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記者薛明珠採訪報導）1995年6月，鄧怡畢業於廣州市廣播電視大學。在實習期間，她從一位女孩那裡得到一本《轉法輪》，但當時並未重視，隨手將書放進了抽屜。
同年8月，她進入廣州寶潔有限公司擔任銷售會計。因為經歷了兩年的高考復讀，再加上工作後的職稱考試壓力和繁重的工作，讓她年紀輕輕就陷入了失眠、神經衰弱和便秘的困境，真是苦不堪言。
1997年4月，在準備職稱考試的複習期間，她因疲倦休息時，無意中翻開了《轉法輪》，結果一看就再也放不下了。
隨著她不斷地讀《轉法輪》，她開始上吐下瀉，臉上的青春痘爆發。不過，很快她的身體恢復了正常，而且困擾她的失眠、神經衰弱和便祕的情況也消失了。她感歎大法的神奇。在生活中，她開始以「真、善、忍」的理念要求自己，家人和同事都看到了她的變化。
2024年7月13日，聖地亞哥法輪功學員，在聖地亞哥海灣舉行7‧20反迫害紀念活動，前排右為鄧怡。（受訪者提供）
然而，在1999年7月20日，中共黨魁江澤民發動了對法輪功的殘酷鎮壓，無數人因此遭受到家破人亡。時至今日，這場迫害仍在繼續。
鄧怡說：「我不忍心看到這麼好的功法被抹黑，覺得自己應該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她接著回憶說，7月20日之後，她和丈夫汪宏發曾前往廣東省政府和廣州市政府上訪。2000年6月，懷孕六個多月的她與丈夫一同前往北京上訪，隨即被押送回廣州。
同年7月中旬，警察將挺著八個月大肚子的她和丈夫，綁架到一所學校，讓她和大家一樣睡在水泥地板上。被關押了一個多月，直到臨近生產時，鄧怡才被釋放，釋放時警察還向她姐姐，勒索了550元作為生活費。
在隨後的十多年裡，鄧怡一家再也沒能過上安穩的日子。為了躲避中共的迫害，他們一家三口被迫分離，有家不能回。汪宏發到外地打工，女兒由湖北的爺爺奶奶照顧，而鄧怡則在廣州流離失所。
被送勞教所
在一次與家人通電話後，鄧怡被跟蹤到住處。2002年7月1日凌晨，海珠區公安分局的警察，突襲她的出租屋，抄走了一批法輪功書籍和資料。20天後，她被判勞教兩年，被送至廣州市槎頭女子勞教所。
廣州槎頭女子勞教所位於廣州市白雲區，坐落在珠江的一個小島上，又被稱為「小島」勞教所。自1999年7月中共開始迫害法輪功以來，槎頭女子勞教所成為關押和迫害女性法輪功學員的重要場所。明慧網上曝光的該勞教所迫害法輪功學員方式，包括禁睡、吊銬、捆綁、灌食等。
在勞教所期間，鄧怡親身經歷了這一切。她被獨立關押，身邊有兩到四個監控人員，並被迫觀看污衊法輪功的音像和書籍，隨時可能遭到打罵和侮辱。
最長13天不讓睡覺
2002年11月，為了讓鄧怡放棄信仰，勞教所開始強制轉化她。他們用報紙封住窗戶，強迫她連續24小時坐在小板凳上，不斷地進行所謂的學習和寫心得，還有幫教人員在旁邊不斷地勸說。
最長一次連續13天不讓她閉眼。「當時天寒地凍，只要我一閉眼，監控人員就用冷水潑濕我的衣服，或用衣架打我的手腳。」鄧怡回憶道，當時，她「非常想睡覺，已經到了身體的極限，眼睛睜不開、經常不由自主地閉上，腦袋昏昏沉沉，眼睛非常疼痛」。
在熬夜酷刑失敗後，勞教所對鄧怡實施了更嚴酷的綁刑。她的雙手被反扣，一手在上一手在下，像背劍一樣，雙腿以雙盤姿勢被綁住，接著用繩子將脖子與腿部繫在一起。這個姿勢在20分鐘內就會引起極度疼痛。
綁刑。（受訪者提供）
吸毒勞教人員王麗華、曾幗劍和馬三家的兩個幫教，其中一個姓岳的女人，她們強行把鄧怡的腿盤上，雙手綁在背後，儘可能地綁緊。曾幗劍還把腳踩在鄧怡已經疼得不行的腿上。鄧怡說：「當時，我理解了為什麼那麼多法輪功學員，會被迫害至精神失常，因為我也已經到了極限，精神幾近崩潰，心靈受到了極度的傷害。」
「用刑時，我呼吸困難，雙腿和雙臂劇痛。」她說，「實在太痛苦了，腿在痛、背也在痛，最後感到渾身都痛，心裡很害怕，怕自己扛不過去。」這種酷刑她遭受了三次，最長的一次她痛得昏了過去。因為昏迷，她醒來時無法確定被綁了多長時間。據明慧網報導，有十多個小時，但她覺得實際時間更長，可能超過一天。
鬆綁時，雙腳呈黑紫色，腿腳多處布滿水泡， 完全失去知覺，像是已經断了似的。她兩三天無法動彈，無法走路，好像癱瘓病人一樣。右小腿的水泡腐爛後久久不能癒合，花了七個月才痊癒，留下一個大疤痕。
野蠻灌食之鼻飼
為了抵制勞教所的酷刑折磨，鄧怡開始長時間絕食，持續了一年多，直到離開勞教所，期間，她只主動吃過幾天飯。
鼻饲時呈「大」字型绑于床上。（受訪者提供）
2003年，中國新年前的大年三十，勞教所的何醫生勸鄧怡吃飯不成，惱羞成怒。何醫生就用最粗的胃管從鄧怡的鼻孔插入胃裡，為防止她拔管，將她四肢呈「大」字形綁在床上，長達7天。
鄧怡說：「他們會一直灌食，直到我的肚子脹滿。那管子在胃裡留置7天也難受。躺著7天不能動，身體時而癢、時而痛，我只能忍著。有一段時間，他們還幫我插了尿管。」
為了讓鄧怡放棄絕食，勞教所對她實施了酷刑「上繩」。管教在她面前放了一碗麵，說：「不吃就不放你下來。」她的手臂被繩子緊勒著背到後面，然後向上吊起，手臂被吊得如同刀割一般。腳尖僅能觸地，無法用力，背上像有無數根針在扎，疼痛難忍，時間越長越痛。
上繩。（受訪者提供）
鄧怡表示，她被這樣折磨了三次，每次持續一兩個小時。放下來後，大半天她才能恢復一些活動能力。她的上臂變紫，全身疼痛，兩三天後才能稍微緩過勁來。
最恐怖的灌食
2003年「非典」期間，勞教所的管教和醫生發明了一種新的灌食方法。她們為鄧怡專門製作了灌食的凳子和衣服。灌食時，七八個強壯的吸毒監控人員，協助醫生操作，強行撬開她的嘴，將鐵勺伸到她的喉嚨裡，然後由醫生往她口中灌粥。
鄧怡表示，每次灌食都讓她死去活來，吞不進去也吐不出來，差點被嗆死。這種折磨每天進行三次，持續了一個多月，直到她的喉嚨、口腔和嘴角都潰爛了，醫生才停止這種野蠻的灌食方法，改用鼻飼。鼻飼一段時間後，他們又改用口灌。如此輪番變換方式來折磨她。
她說：「整個灌食過程既難受又恐怖。當時真的好像面對著幾個魔鬼，感覺他們的臉都是黑的。有醫生、管教和監控，一大群人圍著我，好像被幾個魔鬼包圍。她們用專門設計的灌食衣服，把我固定在凳子上。除了牙齒能動，身體其它部位都無法動彈，牙齒成了唯一的抵抗手段。」
在被嗆得幾乎窒息的時候，鄧怡在心裡呼喊師父救命。雖然非常痛苦，但在危急時刻，灌食沒有進入氣管，否則她真的會窒息。她表示，每次灌食都是滿臉眼淚、鼻涕和口水混在一起，衣服和地上都是灌的粥。他們的目的不是讓她吃，而是折磨她，每次都像經歷一場大戰，感覺「非常的恐懼」，她說。
此外，勞教所每個月，都帶鄧怡去廣州市流花路的陸軍總醫院檢查身體，每次都要驗血，但每次都抽不出她的血。鄧怡認為，勞教所企圖獲取她器官的配型數據。
2004年6月30日，兩年勞教期期滿，鄧怡已被折磨得瘦骨如柴，體重由原來的五六十公斤，下降至不足35公斤。但勞教所卻直接將她送到廣州市法制教育管理所，接著洗腦。由於身體極度虛弱，她在23天後被放回家。當時槎頭勞教所的主要責任人是所長梁惠萍，三大隊的隊長是向帆，指導員是花少霞。
再度被綁架
回家僅半年，中共見鄧怡身體已恢復，於2005年1月7日，再次將她劫持到廣州市法制教育管理所。鄧怡表示，這個洗腦班的迫害手法更邪惡，更具有迷惑性。
廣州市法制教育管理所（簡稱洗腦班），原名廣州市法制教育學校，成立於2001年4月3日，是專門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洗腦中心。當時洗腦班的主要責任人，是管教部部長賴鑒峰和警察楊永成。
野蠻灌食。（受訪者提供）
鄧怡表示，除了酷刑和野蠻灌食外，2005年6月，洗腦班還把她遠在湖北的家公和女兒接來，勸她放棄絕食。當時，她已經三年多沒見過女兒，而女兒已經四歲半了。
洗腦班的人員當著鄧怡女兒的面，用鼻飼方式給她灌食。鄧怡擔心這樣的場面會嚇怕女兒，為了不讓女兒看到這種慘烈的情景，她放棄了絕食。之後，他們還把孩子關在她的房間裡，和她一起關了15天，直到鄧怡的丈夫汪宏發來接走孩子。
鄧怡表示，臨走前，女兒哭得聲嘶力竭，拉著媽媽的手要她一起回家，當時的情景令在場的人都落淚。
「中共為了迫使我放棄信仰，不惜一切手段。女兒走後不久，洗腦班又對我施加綁刑，同時播放女兒充滿稚趣的生活片段。警察明確表示，只要我放棄信仰，就可以停止受刑，還能儘快與家人團聚。」她說。
鄧怡從洗腦班回家後，中共並沒有放鬆對他們一家的監控。街道綜治辦和居委會經常騷擾他們，派鄰居監視，甚至派便衣跟蹤。2008年至2011年，鄧怡的丈夫汪宏發再次被勞教，勞教期滿後又被綁架進洗腦班；在奧運會和亞運會期間，街道居委對鄧怡進行了24小時的監控和跟蹤。
2011年2月22日，鄧怡和女兒去洗腦班給汪宏發送衣服，警察發現了她女兒在拍照，隨即進行搜身，並威脅稱「這是犯政治錯誤」，還通知了孩子就讀的萬松園小學。小學校長連續幾天找鄧怡的女兒談話，要求她隨時舉報她父母的動向。
2011年3月11日，汪宏發因遭受迫害出現重度高血壓症狀，被暫時釋放回家。與此同時，江南中派出所國保辦和綜治辦的人員，多次揚言要將鄧怡送進洗腦班。為了逃離中共的迫害，同年4 月11日，鄧怡一家來到泰國，並於2013年6月抵達美國。
站在自由的土地上，鄧怡非常感謝美國接納他們一家，並給予一切幫助。「但在中國，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仍在繼續。我們認識的許多法輪功學員，還在遭受不同程度的迫害：有的仍被關押，有的流離失所，有的經常被騷擾……其中一些被關押的學員，甚至已經超過70歲！」
「我家人和我所遭受的迫害，只是千千萬萬法輪功學員家庭的縮影。」她呼籲善良的人們，關注並制止這場長達25年、慘無人道的迫害，將正義還於人間。◇
責任編輯：宋佳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