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3年09月12日訊】（大紀元記者宋唐、易如採訪報導）近日，素有「小刑法」之稱的《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其中「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傷害中華民族感情」入罪引起廣泛關注。
近年來，中共當局不斷通過修訂和新增法律，一步步縮小民眾自由空間。專家擔心，如果按照這個趨勢，未來可能將有越來越多法律對公民的言論自由進行限制，思想入罪。
情感入罪 公安擴權
《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第34條說，「在公共場所穿著、佩戴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服飾、標誌」 ，「製作、傳播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者言論」，最重將處15日以下拘留，並處5000元罰款。
法律專家指出，現代刑法一般以法律權益是否受到侵害作為入罰入罪的標準，將處罰依據訴諸於公眾情感、社會價值等抽象觀念，只會縱容公權力濫用，損害憲法所保障的個人權利和自由。
華東政法大學憲法學教授童之偉認為，「中華民族精神」由誰確認，按什麼程序確認？「中華民族感情」由誰體認，按什麼程序體認和確定？這都是極大的、幾乎無法循法治原則操作的問題。若全國人大常委會按現在的草案通過該條，執法上必造成循長官意志抓人、定罪的實際後果，會貽害無窮。
除了第34條，引發公眾關注還有第59條，將「侮辱、漫罵」列為阻礙警察執法，要「從重處罰」；第100條准許採集「違反治安管理行為人」和「被侵害人」的生物信息；第106、120條賦予單警執法的職權，弱化了執法過程中的互相監督。這些實際上已經潛在地擴張了警察的權限。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碩士賴建平對大紀元表示，首先，把純粹主觀上的價值判斷，納入到治安處罰的範圍之內，這是思想和言論入罪的表現，也是專制國家用法律去強制民眾的道德情感、道德判斷的一種惡法。
「把道德都用條條框框法律化了，不管是服飾、言論、文字、圖形等等，你把人內心深處的心理和精神活動完全界定，你只能這麼想，只能這麼思考，使得公民就沒有道德可言了。」
第二個問題是，警察可以對民眾強制檢查人身、採集生物信息。這是一個違憲條款，是對公民合法人身權利的嚴重侵犯，是巨大的歷史倒退。
第三個就是所謂的不得對侵略戰爭和侵略行為進行宣揚和美化，本身就是很大的一個主觀價值判斷。
第四個問題就是，只要有一名警察就可以對所謂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的人進行處罰，那麼警察權力太大，就可以隨心所欲，甚至進行敲打勒索，行賄受賄等等。
中共當局為何頻繁修法？
觀察者注意到，近年來習當局越來越多通過立法，將中共及最高領導人的議程寫進法律，為其統治獲取合法性。如果說過去中共還在「國家」「法律」的面具之下幕後操作，那麼現政權已經撕下來這塊遮羞布。
中共的「幫規」越來越多與國務院法規聯合發布，黨的領導也被寫進越來越多的法律之中。中共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副主任、教授楊偉東發文聲稱：通過法定程序，使黨的主張成為國家意志。
根據中共官媒新華社報導，2012至2022年10年間，當局「新制定法律68件，修改法律234件」 ，「與上一個十年相比，新制定的法律數量增加三分之一，修改的法律數量增加近2倍」。
其中標誌性的有，2018年修改憲法，取消了國家主席任期限制。2019年，在美中貿易戰期間，習近平在一次講話中說，在「對外鬥爭」中，中共要以法律為武器，隨後一系列涉外法律《反間諜法》《對外關係法》《外國國家豁免法》等出台。
2019年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當局通過了港版《國安法》，之後香港的自由和自治程度急速惡化，眾多民主人士被以「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起訴。
2023年6月，《愛國主義教育法（草案）》首次提請審議，新華社稱「以法治手段推動和保障愛國主義教育」。評論人士認為，該法為在年輕人中製造更多的「小粉紅」創造條件。
2023年通過《反間諜法》修正案，該法沒有界定「敵人」、「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或「國家安全和利益」的具體涵義，引發外界擔心當局濫用權力擴大罪名，打擊異議人士。
在西方社會，「法治」是指 「通過明確規定和既定的法律來限制權力的任意行使」，但在共產國家，只有共產黨才有解釋「人民意志」的合法權力。在《中國法治建設規劃（2020-2025 年）》中，法律作為仍然被定義為一種政治工具，「牢牢把握黨的領導」的馬列主義法律觀，仍然是法律的根本。
《經濟學人》評論說，每隔一年，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話就更像法律，他的口號被印在紅色橫幅上，張貼在城市街道和公路橋梁上，他的下屬也在忙著將他的標誌性政策，轉化為正式立法。習近平的口號雖然是 「依法治國」，但他譴責司法獨立和三權分立是危險的外來思想。
原大陸維權律師吳紹平對大紀元表示， 對馬克思來講，法律就是階級統治的工具。習近平把馬克思的法律觀點無限地發揮，徹徹底底地使用了馬克思的法律觀點。
「習近平的中共把法律武器化，他認為他的依法治國，就是通過出台法律來把整個社會嚴嚴實實地管起來，他的法律是徹底地成為中共維持統治的一個工具。」
賴建平表示，習近平談不上依法治國，依法治國有英文的兩種解釋，一種叫法治（Rule of the law），一種叫法制（Rule by the law），法治是三點水的「治」，法制是立刀旁的「制」，所以一個叫「水治」一個叫「刀治」。
「西方國家的法治，是法律怎麼說的，人民就怎麼做，是法律在統治。為了防止法律被任意修改，所以必須是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的憲政民主的體制。」
他說，如果是法制，那麼法律就成為一個刀把子，應該叫刀制，誰不聽話就滅了誰，成為統治者隨心所欲的一個工具。他想怎麼修訂法律，他想怎麼樣的出台、修訂廢除法律，都是他主觀意志決定的。
「習當局也說法治，這不是混淆視聽嗎？共產黨從來就是這樣，可以把民主概念釜底抽薪，換一套不同的說法，說它的民主比美國好五倍。西方民主所有的議員、行政首長，都是人民票選出來的，它說是假民主。中國老百姓任何權利都沒有，它說它是真民主。」
西方觀察者注意到，習當局一方面加強集權，另一方面卻大量制定與修訂法律，看起來是一個矛盾體。
賴建平表示，習政權最近如此緊鑼密鼓地出台修訂各種酷法惡法，其實是跟他們目前所處內憂外患的一個政治經濟形勢密切相關的。
「由於習近平上台後，政治上全面的倒退，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普遍的警惕，國內民眾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經濟面臨崩潰的邊緣。他的政權就面臨著風險，現在要採取各種措施，從宏觀到微觀要打補丁，把各個社會生活任何一點點漏洞都要補起來，讓他們的政權更加安全。」
吳紹平表示，修改法律非常重要的一個出發點，是因為中共很清楚，他們的權力來源是沒有合法性基礎。
「中共現在面臨的經濟形勢及國際局勢都日趨緊張，它的合法性的統治基礎，必然也會受到越來越廣泛的質疑，自然會導致其政權的不穩。因此不斷地出台各種惡法，讓老百姓恐懼，來鞏固他個人及中共的權力。」
思想可能入罪 隨心所欲構陷公民的惡法
綜觀過去當局一系列修訂的法律，都與意識形態及安全有關。吳紹平表示， 34條修訂條文是典型的思想入罪，假如這個法條最終被獲得通過，一定會出現思想警察。
「每一個人，不管是誰，都會是警察的執法對象。因為你一句話，一個玩笑，一不小心穿起衣服，或者是去照相擺個姿勢，按照中共的這個法條，都可能傷害中華民族感情。」
他說，這種思想警察出現的話，那就可以想到中國的社會未來，是什麼樣的一種恐怖景象了，這是純粹的紅色恐怖。
吳紹平表示，但凡有點正常思維的人，都看得清楚中共這些倒行逆施的做法，對整個中華民族的傷害之大。但在中共不斷加強對律師業、法律界的干預之後，基本上是一個萬馬齊喑的狀態了，在大陸的法律界人士基本上已經不敢怎麼發聲，也不敢怎麼說實話了。
清華大學法學教授勞東燕在微博上指出，「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傷害中華民族感情」是內涵極為模糊的概念，面臨處罰標準過於模糊的問題，勢必導致行政權力的選擇性執法，可能會刺激民粹主義或極端民族主義情緒的肆意蔓延。
有網友評論道，「很多人可能會認為，只要自己不穿和服，就不會有事。但是，如果和服被全國各地禁止，下一個攻擊對象，可能是西裝——看這名字就傷害了中國人感情。實際上，80年代我還很小的時候，確實痛恨穿西裝的人，因為那個時候普遍的衣服是中山裝。」
蔡慎坤在社交媒體X上表示， 1949年後，國人穿什麼衣服就是個政治問題，不要小看對著裝的管控，這很可能又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在任何時代，在一秒鐘內看到本質的人，和花半輩子看不清的人，命運或許大不一樣。
張愛玲就是緣於「著裝不正確」而遠走美國， 1951年上海召集文藝界人士開會，張愛玲身穿旗袍，在藍色和灰色海洋裡，使她成為「異類」，事後領導讓她不要穿旗袍。張愛玲說，「連旗袍都不准穿了，暴風雨就要來了。」 1952年7月，32歲的張愛玲，隻身來到香港。
有網友留言說，「不要覺得《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和你無關，不要覺得自己可以是那個例外，不要覺得發聲沒用，……現在發聲，就是為未來的自己呼救。」
賴建平表示，治安管理處罰法與每一個民眾的息息相關，你總要有所思、有所想、有所行，如果按照現在的《治安管理處罰法》，那人民就沒有基本的自由空間了。
「比方說普世價值，任何一個民族都不會反對普世價值，只有共產黨專制統治者會反對，它用一個法律的紅線給你限定住。你喜歡西方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說一句西方人的社會福利好，你喜歡西方流行的流行歌曲，這也會成為傷害了民族感情。」
他說，那麼這樣的話，這條法律就成了可以隨心所欲構陷公民的一條惡法，每一個人都可能被用這條惡法處罰。
賴建平表示，他們現在修訂這一系列的惡法，所謂的公權力、最高統治者的個人意志不斷地擴張。它們的意志強大了，人民的意志就弱了。
「老百姓的權利越來越小，他們的自由的空間壓縮到了最小的限度，那麼中國未來，一定會沿著這個方向進一步的惡化。那麼最終一定會要走到哪一步呢，要走到魚死網破的那一天才能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