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3月17日訊】每年的十月是諾貝爾獎揭曉的日子，除了有希望獲獎者內心裡七上八下等著宣布的那一刻外，旁觀者總也喜歡湊熱鬧。自一九六九年經濟學家被列在受獎名單之後，全球的經濟學界也難免對這個日子感興趣，而獲獎者更是立即登上龍門而身價暴漲，受人矚目自不在話下。新聞媒體也對雀屏中選者刮目相看，競相報導他們的生平、貢獻等等。迄一九八八年那年為止，二十年來已有二十六位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那張名單早已足供出書素材，而台灣坊間在那時果然至少已有兩本這方面的書籍。
特別的弗利曼
在一九八八年得獎者揭曉的前幾天，筆者不經意的翻開其中一本，被一則特殊的描述吸引住，那是關於一九七六年得獎者弗利曼教授的插曲。大意是說，每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幾乎都非常平靜，因為每次的得獎人都似乎實至名歸，沒有爭議可言，但唯有頒給弗利曼那一次是例外，受到的論評異常激烈，自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他為得獎人後，反對和抗議聲即不斷發出。我們可舉斯德哥爾摩大學經濟學系和瑞典商業學院的教師及研究員的抗議信作代表，內容為：「儘管弗利曼在經濟理論方面有一些發展，但他完全不理會他所推薦的經濟政策所帶來的後果……弗利曼對實際政治的影響，是不應該嘉獎的。他和他的芝加哥學派，做了巴西和阿根廷的軍事獨裁者的顧問，也替智利軍人政權擬出了一條經濟政治路線。……這一切不但指出了皇家科學院的政治幼稚病，也完全抹殺了弗利曼的得獎資格。……」除了書信的抗議之外，頒獎那天，場內有一人示威，場外更有四千人示威，而使截至該年為止，共七十五年的諾貝爾獎頒獎典禮首次遭到破壞，而且因為示威者的擋道，使諾貝爾獎頒獎結束後所舉行的傳統晚宴，首度延遲開席。這個事件凸顯了許多人將「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引進學術領域內，他們不在弗利曼的經濟理論是否真有大貢獻上爭論，卻將與該獎頒授無關的「政治」牽扯了進來。
我們可以想像，即使像弗利曼這種見過大場面且修養也不錯的人，在該種場面應不免有所尷尬，不過，這卻也恰可突出其人受重視的程度。我們知道，自從一九三０年代全球經濟大恐慌夢魘發生之後，凱因斯經濟理論就席捲全球，而在其「創造有效需求理論」的掩護下，政府躍上了經濟舞台，而且當上了主角。一時間，透過政府的這隻「可見之手」就可「精密調節」整個經濟的說法廣被接受，不但當政者沾沾自喜有此能耐，就連大多數的經濟學家也認為如此。美國的《時代週刊》還曾在一九六０年代宣稱過：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將共同合作來「管理」經濟，使經濟從景氣循環中掙脫出來。在此種樂觀氣氛瀰漫下，只見到處歌頌政府管理經濟的功能，置身於此種環境，想要提出異議者，實在非有無比的勇氣和堅強的實力不可，而弗利曼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從一九五０年代起，他就陸續提出異於當代思潮的想法，為人熟知者當然是「貨幣重要」、「固定貨幣供給增加率」，以及「以法則替代權衡」等等。而其主要思想乃回復古典經濟理論，對於政府的功能，尤其在經濟方面的作為有所質疑。
弗利曼的生平和學術貢獻
弗利曼於一九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在紐約州的布魯克林出生，一九三二年畢業於路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次年獲得芝加哥大學碩士學位，其後從事經濟研究工作及教學，於一九四六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學成後即赴芝加哥大學任教，直到一九七七年退休。他曾擔任過政府的經濟顧問，在一九六四年時，曾為高華德（Barry Goldwater）的總統競選顧問，一九六八年起擔任尼克森（Richard Nixon）總統的經濟顧問數年。弗利曼又曾擔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美國國民經濟研究院（NBER）研究員、《新聞週刊》專欄主筆。弗利曼曾獲得美國、日本、以色列、瓜地馬拉等國大學的多項榮譽博士，也曾榮獲羅塞（P.S. Russel）服務傑出經濟學教授。他是當代自由放任、政治經濟學最有力的代言人，芝加哥學派在其領導下聲名大噪。弗利曼之所以獲得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乃因其在消費行為分析、貨幣史和貨幣理論、穩定政策的總合研究上高度成就之卓越貢獻。
弗利曼是位家喻戶曉的人物，其在學術上多方面及多樣化的貢獻，不僅是由於其長期對經濟研究的清楚及透徹的累積與介紹，且為理論上的審慎思慮。再因弗利曼具有優越的文字素養及高超的表達技巧，使其在經濟學術界和一般社會中都卓有名望。
弗利曼在學術上的貢獻，至少表現於四個層次：一為藉著自己對小型模式以及貨幣角色的研究，重新燃起人們對方法論的興趣；二是利用永久所得假說，重建消費函數的理論；三為經由他對歷史資料的實證研究，使美國經濟史的重要性重新被評估；四是將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有效性，引發重要且影響深遠的論戰。
經濟學界的鰻魚
弗利曼鄙視官僚主義，崇信市場力量，對於「個人自由」的宣揚更是不遺餘力，在其研究生涯中，經常砲轟凱因斯理論，尤其不認為政府能在經濟體系內扮演重要的角色。他認為政府所肩負的任務，不應該超越保家衛國、留意貨幣走勢，以及維持治安的範圍，他的重要理念幾乎全包含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資本主義與自由》這本通俗的作品中。這本重要的書在當時並沒引起大家的注意，這種情形並不足怪，因為該書所揭示的理念，在當時屬於末流。名經濟學家，也是第二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穆爾遜教授，當時就曾調侃道：「當漁船在海中航行時，船長為了要保持魚群的活力與新鮮，往往在魚槽中放入一條魚，使魚群和它相鬥。在經濟學界，弗利曼就是那條魚。」儘管是屬於孤軍，儘管到處受到揶揄，弗利曼還是秉持其所認定的真理而奮鬥不懈。逐漸地，受影響的學者日漸增多，由「重貨幣學派」的出現就可見一斑。雖然在現實世界裡，由於政客的短視，以及難以忍受短期可能遭遇的痛楚，他的貨幣數量學說受到排斥，但弗利曼卻仍憑著大量灌輸有關貨幣角色和它如何影響國家經濟的知識而受到稱讚。另一方面，他所一貫宣揚的資本主義，以及與資本主義同義的「自由經濟」或「市場經濟」，在一九八０年代被各國相繼看重而復興了起來。
在美國，自雷根主政起，自由經濟就被奉為圭臬，縱然近期的貿易保護主義有興起之勢，但仍無法撼動之，而英國、法國、阿根廷等自由國家也走向自由經濟而認同資本主義，甚至於中國大陸、蘇聯，以及東歐集團等社會主義國家，在一九八０年代也不得不向資本主義靠攏，開始相信自由企業的威力。我們可以說，全世界都在趕搭這班「經濟自由化」的列車，這種情形由弗利曼自己來講最為真確。他在一九八二年，於《資本主義與自由》這本書重印的版本序言中，寫道：「……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以來，思潮變化得何其之大，我和我太太合著的《選擇的自由》這本書，不但部分內容被《書摘》重印，也上了封面，而其出版的第一年，在美國就賣出四十萬本精裝本，並已被譯成十二種外國語文，一九八一年該書且以平裝本大量上市。有趣的是，該書與《資本主義與自由》中的基本哲理完全相同。……先前那本書甚且更富哲理，而且也更為基本……。」弗利曼的意思是說，同樣是自由經濟哲理內容的兩本書，一九六二年時並不特受青睞，而一九八０年卻是洛陽紙貴，甚至於製作為電視節目而廣受注目。曾有人說過，經濟理論從應用到收效，可能需要數十年光景，由弗利曼的哲理經過二十年才受到重視，可為印證。我們亦可由一九六四年高華德競選總統慘敗，而同樣高舉自由經濟大旗的雷根卻在一九八０年大勝，印證出自由經濟復活的事實。亞當·史密斯的那隻「不可見的手」終於又重新躍上舞台，政府管理經濟事務的機能已不得不消退。
弗利曼是自繇主義者嗎？
有趣的是，隨著弗利曼所鼓吹的自由經濟思潮之擴散，美國出現了所謂的經濟「自繇主義者」（the libertarians），他們主張完全放任的資本主義社會，認為政府的存在是個極大的禍害，必須積極抗拒，他們的終極目標在於廢除政府，建立一個新的社會制度，在此制度下，一切政府功能都應改為私營。由於有著這樣的主張，因而也被冠上「無政府的資本主義者」的頭銜。這個團體的領袖之一為大衛·弗利曼（David Friedman），此君正是弗利曼的兒子，也是一位經濟學教授，他將經濟自由的幅度擴至極限，而不認為他的父親是自繇主義者，雖然大多數學派將弗利曼視為自繇主義者，但他的兒子卻不是這麼個想法。看來弗利曼親自調教出來的繼承人，在自由的思想上果真是「青出於藍，更勝於藍」了。
經濟自由先於政治自由
上文所提到的弗利曼受頒諾貝爾獎時受到抗議，原因在弗利曼幫軍事獨裁者發展經濟，有著助紂為虐的味道。不過，我們若再仔細思考，就會發現，能將經濟搞好，或為發展經濟，民主社會或資本主義是很重要的一個條件，也許弗利曼正是抱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情去幫忙這些國家，目的是在試著扭轉他們的政治風向吧！如果由弗利曼思想在中國的影響，以及弗利曼本人在中國的數次訪問活動，積極鼓吹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那種賣力狀，或可印證吾人之推測並非空穴來風了。一時的受到誤解，仍能本其堅定精神勉力為之，正是先知者共有的特質，他們不追求短暫的掌聲，他們在乎的是綿延流長歷史上的留痕，這些人往往難獲同時代人士的認同，但兯
得到後代人士的肯定。也就在一九九三年初，弗利曼又語重心長的對世人發出警告，警告自由世界人士不要對共產世界的崩潰大喜過望而沖昏了頭，因為自由世界正經由政府勢力的擴大而步步接近海耶克所描述的「奴役之路」，因為美國和其他已開發國家的例子顯示，一旦透過市場機能贏得繁榮之後，常有強烈傾向走往社會主義國家之形態，要維持市場機能的運作可能比導入市場機能來得困難，希望弗利曼的憂慮是多餘的！(後記：不幸的是，弗利曼的擔憂卻成真！)
註：本文由原載於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工商時報》和香港《信報財經新聞》同名文章增改而成。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