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4月27日訊】中國經濟嚴重衰退、中共窮途末日之際，中共當局開始大力宣導什麼「大食物觀」。在「民以食為天」的中國社會，扭轉人們的食品觀念不是輕而易舉的小事，中共當局如此的做法，顯然跟中國經濟的現狀和中國社會的農業發展有關，它實際上還與1960年代中共 黨魁毛澤東推出的「瓜菜代」殊途同歸，反應出中共治下潛在的糧食和安全危機。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去年4月在廣東考察時說：「解決好吃飯問題、保障糧食安全，要樹立大食物觀，既向陸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漁，建設海上牧場、藍色糧倉。」在今年四月的《人民日報》上，習近平的「大食物觀」又被強調和提出來了。
實際上，這個「大食物觀」早在2022年3月的中共兩會期間，習近平就提出來了，說是要樹立大食物觀，在確保糧食供給的同時，保障肉類、蔬菜、水果、水產品等各類食物有效的供給。2022年12月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進一步說明，「吃飯」不只是消費糧食，肉蛋奶、果菜魚、菌菇筍等樣樣都是美食。
毛澤東時代所謂的「瓜菜代」，是用瓜果和蔬菜來代替糧食作為主食來充飢、以度過糧荒。1960年前後，中共搞「大躍進」，隨後出現沒有天災、只有人禍的三年困難時期。 到了1960年11月，中國各地頻傳餓死人的警訊。中共一邊繼續堅持大食堂，一邊對農民作出些許讓步，希望能夠扭轉餓死人的現象。1960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立即開展大規模採集和製造代食品運動的緊急指示》，根據中國科學院的建議，向全國推薦「代食品」。中共中央還成立以周恩來為組長的「中央瓜菜代領導小組」，正式提出「瓜菜代、低標準」的口號。
但在1960年，飢餒的中國農村早已無瓜無果，瓜菜代也代不了，可憐的中國百姓已經開始吃樹皮、樹根、野菜和觀音土了。瓜菜代小組真正能做的，是動員開發稻秸、橛根、玉米芯、橡實、和小球藻等代用食品。小球藻作為水面浮生植物，是綠藻的一種，中科院發現小球藻的蛋白質含量高達30%，可治療因長期營養不良而導致的浮腫病。所以全國上下一擁而上，大規模用人尿來培植小球藻。但不管中共當局怎麼折騰，糧食問題仍然沒有解決。
大飢荒這個人為的災難，最後又是怎麼解決的呢？一個是中共撤出干預，一個是美國的幫助。1961年，中共不得不恢復農民自留地，解散人民公社的大食堂。然後，毛澤東親自批准從頭號敵人、「美帝國主義」進口大量的糧食，才使中國的糧食供應開始好轉，臭名昭著的「瓜菜代」終於走入歷史。當然，因為直接進口美國糧食是對中共自己的打臉，所以中國當時是透過法國、間接的進口美國糧食的。
習近平要向耕地、草原、森林要糧食，中國各地就出現了把草原、森林轉為農田，把山丘變成梯田的運動。等到一場暴雨摧毀了梯田，草原和綠地減少，農民們又不得不退田還林。中共在雲貴川的折騰，一會兒退耕還林，一會要退林還耕，怨聲載道、勞民傷財。 習近平要向海洋要熱量、要蛋白，中國漁民就大肆進軍遠海魚場搶撈，讓韓國和遠在拉美的東太平洋國家訴苦抱怨。習近平三年前倡議的「大食物觀」，三年後的今天仍然未見成效。最近習近平到重慶考察，主持「西部大開發座談會」，重提中共二十多年前就搞過的西部大開發，也被專家們甚至是中共自己的官員們紛紛看衰。
從現代正常國家人民生活的演變看來，以瓜果和蔬菜、以及蛋白質和海鮮肉食，來代替澱粉類的主糧，是二戰以後各國消費者一致的發展趨勢。雖然這個趨勢可能並不一定對人類 健康真正的有益，但是它至少滿足了人們要減肥和近盡享口腹之慾的需要。在最發達國家和中等以上的發達國家，人們正在消耗越來越多的瓜果蔬菜、和海鮮肉類的蛋白質，越來越少的消耗碳水化合物和主糧的糧食。中國人傳統上把飯麵稱為主食，菜肉稱為副食，但現在基本上是顛倒了。中國城鄉居民人均年原糧消費量，已經由1978年的近248公斤，下降到2022年的約130公斤。除了貧窮人口、社會底層仍以主食為主，中等收入及以上的社會階層，都以副食為主。傳統意義上的主副食品，已經顛倒過來了。
一般來說，維持人們健康所需的四種必須的食物種類，是碳水化合物(carbohydrates)，蛋白質（protein），蔬菜（veggies），和脂肪（fat），它們分別可以由大米白麵和雜糧、各種肉類及海鮮、各種蔬菜水果、以及動植物油及乳製品來提供。從中醫養生的角度來看，陰陽、虛實、涼熱的各種食物什麼都吃，不忌口，飲食達到自然的平衡，均衡而全面的攝取營養而不偏食，可能是最好的選擇。
有一點必須指出的，維持碳水化合物、大米白麵和其它穀物的農業種植，是成本最低的，而飼養家禽家畜、水產品養殖來提供肉類和海鮮，是需要更高的成本的，需要大量的穀物作為飼料。中共當局提出新的「大食物觀」，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顯然不是在順應現代人類食物發展的自然趨勢，而是另有所圖，意在緩解中國可能面臨的農業和食品的危機。 因為國人衣食住行中的「食」的演變，只需要跟隨市場的需要、社會的需要按供需來提供，無需政府部門有意的引導。政府在刻意引導的時候，需要人們改變食品結構的時候，肯定不是平民百姓自發的需要，而是政府的計劃和願望，連政府高官和他們的家人，都肯定不會去追隨這些人為的食品結構的改變的。
習近平的「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飯碗主要裝中國糧」的論點，和他「只有把牢糧食安全主動權，才能把穩強國復興主動權」的觀念，說明習近平對於中共治下的中國，可能與國際社會更徹底的脫鉤，被國際社會更加的孤立，與西方國家發生嚴重的衝突，有著深深的憂慮。
無論是重提「大食物觀」，還是再炒「西部大開發」的冷飯，中共當局沿襲毛澤東「三線建設」的舊策，顯然是在應對美國和西方的圍堵，緩解外資從沿海地區撤離的衝擊，在台海、南海發生衝突之際，可以利用西部腹地的戰略縱深，維持糧食、後勤、和軍工的保障。習近平中央讓北京的企業和機構搬到雄安，受到消極的和公開的抵制；西部大開發要企業和投資搬到西北，同樣在被抵制和拒絕。這類缺乏深思熟慮、沒有嚴肅論證的拍腦袋計劃，與中共的許許多多的爛尾計劃一樣，註定最後會不了之、黯然退場，成為紅朝末世一出出滑稽的鬧劇。
（謝田博士是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的市場學教授暨約翰奧林棕櫚講席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