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橋事件一周年 各界談民眾覺醒

【大紀元2023年10月13日訊】(大紀元記者李圓明採訪報導)四通橋事件一周年,當事人彭載舟仍下落不明,其家人被24小時監控。外界評論認為,四通橋事件是標誌性事件,民眾在強權高壓下戰勝恐懼,出奇致勝,這是中共最害怕的。

四通橋位於北京中關村科技園區和中國人民大學附近。2022年10月13日,孤勇者彭載舟(彭立發)在這個北京鬧市區的立交橋上掛出橫幅:「不要核酸要吃飯 不要文革要改革 不要封控要自由 不要領袖要選票 不要謊言要尊嚴 不做奴才做公民」。

四通橋事件震驚世界。一年來,經志願者多方尋找,彭載舟仍下落不明。大紀元獲悉,志願者找到了彭載舟的親友,但是家屬中沒有一個人知道他關在哪裡,家人沒有收到任何法律文書。甚至他的親友也被管控噤聲。

彭載舟家人被嚴控

惡人榜發起人林生亮告訴大紀元記者,「我們的團隊在一年當中從來沒有放棄過,但不為人所知。因為出於保護一些志願者,有些勁爆的消息不能說出來。」

林生亮表示,作為一個關心和敬佩四通橋勇士的志願者,他在尋找彭載舟的過程當中得到了太多人的幫助,不單是海內外,還有在體制內、體制外的人給予了各種各樣的幫助。

他說,「四通橋事件在整個反抗中共暴政的歷史長河當中,它的歷史意義是非常重要的。他(彭載舟)也是第一個以一己之力改變了整個中國封控的歷史(的人)。一個人的壯舉,英勇的被捕,導致了中國人民的全民覺醒。」

林生亮認為,這種覺醒遠遠超過1989年的大學生運動,那是一種改良。但是四通橋事件事件的出現,讓整個全民覺醒之後付諸了行動,第一次在街頭上喊出打倒共產黨,這鼓舞了太多人。

白紙革命的前身就是四通橋事件。所以從整個事件發生的節點來看,我們應該永遠要記住彭載舟,他對中國人民追求自由、民主、人權所做出的貢獻,如果有機會我希望他能夠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他說。

 

拆牆運動負責人劉棟玲也參與了尋找四通橋勇士。她向記者介紹,義工通過技術收集信息,找到彭載舟家人的聯繫方式,她們不斷嘗試去聯繫。

「彭載舟的妻子韓洋的手機被公安扣了,現在拿的手機號碼和手機都是公安給她配的,等於說沒有辦法聯繫她們(韓洋和兩個未成年女兒)的。彭載舟的妻子上班天天專門接送,等於說是24小時看管。實際上跟囚禁沒什麼區別。」她說。

中共強權壓力下 民眾不斷抗爭

劉棟玲從小生活在農村,經歷了計劃生育、分田地,後來在工廠經歷工人被歧視的不公,又經歷了強拆。她幫助別人維權,給別人代理案件,遇事總想得到一個真相。

劉棟玲認為,中共這種強權的壓力太大,適得其反。各方面壓力太大的時候,壓到一定程度,民眾肯定反抗。彭載舟上四通橋也是,當時在疫情中,又是封控,人民都被壓得接受不了,他選擇一個人去站在四通橋上。

她表示,四通橋事件以後,民眾不斷覺醒。如,喬鑫鑫(楊澤偉)發起拆牆運動,希望能夠得到世界的關注,幫助中國人來拆除防火牆。並將建防火牆的惡人送到海牙的國際刑事法庭。

「王清鵬發起一人一推,讓大家持續不斷地去關注政治犯,關注量逐步上升。惡人榜發起人林生亮準備註冊NGO,著手與歐洲人權機構合作。拆牆運動也能走到這種高度,我們已經收到美國、芬蘭等三個國家回覆郵件,並推薦了相關部門的郵箱,對拆牆運動表示支持。」

「這種抗爭打開了全世界對中國的看法,導致與中共的脫鉤,與這些項目都有關係。我最近了解到,中國國內的經濟也是很崩潰。現在中國的經濟高速地下滑,繼續下滑下去,會導致中國共產黨的倒台。」

維權律師:人民出奇致勝 這是中共最害怕的

著名維權律師陳光誠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四通橋事件其實充分說明人民的智慧是無窮的。其實不要覺得中共它堅不可摧,鐵板一塊。與這樣一個邪惡政權做鬥爭的時候,人民要鬥勇,但是更要鬥智。

他說,「你會發現中共想盡辦法地嚴防死守,但是即使在北京這樣的地方也還是發生了四通橋事件。這樣的事情對中共看來那就是防不勝防,甚至僱用了很多看橋員。我覺得只要人民戰勝恐懼,動用智慧,是可以戰勝中共這個邪惡政權。」

「當有朝一日大家有了充分的準備,對中共控制這個國家的各個魔爪能夠出奇致勝地去戰勝它的時候,中共政權就危機了。所以這也是中共最害怕的。」

陳光誠認為,通過一系列的這種人權案件就會讓人不斷地去覺醒。

他表示,「如果說這一年來比較重要的、啟發人民去認識這個邪惡政權的一些案子,我認為中共對於維權律師維權人士繼續的沒有底線的任意的打壓,這是一個重大的案件。包括非法的阻止他們出境,這些都不斷地讓人民看清了這個專制政權的本來面目,認清了他們當面背後一套的邪惡本性。」

民營企業不再相信共產黨

青海前政協委員、企業家王瑞琴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四通橋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從彭載舟提的口號,對行動本身的準備,包括放煙霧彈,以及他對中國情況的深刻認識,都反映了中國當下老百姓的覺醒,以及民間的智慧。

王瑞琴認為,2023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年初中共「二十大」召開,在政治層面上,是中國(中共)政府大動盪的一年。外交部長秦剛突然消失,接著國防部長李尚福消失。包括對趙樂際的部下的整肅,說明中共的體制內暗潮湧動,非常不穩定。

經濟層面上,三年疫情封控以後,大家希望經濟能夠恢復,能夠有個「報復性」的增長。結果是很失望。因為經濟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不以行政手段為轉移的。行政手段干預經濟,這個是有限的。

她說,「三年期間,商業的規律破壞了,比如說上下游的供應商,訂單,(導致)整個國際社會的中心,一直在逐漸地在遷離中國。所以中國的企業,現在是一種快速的下滑狀態。」

「隨著投資環境不斷地惡化,外資大規模地撤離,出口也好,來料加工也好,外資外貿都會持續下滑。中國的經濟現在是快速斷崖式地下降,還看不到底,不知道什麼時候是個底。」

王瑞琴表示,她身邊有一大批民營企業的朋友,經歷這麼多年不停的運動和折騰,跑路的很多,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在中國國內基本上很早就處於一種躺平狀態。沒有非常好的政府保證的項目,沒有人去投資,所以整個社會還是在收縮。

「對於民營企業,不可能再相信共產黨的政策。」她說。

「今年是中共急劇下降的一年。希望大家要認清楚中共的本質是多麼的殘暴和邪惡。在海外的華人能夠更好地幫助國內的朋友渡過難關。最重要的是,我們怎麼樣能夠聯合起來結束中共的統治,建立真正的民主中國,那麼中國和中國人民的苦難才有希望得到根本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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