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4年07月26日訊】（大紀元記者寧海鐘、李平採訪報導）中共近年以維護黨魁習近平的權威及「集中統一領導」為由，在體制內外推行學「習思想」運動。不過，伴隨而來的是官場進入軟抵抗、躺平狀態。兩位剛出國的前中共官員對大紀元表示，體制內許多人對政治學習感到厭煩，加上內卷嚴重，明白人都想出國。
思想管控日益嚴重 學「習思想」惹人煩
常女士是中央直屬單位的公務員，科級幹部，一年前從中國來到歐洲某國。
她近日對大紀元表示，像她這樣的公務員，一般是正常工作到退休，單位應該說是本市最好的單位，工資也沒受疫情影響。但是單位系統內近兩年還是有多位同事離職，她自己則在去年離職並出國。
常女士說，其實在職公務員大家都很煩的一樣東西，就是學習所謂的「習近平思想」。
「思想監控加強，疫情的三年來尤其嚴重，上班各種會議都學習近平的思想，下班後加班做本職工作，大家怨聲載道。」
常女士不是黨員，但也被強迫去寫各種思想匯報。
「那些黨員更累，經常開會，寫學習心得，黨組織還要求手寫匯報，（黨務）工作量大到甚至安排專人做黨務工作，經常加班。（管黨務的）累得才三十多歲就背上24小時心臟監控儀。感覺風氣回到文革時代，思想受到鉗制。」
內卷嚴重 人際關係緊張壓抑
常女士並不想再升官，工作十多年了，只想要開心工作，但這也很難實現。
對中共最高層的左轉路線，大家都有切身體會，除了思想學習被加強，連過洋節現在都不允許了。那些黨務工作者，日常就成為黨埋伏在人們身邊的釘子、眼線。
「有一年平安夜，為了融洽，我說一會午休給大家買蘋果，馬上管黨務的同事就說，不讓過洋節，明文發出的。一點同事間的溫情都被扼殺，同事間都會監督，人人自我審查。」她說。
中共二十大後，各種打著國家安全名義的法律和規定出台，製造了寒蟬效應。
常女士說，「平時出差時的工作環境照片，現在不敢往朋友圈發，經常開會被提醒，不讓發照片；學習《保密法》《國家安全法》《反間諜法》經常檢查，其實都是在造假，根本沒（那麼嚴重）問題，製造緊張氛圍，讓辦公樓裡人人自危，不敢拍照，不敢亂說話，連辦公室的照片都不敢拍。」
常女士說，被眾人羨慕的公務員都只能停留在安全需求的層面，只能大致確保生活穩定，想要再往上獲得社交、互相關愛的需求、尊嚴需求，甚至達到自我實現、自我超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幾乎所有人，包括領導，身心都在持續內耗，多數人都活得很疲憊。
基層沒意義的工作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呂德文今年初發布的《經濟的另一面的草根調查》，提到基層存在撂挑子，多數鄉鎮政府勉強保持運轉，有些村莊發不出薪水給村幹部，很多村幹部鬧辭職。基層政府為了應付上級不得不在多方面造假。這篇文章後來被刪除。
常女士說，中國下邊許多基層公務員工資在減少，有的減了百分之六十，同時他們現在幹的都是沒有意義的事，特別是前幾年的疫情管控。
「基層公務員被攤派任務打疫苗，我們單位沒有，但我知道北方城市，如黑龍江十年流失人口二十萬，戶口上的人其實都去外地打工了，找不到人打疫苗，為完成任務就自掏腰包僱人打疫苗。我們單位是有結對的扶貧單位，要買那裡的土特產，非常貴的茶葉，臘肉，香腸等，不但個人買，單位也要買。」
她說，三年疫情期間，省委組織部動員所有封控在家的公務員去做大白（防疫工作人員），說是省委書記說如果不去要秋後算帳，「我被迫去當大白，最後給發個證書，有的人感染變成白肺，現在身體也不好，這是給多少錢不能彌補的。」
半年前來到歐洲某國的李女士，原來是基層政府的科長，年近五十歲，工作快三十年了。
李女士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她剛提職科長就趕上疫情。
「我們被緊急召回，要求帶著行李住到單位，每天做大白，去檢查核酸，從民間招募的志願者和護士等每天最少二百元，而我們除了不去捅嗓子（採樣），工作量和他們差不多，一分錢沒有不說，2020—2021年沒有績效獎金。」
李女士披露，當是為了完成打疫苗任務，就要造假，每個人必須拿到3個七十歲以上老人的身分證號，其本人可以不去打針，然後就在系統裡登記已打疫苗了。她拿了死去的朋友的身分證充數，就這樣還沒有完成任務。
「解封後上面政策讓保經濟，我們又挨個去商家動員，讓他們去在我們這裡註冊，完成招商引資任務，過幾天又創建文明城市，又去大街撿菸頭，總之，那三年做的全是為迎合上級一陣風的形式任務，就是沒有為百姓服務的事。越做心裡越涼，連父親身體出現異樣也沒及時察覺，短短一月，父親去世。」
有人擠進有人逃離 最渴望的是「潤」
近年青年失業率高漲，公務員考試大熱，不過常女士說，外邊的人想進來，但實際上體制內有條件的人都想辦法逃離。
「我們處就有兩個離職，加上我有三個了，機關黨委。另外部門離職、辭職更多，具體數字因為不常見面，了解有限，聽說有考博士去就學了。我們單位是我所在城市最好的，隱形福利、退休待遇很好，但還有很多人離職，甚至不惜違約。」
常女士的同事小張，剛剛考上公務員，按照《公務員法》入職公務員未滿五年不可以離職，但小張不惜交了違約金也要離職。
她認為這是當局三年動態清零政策的後效應，大家都怕了。
「我感覺就是因為疫情時期給管控的，（他）剛出校門離開家在異地就業，第一年封控在外地不能回家過年，去看了一下女朋友，因為疫情封控政策自我隔離在家，被當作頭等大錯，處長叫到辦公室一頓痛罵，甚至都要被罵哭了，一個年輕小孩……精神的壓力把人的親情都變得冷冰冰的，可能不惜違約也要離職。
「至於更多的人可能是對收入不滿意，對工作環境的失望吧，原因挺多。至於我，是沒有自由，所謂的那些待遇，隱形福利對我都不起作用了，領導對我的壓軋讓我嚮往自由，於是去年我就來到這裡。」
常女士說，其實已清楚體制黑幕的人，大家心底裡渴求的還是「潤」：「從我出國後，很多同事都問我怎麼出國，甚至前幾天還有人讓我幫他聯繫出來。言談中他們都很羨慕我，但是人人互相防範，在微信上也不敢說得太直白，但我知道他們也是有這種心思的。」
早就有人說中共的體制就是一台絞肉機，一些年輕人抱著滿腔熱血進去，想要施展報負，但這台機器在意的只有執政權力的存續，不會真心為老百姓做事。久而久之，就連人性中的良善都慢慢喪失了。
本身是基層科長的李女士對此深有體會，所以也選擇了離開中國。
直接導致李女士離開的原因是在體制內的工作看不到意義，李女士說，「不是為居民服務，到處造假，沒有說知己話的同事朋友，生死關頭就是棄卒，百姓生活很苦，商鋪倒閉，處處蕭條的景象讓人失望……」
再有就是因為單位領導一直要她上交護照，科長以上都要統一管理，再不走就晚了。
「把父親安葬後，我下決心要走了，就沒有後顧之憂。」她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