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5月24日訊】當聽到貝克（G.S. Becker）教授榮獲一九九二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消息時，相信有不少圈內人士與我有這樣的相同感覺：「終於輪到了。」此由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審委員會主席林貝克（A. Linbeck）教授說，貝克教授的名字被列入諾貝爾獎候選行列已達十年之久，即可得到印證。
在為貝克教授高興之餘，個人的思緒不覺回到一九八五～八六年在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當訪問學人，與台大張清溪教授共用社會科學那棟舊大樓五樓一間研究室的日子；而貝克教授的研究室也就在我們的隔壁。同樣是並不寬廣且陳舊的研究室，但見貝克天天埋首書堆、用功至勤，難得的是毫無名牌學者的高傲架勢。至今記憶仍深的一幕是，貝克為替《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寫那篇比較古巴和台灣經濟發展的專欄小文，卻小心謹慎的跟我們探詢台灣資料及討論有關問題。而一九八七年三月貝克首次應邀訪台時，富於機智且平易近人的演說，以及參觀故宮博物院古物所表現出的專注神情，在在令人印象深刻。尤其他對台北的攤販、光華商場等等「非正規」（informal）部門經濟的濃厚興趣，認為由這些部門從業者行為之觀察，正是了解一個地方發展的重要線索之觀點，更讓人覺得他是一位不尚空談且關懷人生的經濟學者。貝克曾數度來台，台灣對他的印象可能不深，倒是我與張清溪教授在外籍勞工的引進方式上，借用其「拍賣移民進口配額」作為「外籍勞工僱用權配額」在市場公開拍賣，應該比較為國人熟悉。
小康、平凡但自由的家庭背景
貝克在一九三０年出生於美國的賓州，父母都沒受過太高的教育，其父親是個小商人，家中兄弟姐妹共四人。不過，貝克生長的家庭所提供的是個充分自由的環境，家中時常激烈地辯論政治議題。他的父母是所謂的自由派，在美國是表示贊成政府應干預公共事務，亦即傾向於民主黨的主張，而貝克教授日後卻崇尚不同的理念。貝克自認在十六歲以前並不是個知識分子，而只能說是個好學生，對於運動和其他事情較感興趣，之後則開始廣泛閱讀，並嚴肅的對待學業。此種改變的一大動力來自他已過世姐姐的好榜樣。貝克曾就讀普林斯頓大學的社會學系，由於發覺社會學缺乏有力的分析工具，乃毅然改念經濟學，而分別於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得到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一九五七～七０年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一九七０年起再返芝加哥大學擔任教席；自一九八三年又被社會學系合聘，榮任「講座教授」；一九八四～八五年曾擔任經濟學系主任，而在被選為美國經濟學會會長之後，即讓位給盧卡斯。貝克於一九九二年秋也剛卸任由海耶克創辦的崇尚自由、且極特殊的蒙貝勒蘭學會會長。
迄得獎當時為止，貝克得到了許多榮譽，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六七年所獲得的最富學術盛譽的「克拉克獎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這是美國經濟學會每兩年一次頒給四十歲以下的美國傑出經濟學家的獎項，若無適當人選還會從缺），得到該獎章的經濟學者也往往是最有希望獲諾貝爾獎者。證諸貝克，誠不虛也。貝克早在一九七二年被選為美國文理研究院的院士，一九七五年又當選為美國科學院的院士，其他的諸多榮銜以及各種學會的Fellow等更不必贅述。自一九八五年起，復受聘為《商業週刊》的專欄作家，每個月固定撰寫一篇專論。由此一端也可見貝克並不屬於純學院派的象牙塔中人物，對於現實人生、社會現狀，以及政府決策都有積極的投入。一九八九年秋季號的《教育經濟學報》（Journal of Economic Education）中，米斗夫（M. Medoff）的一篇名為〈經濟學家的排名〉（The Ranking of Economists）的文章，根據一九七一至一九八五年在全美一二五家大學經濟學系任教的年紀六十五歲以下及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經濟學家，以他們的論文、書籍被行家引用次數的多寡，作為排名基礎，貝克高居榜首。而其獲得一九九二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當然是最受矚目的。
在得到諾貝爾獎接受訪問時，貝克提到影響他一生最重要的五個人，四個是學術界的重要人物，一個是他的太太。四位學術界重要人物分別是弗利曼、史蒂格勒、舒爾茲，以及路易斯，他們都曾擔任貝克的老師，對貝克有絕對的影響力。貝克的太太是伊利諾大學的歷史系教授，也是學術界人士，時常與貝克作觀念和想法之交流。貝克育有兩女和兩個繼子，一個女兒是建築師，另一個從事電影事業；兩個繼子中，一個是新聞記者，一個是電影工作者。可知沒有一位繼承其衣缽而從事經濟學研究，這也與貝克崇尚自由相符。他認為每個人都必須尋找自己的路，對於自己的子女也認為應受教育、作有意義的事，不論在商界或學界發展都一樣，只要是有價值的，任何工作都可以是創造性和充滿意義，並且毫無男女之別。
貝克的學術論著極豐，稱得上是位多產作家，其論文不斷的散見於各種有名的學術期刊。其中主要作品和重要理念，都被蒐集在或包含在四本書中：《歧視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1957, 1971）；《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1964, 1975）；《人的行為的經濟分析》（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1976）；《家庭論》（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1981, 1991）。此外，他在一九七一年出版的《經濟理論》（Economic Theory）這本教科書，曾被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陳昭南院士引入台灣，一九七０年代曾有數年作為台大經研所個體經濟理論教科書。該書的篇幅以教科書言極少，正文只有兩百頁左右，但所附的習題卻極富挑戰性，對於強化學子的思考力頗有助益。不過，貝克的理論精義卻主要分見於上述四本書（尤其是後三本）中。
獨創架構解釋歧視問題
自六十多年前開始，貝克所開展的經濟學新方法就對美國的經濟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的博士論文是以經濟方法來分析歧視問題，在一九五五年，這種大膽的作法偏離主流過遠，雖然有數位極具名望的教授極力推薦，還是在兩年之後才被芝加哥大學出版。關於這篇開創性的論文，其出產尚有些趣事和誤解。當時貝克的指導教授們以為他要談的是「價格歧視」問題，沒想到貝克想研究的是種族、性別歧視這種被認為屬於社會學的問題。此後，貝克即將經濟處理方法廣泛用來分析「人的行為」。他的經濟處理方法的基本觀念是：市場均衡、安定的偏好，以及追求極大化的行為。由於貝克的解說，許多當代的問題，如：勞動市場的結構、廣告對消費者行為的影響、個人需求的創造和發展、分配不均的來源，以及社會的交互關係等等，都有極滿意的解答。數十多年以來，在最重要的經濟理論應用上，貝克就至少開創了三項：消費者行為的新理論、家庭理論，以及非市場的社會關係的經濟學（人力資本理論也應是重要的一種，但若追溯其原創者，卻應是舒爾茲，而且在家庭理論中也都利用了人力資本理論，因而不再在此強調）。
引入時間分析消費行為
在消費者行為的新理論方面，貝克揚棄「消費者的購買行為是經濟生產和交易環節的最後一環」這種傳統的說法。他認為，消費者的行為也跟生產者一樣，他們利用購自市場的商品以及自己的時間作為投入品，來生產「滿足」（或歡樂、或經濟學家慣用的「效用」）這種東西。在貨幣支出和時間的預算限制下，選取不同的商品和時間組合，以求取滿足的極大。這種將時間引入個人行為的分析，係一項重大的貢獻，至少可更合理的解釋累積商品的行為，以及時間過程中消費形態的變動，而且也使消費者自由的真正意義適切的顯現出來。貝克在這方面的新見解，也可說是對資本主義的批評者一個有力的答辯。那些批評者（如一九九二年底訪台造成震動的蓋不列斯〔J. Galbraith，此間媒體譯為高伯瑞〕就是頂重要的一位）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生產者，利用廣告來改變人們的慾望，而使消費者產生「假的」需求，成為生產者所支配的奴隸。對於產品花樣的翻新，批評者也視為資源的浪費。現在，有了貝克的消費者行為的新理論，即用不著在枝節上再去駁斥所謂的「假需求」和「消費者的不理性」；而且，對於舊產品的廢棄和新產品的產生，消費者行為的新理論也提出精闢的解釋，使經濟理論和工商實務之間有了溝通。
在家庭理論方面，由於有關教育、健康以及個人工作態度的經濟研究，都涉及人力資本，再因家庭係人力資本的根源，因而很自然地要對家庭進行研究，貝克又被稱為「人力資本之父」。貝克對於與家庭密切相關的結婚和生育力（fertility），作了甚為驚人的分析。他將結婚當成男女雙方自願的、合理的選擇，這個選擇能使成雙的情侶的滿足水準，高於單身生活，而且又可達到最高。至於生育力的分析，貝克認為，小孩在工業經濟社會中可視為一種耐久性消費財，與一般商品一樣，能給大人滿足；由於令人滿意的小孩之相對成本（養、育、住等有形成本和由於撫養小孩而無法工作所犧牲的「工作報酬」這種隱含或無形成本）日漸提高，出生率乃因而下降。更值得強調的是，無形成本幾乎可用「時間成本」概括，因為時間成本的遞增，生育率乃與時俱降，而且教育與時俱增，也使生育率下跌。這一項大膽的分析法較諸一九五五年提出的歧視理論更受到質疑，各方的攻訐不斷出現，不但其他學界的人物提出尖銳批評，連經濟學界也是一片撻伐聲，尤以被評為將人物化、藐視人類的生命尊嚴最為嚴重。不過，儘管受到誤解和無情攻擊，此種將人口學的一些因素統合到經濟體制內的作法；亦即，把生育力當做經濟學的內生變數來處理，已使人口理論煥然一新，將人口統計與一般的經濟指標之間的關係建立起來。貝克在這方面的著作，都是利用經濟計量法，使一些乍看之下似乎不能量化、不能預測的東西，如愛情、博愛、憐憫、利他行為等等，也有量化和預測的可能。
在非市場的社會關係經濟學方面，由於前述家庭理論的出現，使得經濟研究法可以普遍地應用到所有的社會關係，不管這些關係是否發生在市場裡。貝克將經濟學的發展歷史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只限於研究物質財貨的生產與消費；第二個階段則將範圍擴及市場現象的全面，將貨幣交易包括進來；目前的第三階段則擴展到了涵蓋全部的人的行為，而且也將與行為相關聯的一些決策都包含在內。所以，任何問題，凡是涉及資源分配、在稀少情況的選擇，以及不能兼得的目的，都叫做經濟問題，因而都可用經濟分析法來處理。在這樣的經濟學定義下，貝克利用經濟分析法來研究社會的交互關係、犯罪和懲罰、自殺、利他行為、上教堂、離婚以及不理性的行為等等。由於貝克的拓疆工作，經濟分析已滲入一些很意外的領域，如語文的演變、野生動物的絕種、獸性行為、政治行為、革命、法制方面的演進等等。照著這種情勢的推展，那些嘲笑貝克的經濟學者，揶揄他應該去搞「刷牙經濟學」、「睡覺經濟學」等，這些話也許真有一天會發現變成實話呢！
學說層面廣泛異於主流
貝克在一九八七年那次訪台所作的兩次演講，第一次（三月三日）的題目為「經濟成長、財富不均，以及人口繁殖」，第二次（三月五日）則講「政府對家庭的公共政策」。貝克強調，馬爾薩斯係第一個動態成長模型的創造者，而且明白的將人口成長當成內生變數。一般人似乎只認為，馬爾薩斯模型所達到的是「生存水準」的最低均衡，因而有「馬爾薩斯低度陷阱」之稱。但是，貝克卻極力強調，馬爾薩斯均衡只是一個所得和人口都達到穩定的模型，生存水準不是其結果，只可當成假設或特例而已。自馬爾薩斯之後，以迄新古典成長模型的所謂「現代成長理論」，皆將人口當成外生變數而不予考慮。直到一九八五年，貝克和巴羅（R.J. Barro）才又嘗試將人口成長的決定重新納入成長模型當中。至於有關家庭的公共政策有許多，社會安全和婚姻是其中重要的兩種。社會安全對於生育力、家庭儲蓄、遺產、稅收的單向影響或交互作用，在西方有何種經驗？離婚法條件的變動對於離婚案數、男女雙方的影響各是如何？貝克教授以其伶俐的口才、清晰的思維，曾經給台灣一個精要的解說。這些當年還只是作為嘗試的說法中，有關經濟成長理論方面已發表於重要的學術期刊；也由於貝克的帶動風潮，沉寂已久的經濟成長理論又在一九八０年代末期開始成為重要研究課題。這一波主要是把「人力資本」和人口，以及原先在新古典成長理論中作為外生變數的一些變數，都放進模型來作為內生變數，當時在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所已成一股重要學門。此外，貝克自一九八五年起也與其得意門生墨菲（K.M. Murphy）從事各種令人上癮物品（addiction）的分析，一九八八年已開始為文發表於最有名的學術期刊《政治經濟期刊》（JPE）上，接著又於一九九０、一九九一及一九九二年分別發表數篇這類的研究。貝克獲諾貝爾獎接受訪問時又透露他最近剛完成一篇已相當受矚目的有關餐廳的論文（一九九一年五月發表於JPE），該文的靈感來自貝克某次在餐館吃飯的經驗，這也顯示貝克沒有一個固定產生靈感的方式。也正因為如此，貝克能一直不斷地發展新的想法，而且一直認為迄今為止，我們只了解這個神祕世界的極小部分。貝克自認有一顆多產的心靈，而且若能想到一個概念，就會緊抓著不放，毫不在乎一個問題看起來怎麼樣，無怪乎他能不斷開創出新領域，而使經濟學拓展至極為寬廣的境界，經濟學也就這樣被稱為「經濟帝國」了。
一種異於主流的學說，要得到認同，以至於產生共識，其間的時間何等漫長！弗利曼要將「貨幣重要」這個舊看法重新再推銷，都得花上二十年的時光才能說服經濟學家，更何況貝克這種拓疆的工作？不但得說服經濟學家，還得說動其他的非經濟學家呢！貝克認為別人對他的批評有很大部分是由於誤解，另一主因是沒有一個人可以擁有完全的知識，故他也從不聲稱已掌握所有問題的答案。不過，他也自負地認為，儘管他的模型不能提供所有的解答，但比起現有社會學和其他學科的研究途徑，他的理論提出了比較完整而有力的解釋。他認為有些學者是以意識形態角度批評其理論，但他覺得在了解問題時，應以科學家的立場而非意識形態鼓吹者進行。他也表示很可以針對各方的批評，一個個地指出不合理的地方，但總括來說，這些批評多半由於錯誤分析或對其理論的誤解而來，言下之意並不值得費力氣去駁斥。
漫漫無涯的求知慾
一八八五年，當紐康（Simon Newcomb）以經濟學的供需原理分析「乞食行為」之所以存在時，這位由天文學家改行為經濟學家的先生，著實震驚了許多讀者。他們認為，紐康將經濟學的領域作了前所未有的擴張。
八十年之後的一九六０年代，貝克這位由社會學轉念經濟學的大師，不但承繼了紐康的拓疆精神，而且更將經濟分析的魅力發揮得淋漓盡致。無怪乎已故的一九八二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勒稱讚他為「一個真正的天才，一件偉大的禮物」。雖然貝克又被認為是當代六十五歲以下美國經濟學家的領導者（這是一九八０年代時就有的說法），但是他的經濟理論——用來幫助我們正確了解「人的行為」（human behavior）的理論——仍然受到諸多非議，就連許多有名的經濟學家也不認同其工作。終於等到一九九二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審委員會決定頒獎給他時，才肯定其研究的貢獻。除了超人的創造力令人讚歎外，貝克的關懷人生更值得推崇，而他對工作的熱愛及努力，當然更足資後輩學習。他勉勵年輕人特別要重視教育及努力工作，並且不要太容易盲目跟從。他認為不管是老師或某一權威的話，沒有一定是對的，每個人試著保持一顆開放的心，和自己辯論，同時別害怕有不一樣的想法或嘗試新事物。如果能使心靈保持自由、充滿彈性和富挑戰性，相信一個人在數十寒暑的短暫一生可以過得較為充實。這應是貝克教授給我們的最好禮物！
學術娼妓的誘惑
最後，最值得一提、而且最值得讀書人引以為戒的，是貝克教授在其《人的行為的經濟分析》一書緒論中的一段話所透露出的訊息。那是他在談到理性自利供給者追逐高價時，往往由於需求的增加致價格提高而促使供給量增高，在學術或知識市場裡，也會有些利益團體（包括政府）為了其特殊利益，需要披上學術基礎的外衣或包裝；於是會以基金或計畫等等方式，提供高額價格來引誘學者供給合乎他們期望的研究結果，即使會危害社會大眾福祉的違背「學術良心」之研究計畫，也可能因高的「物質利益」而誘使某些學者出賣自己的良心，致迷惑社會一般人。貝克稱這類學者為「學術娼妓」或「應召學者」（intellectual or artistic prostitution） 。在我們的社會裡，如今正義、道德的訴求響徹雲霄，只不知有無貝克所指稱的這類人物？
註：本文由原載於一九九三年一月十日《經濟前瞻》第八卷第一期
同名文章修改而成。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