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08月24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Gregory Copley撰文／唐雲舒編譯）中共已陷入「戰爭思維」，但卻沒有相應的「戰時經濟」來支撐領導人習近平的野心計劃。
這深刻地揭示出一個現實：儘管習近平可能會推動對台灣戰爭，但他並沒有讓中國做好發動戰爭的準備。
從根本上來說，習近平缺乏連貫一致的戰略，這使得他在中國大陸經濟及社會凝聚力崩潰、並引發四鄰反對之際，採取了一系列臨時、被動且常常相互衝突的補救措施，與實際情況脫節。
在他的失敗政策綜合作用下，（中國社會）絕望氣氛日益濃厚，特別是近年來（尤其是2023年7月和8月）發生的一系列自然災害，已被視為民眾拒絕其主政的前兆。
習近平及其下屬採取了許多臨時措施來遏制經濟下滑。不過，這些都是在一個既非自由市場經濟，也非真正由消費者驅動的經濟框架內實施的西式刺激措施。中國經濟增長的基本架構是建立在「豆腐渣」基礎上的，面對這樣的現實，這些刺激措施太微不足道，也來得太晚了。而且，這些「創可貼」般的措施也沒有觸及到現實的中國經濟、基礎設施或軍事核心問題。
事實上，為了讓中國的市場機制看起來與西方市場經濟結構類似，中共努力推動股市和消費市場投機行為，但這類活動更像是從華爾街複製的，而非「國產」。
其結果是中國經濟內爆現象日益增多，民眾的絕望情緒及社會動盪也隨之加劇。習近平竭力對國內外掩蓋其政治上的失敗及自然災害的嚴重程度，因而無法制定深刻而有意義的對策。
中國人自古以來相信「天命」，這使得他們希望終結（習近平的）領導。與此同時，習近平的國際聲譽及其在戰略方面的可信度都在下滑。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有句名言：「如果你不知道要去哪裡，每條路都是死胡同。」本人則在2006年的研究報告《勝利的藝術》（The Art of Victory）中將這句話改成了「如果你不知道要去哪裡，每條路都將導向災難」。習近平早已在（通向災難的）未名之路上走了很遠了。
習近平正打算製造新一輪COVID-19「恐懼大流行」，以使人們認可其粗野的控制人手段。就如不久前的防疫「清零」運動一樣，他只是想把經濟崩潰的責任全推到「衛生危機」上而已。
和中國大陸經濟崩潰一樣，新一輪COVID-19人員控制措施將對國際社會產生重大影響。事實上，（當局宣揚）「新一輪」COVID-19疫情有著雙重目的：一方面是為了引發全球恐慌，另一方面則是為了迫使中國民眾對其俯首貼耳。
然而，作為中共總書記的習近平，卻不知道自己究竟需要創造什麼樣的經濟來挽救該黨及其統治。他甚至不確定自己繼承來的、（前中共領導人）鄧小平為改變毛澤東時代孤立狀況而推動的市場開放政策究竟是什麼。
因此，習近平試圖通過「新市場經濟」刺激措施來解決中國經濟內爆問題，而他實際上所需要的，是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恢復共產黨控制下的中國和蘇聯長期實施的「經典」戰時經濟政策。不過，現在採行這種政策可能為時已晚。
這種戰時經濟政策不會讓中國出現過去幾十年裡中共所宣稱的那種（高速）增長，但會讓全社會進入求生模式。目前（中國社會）已經失控。
戰時經濟政策不會直接推動可持續的經濟增長，但會避免（經濟）在面臨直接威脅時崩潰。習近平曾試圖把實現了增長的私營部門納入計劃經濟體系。但在（1978年12月至1989年11月期間擔任中共最高領導人的）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的經濟體制就變成了「具有市場特徵的計劃經濟」，很大程度上類似於二戰前十年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經濟」。
中國轉向有利於外國買家、大宗商品賣家和投資者的市場機制，刺激了外國在華投資，並使得許多中國人產生了現在不可能有的樂觀情緒。
在過去十年中，習近平時不時地談論讓中國回到毛澤東試圖建立（但沒有成功的）「經濟內循環」模式；這意味著擺脫對外部投資、供應和市場的依賴，靠國內供給和需求自我循環來存活。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就是「戰時經濟」。但這同樣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因為沒有全球市場的糧食和能源供應，中國就無法生存，因為中國這類關鍵要素的生產嚴重不足。
經典的「戰時經濟」政策將使國家（這裡是指中共）能夠控制一切生產和需求要素。在這種情況下，生產的目的是應對國家生存威脅，（大量）人口將依照指令投入生產活動，從而實現充分就業。
然而，就像世上不存在（無須外部能源就可持續運作的）永動機（perpetual motion machine）一樣，像蘇聯試圖實現的持久「戰時經濟」不可能無限期地維持下去。要推動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就必須有這樣或那樣的能量。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多數盟國都在1939年（最早）至1945年期間啟動了戰時經濟，但隨後被迫在更開放的市場上恢復各自的經濟。當時只有蘇聯繼續推行戰時經濟或計劃經濟（共產主義經濟），該國經濟增長勢頭最終在1990年終結。
如今，「戰時經濟」的概念必須演進，以適應戰爭概念本身已發生變化這一現實。中共於1999年提出「超限戰」的概念，正式打響「新全面戰爭」。實際上，早在1999年之前，中共就已經開始構思和演化「新全面戰爭」的概念，因為該黨認識到中國與蘇聯一樣缺乏資源、經濟和技術來擊敗二戰後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市場經濟體制。
在中共的「新全面戰爭」理論下，人類生活中和自然界的一切要素都可以武器化，以摧毀對手；而在使用這些「武器」時，很大程度上無需真正動武（當然威脅動武的事情總是會有）。因此，「新戰時經濟」需要採用一系列社會「武器」和傳統上的非軍事「武器」——尤其是心理「武器」以及生物、化學和網絡「武器」，來與國內外的敵人作戰。
毫無疑問，將全社會武器化一直是中共戰略理論中的基本內容。然而，種種跡象顯示，習近平並沒有在一個全面的戰略框架內理解這一切。也就是說，他看問題時可能只見樹葉不見樹幹，沒有一個全面的觀點或理論來制定有效的國家戰略。
習近平當前所面臨的情勢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現在中國國內一片混亂、經濟崩潰；四面受敵（包括中俄之間根本性的敵對回潮）；而西方國家儘管凝聚力和繁榮程度落入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最低谷，但仍然表現出很強的韌性。
因此，即使雙方「比爛」（race to the bottom），中共顯然會更爛、比西方更早崩潰。
實際上，如果習近平想持續擔任中共領導人（前提是共產黨能夠繼續存活）的話，他應當避免與西方（特別是美國）進行大規模的「熱戰」。這麼說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習近平持續在軍事上公開挑戰美國和西方，已使得西方國家開始著力重建和加強軍事力量，以應對來自中共的威脅；其次，中國國內民心不穩，習近平要傾盡一切資源（包括軍事力量）才能穩定、控制和壓服民眾。
儘管如此，習近平還是不顧經濟福祉和民眾的死活，把對台灣戰爭作為最重要的事情。實際上，這也是他令在痛苦中掙扎的中國人轉移視線的唯一辦法。
同時，他還開展了自相矛盾的宣傳活動，讓國營媒體塗脂抹粉，說中國經濟正穩定復甦，並對全國各地（甚至北京）遭受的嚴重自然災害輕描淡寫，說是「可控」的。從根本上來說，習近平控制了媒體的信息表述，也使得他無法對民眾面臨的災難感同身受。
官方媒體不會傳達民眾所看到的問題，因此習近平無法深入民間，去支持民眾、凝聚人心，這使得他比其他中共領導人更孤立。
與此同時，習近平不斷宣稱解放軍已經做好與台灣開戰的準備，儘管他知道這會導致中方與日本、美國、越南和印度發生進一步的衝突。
中共也樂於向世界展示其與俄羅斯的盟友關係，因為這會讓它顯得並不孤單。但二者的這種聯盟關係其實從來都是很虛幻的。在雙方關係最鐵的時期，莫斯科和北京之間也有一種隱晦的深度不信任感，雙方都堅信對方非法占領了自己的國土。即便是在冷戰時期，北京也極度不信任蘇聯並與之展開競爭。此前，帝制下的中國也不信任俄羅斯帝國。莫斯科也從來不信任北京。
鑑於和台灣開戰牽扯的地理範圍非常廣，中共軍隊知道自己尚未做好準備，軍隊領導層目前似乎已經表明，可能不會服從攻打台灣的命令。
因此，儘管習近平將軍隊視為自己的權力後盾，他也開始先發制人、擴大對軍隊領導人的清洗範圍。
總之，習近平已陷入困境。他不能在台灣問題上讓步，因為在民眾遭受痛苦之際，他沒有其它事情可用來轉移視線，也沒有其它理由來（為自己）辯解。他也沒辦法與軍隊重建互信，只能對民眾和軍隊進行鎮壓，除非他能重新定調、讓人們相信他使得中國重回毛澤東時代的貧窮和孤立是有正當理由的。
近期的事件已經表明，人們普遍認為習近平已經喪失了「天命」，因此也失去了統治「天下」的能力。
面對這種情況，習近平除了摧毀對手，竭力製造災難、讓國際對手不安並分散國內民眾的注意力外，別無他法。
而他現在制定挽救自己和中國的戰略，是否為時已晚？
如果還不算晚，那麼全世界就要將目光投向「後習近平」時代，甚至「後中共」時代，並關注這一時期到來之前的一切不穩定因素。
作者簡介：
格雷戈里‧科普利（Gregory Copley）是設在華盛頓的國際戰略研究協會（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Association）主席。科普利出生於澳大利亞，是澳大利亞勛章獲得者、企業家、作家、政府顧問和國防出版物編輯。他的最新著作是《21世紀的新全面戰爭和恐懼大流行的誘因》（The New Total War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 Trigger of the Fear Pandemic）。
原文：China’s Xi Promises War Without a Wartime Economy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所表達的是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