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思敏:「醫療虎」徐波落馬三大看點

【2023年10月16日訊】中國2022年冠心病介入手術近130萬例,心血管介入市場規模近400億元,中國已成「介入強國」。而在這一輪落馬的醫藥領域貪腐人員中,中國業界知名心血管介入專家、北京阜外醫院介入導管室主任徐波一案,有三個大看點。

首先,徐波今日高位落馬背後有不簡單的人事背景。徐波1994年畢業於首都醫科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同年被分配到阜外醫院,1996年、1997年和2001年外派荷蘭瑞典受訓後,正式接掌介入導管室。徐波不是醫生,而是工程師出身,罕見的成為醫院臨床科室的領導,全拜阜外醫院這兩任院長所賜,第五任(1996-2002)高潤霖把徐波引進介入導管室,第六任(現任,2002-今)胡盛壽把全院7個分散各科的導管室合併交由徐波統一管理。

除了在阜外醫院擔任要職,徐波兼任國家心血管病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心血管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介入心臟病學大會(CIT)祕書長、中國心臟大會(CHC)執行祕書長、全球心臟介入影像培訓中心主任、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NMPA)器械審評專家等眾多職務。這意味著,徐波在相關領域具影響力有話語權,甚至可以影響行業的標準。

不做手術的徐波,在心血管醫學領域的「三多」(國家項目、學術兼職、社會兼職),也是因為胡盛壽、高潤霖二人具有院士身分。尤其是高潤霖被指中國冠心病介入治療的先導者,1999年當選院士,2002年創辦CIT領軍系列會議,也成為介入業者熱衷贊助的年度盛會。高潤霖還是北京醫院名譽院長,曾接觸過的是中共元老級及其家屬,如院內病逝的「紅一代」曾山,有個兒子曾慶紅。

徐波這樣的背景,國家級的大醫院的主任,身兼諸多職位和光環,舉報無法扳倒,落馬只能是靠山失靈了。徐波無預警被拿下,現在不單是殺雞儆猴,阜外醫院高層,乃至衛健委皆受震懾。徐波案是否止於徐波,值得觀注。

其次,徐波落馬背後是阜外醫院每年心臟介入手術超40,000例的龐大體量。阜外醫院(全名: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心血管病醫院)前身為解放軍胸科醫院,徐波開發設計的導管室工作系統管理軟件,同時獲瀋陽軍區總醫院等採用。阜外醫院從軍方改隸屬於原衛生部(今衛健委)後,也成為「國家心血管病中心」、心血管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心血管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所在地,醫院介入導管室也發展成為年介入治療數世界第一。

徐波此番落馬,輿論質疑聲再起,年介入治療數世界第一,其中有沒有因為醫院績效與創收而進行的非必要手術?這40,000例患者中,其實藥物治療可以的卻被鼓動介入手術?

胡盛壽2020年披露數據,在全國開展心血管疾病診療的4510家醫院中,有4311家設有心內科,只有976家設有心外科。而最常做介入的有神經外科、心內科和心外科。換言之,上千家縣級醫院開展介入治療,讓心臟支架的使用達到了頂峰。

高潤霖幾度回應外界,中國支架沒有濫用。但早在2007年,著名心臟病專家胡大一公開反對支架濫用,2012年,胡大一離開公立三甲醫院,並在當年第14次全國心血管病學術會議上公開表示,「國內濫用心臟支架問題已相當嚴重,藥物洗脫支架的使用率高達97.3%,顯著高於歐美發達國家」,「不少患者一次性就被放入三個以上,有的甚至被放入十幾個」。2017年胡大一發文批中國支架濫用;趨利的醫療體制,按支架數手術量付費,支架手術越多,醫院收入越多,灰色收入越多,企業盈利越多,形成了多贏的利益鏈,只有患者沒贏。

徐波落馬背後藏著百億產業鏈,眾醫院都想分一杯羹。中國(PCI)註冊資料顯示,自2019年以來,中國PCI手術量步入「百萬時代」,介入市場總量超過389億。2022年PCI的註冊總病例數為1293932例,增長超過11%,而這個統計還不包括軍隊醫院的介入手術。

最後,徐波落馬也讓人關注到中國心臟移植數據羅生門。徐波所在的阜外醫院,做為「全國第一」的,不僅介入手術,還有心臟移植。阜外醫院是中國最大的心臟移植中心,心臟移植團隊的帶頭人鄭哲,國家心血管病中心黨委書記、阜外醫院黨委書記,團隊核心成員黃潔,阜外醫院移植病區主任。

而中國心臟移植的官方數據,沒有第二個來源,唯一來源是中國心臟移植註冊系統(China Heart Transplant. Registry, CHTR)。

鄭哲2017年CIHFC年會上,以及黃潔2019年GW-ICC年會上,二人出示2010至2016心臟移植例數(括弧內為黃潔的數據)分別如下:149(149)、150(151)、177(180)、232(234)、325(331)、287(289)、368(368)。二人的數據都引用CHTR,除了2010年與2016年數據相同,其餘年度的數據都鬧雙胞。

另外,據2014年度中國心臟外科白皮書,2014年全國做了358例心臟移植。據人民網2018年刊文,「從2010年建立心臟移植註冊系統開始登記資料,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中國大陸在這六年間的心臟移植註冊登記例數一共達到2149例」。這與鄭哲(1688例)、黃潔(1702例)的合計差額多達461、447例。不僅如此,2019年與2020年在官方白皮書或年刊中也出現數據不一致。

如眾所周知,經濟數據會有多個來源,如財政部、統計局、海關等多少會有差異,但心臟移植數據只有CHTR一個登記系統,而且心臟移植相比肝、腎移值的例數並不大,不可能出現量多的統計誤差,心臟移植這樣的數據羅生門意味什麼,不言可喻。

心臟移植統計即便是有一例的相差,都是很恐怖的,數據不真實的更大更重要的問題是,心臟供體來源,如果是不該死之人成為心臟供體,這不是器官移植,而是「以命易命」。

在2019年長城會上,阜外醫院移植病區主任黃潔報告,「捐獻是一方面,因為供體還是夠的,很多病人因為沒有及時的進行評估而造成了供體的浪費。」「由於供體因素的限制,接受急診心臟移植患者,平均等待供體時間需要5天左右。」黃潔這一番話披露了中國移植界心臟供體等病人的現象。黃潔在會上還特別提到,國際心肺移植學會(ISHLT)至今拒絕納入中國心臟移植相關數據。

據ISHLT一項政策,全面禁止發表來自中國的器官移植的研究論文,這項政策的出台背景起源於ISHLT接受了「中國法庭」的判決以及澳洲學者Matthew Robertson和以色列移植學會主席Jacob Lavee的研究結果。

兩位學者聯名發表的論文指出,證據顯示中國有包括「良心犯」在內的死囚,在腦死之前遭活摘心臟;而有關活摘心臟手術,是在一般公立醫院或軍方醫院進行。所發現的死囚遭活摘心臟案例,一共涉及56家中國醫院,以及超過300名醫護人員參與其中。中國死囚遭活摘心臟的實際數字,很可能遠超過他們所發現的71宗。從這份論文來看,中國心臟移植數據之迷亦不難破解。

而設在倫敦的「中國法庭」的判決指出:「無庸置疑,在中國,強制摘除良心犯器官已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涉及非常多受害人。法輪功學員向來是器官供應來源,而且很可能是主要來源。」「強制摘除器官直至今日仍持續」。

目前中國民間已有談移植變色變的現象,中國網民只要翻牆後在中英文網絡搜索,就能看到國際社會對中共活摘器官是非常關注。醫療反腐,醫院那些不知來源的器官來自哪裡是比徐波貪腐多少億更需要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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