是什麼經濟學：是國際主義的，還是國家主義的？這的確是個很重要的區分。夏先生說：「代表古典學派的亞當．史密斯，失敗於他的價值論；而他的偉大處，在於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在於理想中的國際主義；從而他排拒集體主義的思想方法，排拒國家主義的偏狹立場。所以當他討論財富問題的時候，他不以一國為本位（儘管他書中講到的一些「事例」大都是英國的），而是著眼於多國。因此他在這部書名上用的「Nations」是多數式的。」
國際主義VS.國家主義
因此，夏先生認為《原富》這個譯名，雖未顯示出那個小小「s」所蘊含的國際意義，但不至於誤導到經濟國家主義。而用《國富論》這個譯名中的「國」字，卻可能有這種危險。這是因為中國文字的名詞，其本身沒有單數式和多數式之分。夏先生強調說，這不是他在咬文嚼字，也不能說他過於顧慮。事實上，當代各國的經濟學者，儘管不會不知道李嘉圖所發現的「比較利益法則」，但是，其中能夠一貫地忠於知識，而其意涵和言論不被政治神話中的「國家」陰影所籠罩者，畢竟還是少數。
夏先生於是在文末語重心長地說：「此所以世界各國所採取的經濟政策，幾乎沒有不是以鄰為壑，而弄得國際市場秩序—自動調整的市場秩序，經常陷於混亂。而且在混亂中的對策，不是苟且式的牽籮補茅屋，就是荒唐的抱薪救火。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之發生，仔細分析，即可看出經濟國家主義之作祟。基本的利益法則，是沒有國界的，如果它一時受阻於國界，其終極的後果是大家受害。」
我非常認同夏先生的說法及其疑慮，尤其對照當前的世界，各國都在從事貨幣戰爭，也在進行經濟戰爭，新重商主義的「國家經濟主義」瀰漫全球，爭權奪利、爾虞我詐的國際經濟談判司空見慣，自由貿易受到抹黑、訕笑。二 ○○八年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克魯曼（P. Krugman, 1953- ）剛出道時，由其「國際貿易」專業領域立場，大力針砭「經濟國家主義」，對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佘羅（Lester C.Thurow, 1938~2016）大力撻伐。佘羅在一九九二年春出版的《世紀之爭》（ Head to Head）一書暢銷全球，被克魯曼認為與該書副標題「一場即將來臨的經濟戰爭」密切相關，該書並獲得當時的美國總統柯林頓及許多有影響力人士的支持，可見「經濟戰爭」、「國與國之間的經濟戰爭」普受認同。本來，將經濟「競爭」比擬成「戰爭」，是「非經濟領域人士」的習慣，優勝劣敗的達爾文（Darwin, 1809-1882）進化論也不適用於經濟界，但佘羅這位全球知名的經濟學家竟帶頭鼓吹，這對亞當．史密斯的經濟學是一種反動。正如克魯曼所言：對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來說，把國際貿易當作與軍事敵對相似的戰爭觀點，聽起來是非常奇怪的。
不過，我們必須承認，現實世界是有許多貿易衝突和「策略性貿易政策」的事實，這也是各國政府決策者、商業領袖，以及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之看法，也就是這些地位關係重要的人士抱持「貿易是類似軍事戰爭」的觀點，他們基於自身的利益，對於「競爭是互利的道理」故意無視或全然無知，於是「商戰」不但在輿論上居絕對優勢而流行，也表現在競逐「國家競爭力」上，致使「貿易保護」成為常態。其實，這也正是重商主義和新重商主義者的論點及主張，是亞當．史密斯反對，甚至要破除的。
所以，將史密斯的這本經典用「國富論」這個中文譯名，的確有「一國本位」的味道，與史密斯的「多國」、「全部國家」的本意有所扞格，而夏先生的提醒也非小題大作，而應嚴肅辨正。
雖然曾有學者辯說史密斯當時的英國，擁有許多殖民地，因而史密斯所指的多國還是只指大英國協。不過，縱使如此，一來「日不落國」幾已包括全球，二來不分本國、殖民地都一視同仁。因此，既然史密斯意在探尋財富的本質和起源，當然含括的對象就是諸多國家的人民，亦即如何讓全球民眾都能得到愈來愈多促進生活福祉的財富。
「以鄰為壑」的「經濟國家主義」
《國富論》這個中譯名的確容易被誤導到「經濟國家主義」，讓各國的領導者及其人民只顧自己國家的財富之增進，於是在觀念的錯誤引導下，衍生出「保護主義和保護政策」，而「以鄰為壑」的不幸後果也就層出不窮。夏先生特別提醒我們注意：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之發生，仔細分析，即可看出經濟國家主義的作祟。
史密斯的經典大作講的是「分工合作」，由之引出的基本經濟法則，也應該是沒有國界的，一旦不幸受阻於國界，其終極後果是大家都受害。二十多年來 GATT（關稅暨貿易總協定）、WTO （世界貿易組織）不斷地推展自由貿易，「經濟無國界」已是再熟悉不過的名詞，民族國家在經濟事務上似乎走到終站，但在二十一世紀卻又走回「經濟國家主義」，此時再回頭檢視史密斯這本經典鉅著的中譯，確實更饒富意義！
那麼，《國富論》這個通用的中文譯名是不該再繼續使用了，但選用什麼譯名較恰當呢？在沒有更好的譯名出現前，讓我們回頭使用偉大翻譯名家嚴復先生最先用的《原富》吧！該譯名雖未能點出「多國」、「全球人民」的國際意義，但卻傳神地點出「財富起源」的原味，而且「富」既未特指，自可適用多國。在此我們也應已見識到「文字、語言的魔力」，以及「翻譯」的重要性。
返還「原富」
其實文字、語言的威力在日常生活中時常可以碰到，其關乎文化、生活習慣是無可置疑的。近來台灣多所大學強迫用英文教學、中研院的院士也曾倡言以英文寫作和多用數學，以及「翻譯」向來在臺灣都被視作不登大雅之堂，更長期受學術界鄙視。趁此反省《原富》中譯名的機會，順便呼籲大家以富於內涵的思考態度，嚴肅看待這些影響深遠的課題。
史密斯這本經典的中文譯名由「原富」到「國富論」，雖和史密斯的原意背離，但和現實世界卻較為相符，此也印證現實人間向下沉淪，社會上充斥爭權奪利、衝突、敵對，甚至「人人為近敵」，而「國富論」的譯名難免有推波助瀾之嫌。既然二○○○年又再重譯該本經典的上冊，二 ○○五年再譯下冊，而且又是好友謝宗林主其事，他也是夏先生的知音，為何沒趁機至少回到「原富」這個最初的較適當譯名呢？「國富論已經普及，換名就不被人知曉了！」或許！但，即使新出版的譯本內容較能正確詮釋史密斯的原意，譯筆也佳，較合乎「信、達、雅」，但厚厚兩大冊，現代人很難耐心讀完，何況如經濟名家哈利．強森（Harry G. Johnson, 1923-1977）在一九六一年五月，於《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這本全球數一數二經濟學術期刊發表的「The General Theory After Twenty–five Years」這篇論文中所說的：「大凡被稱為經典名著，就是每一個人都聽過，卻沒人真正看過的書。」（……a classic–meaning a book that every one has heard and no one has read.）如此一來，對於這世代和未來世代的華人就可能被誤導了，因而我覺得有必要一再將事情說清楚、講明白，也盼望不要再用「國富論」這個譯名了！
作者是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