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4日下午4時,再次來到史丹佛大學的胡佛塔下的胡佛研究所的舒爾茨禮堂參加研討會,議題是從天安門廣場到香港的政治運動。
研討會的介紹上,主持人是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他是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高級研究員,以及史丹佛大學本科教育巴斯(Bass)大學研究員。他同時擔任史丹佛大學政治學與社會學系的兼任教授,講授有關民主議題的課程。在胡佛研究所,他共同領導「印太地區台灣問題計畫」,並參與關於「美國、中國與世界」的計畫。
而主講人何曉清(Rowena He)是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研究員,也是《天安門流亡者:中國民主抗爭者的聲音》(*Tiananmen Exiles: Voices of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一書的作者。作為研究1989年天安門運動及其後大屠殺事件的權威學者,她曾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作證,並受邀為美國國務院及加拿大全球事務部(Global Affairs Canada)發表演講。她的評論文章見諸《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國家》雜誌、《衛報》及《環球郵報》等媒體。她曾三次榮獲哈佛大學頒發的「卓越教學證書」(Certificate of Teaching Excellence),但後來被拒絕工作簽證,無法重返香港中文大學擔任歷史系副教授。

2026年6月4日,從天安門廣場到香港的政治運動研討會,在史丹佛大學的胡佛研究所召開。(作者提供)
開講時會場已座無虛席,約80~90人左右,觀眾主要以該校師生、學者為主,其餘是中國和香港的異議人士,會議是全英文交流。首先主持人介紹了本次活動和主講人,然後將時間交給主講人,主講人介紹了天安門大屠殺的經過,天安門受害人母親代表的悼念視頻,天安門大屠殺倖存者的經歷等等,然後又結合她自身的經歷,介紹了30年後發生在香港的另一場政治運動——-反送中運動,接下來是主持人和主講人之間的問答,這時主持人問了主講人一個問題,「您認為未來民主中國應該是什麼樣子的?」,主講人回答的大意是:可以自由進出國門和在天安門廣場上紀念六四大屠殺,最後是環節互動節,即觀眾和主講人之間的問答。這樣,大約一個半小時後,會議結束。觀眾流連忘返,紛紛上台和主講人合照。

2026年6月4日,從天安門廣場到香港的政治運動研討會,在史丹佛大學的胡佛研究所召開。(作者提供)

2026年6月4日,從天安門廣場到香港的政治運動研討會,在史丹佛大學的胡佛研究所召開。(作者提供)
然後會場外的露天庭院裡還有茶點招待(Outdoor Reception),這種招待,是史丹佛大學非常具代表性的校園文化和學術特色。這得益於得天獨厚的加州陽光,獨特的建築設計(隨處可見的庭院),和陽光下打破等級的學術交融,在這裡,「聽完講座,拿塊茶點,走到陽光裡的院子裡去和教授交流心得」,絕對是最地道的斯坦福日常,此時,與會者在胡佛塔下再次合影。一個講國語中年婦女評價:年年六四紀念活動,都講著重複的話,但聽何講授的演講就是不一樣。 庭院裡豎起了一面連儂牆,又再次響起了反送中運動中熟悉的口號和粵語歌曲,年輕一代引吭高歌,懷念7年前在香港波瀾壯闊的一幕幕悲壯場景,將此次研討會再次推向高潮。隨著夕陽西下,大家才依依不捨地陸續離去。
37年前的大屠殺,正發生在改革開放初見成效的十年後。當初文革結束後,鄧小平上台,提出了較寬鬆的經濟制度,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帶動多數人的富裕,挽救了瀕臨崩潰的中國。而正是這少數精英,趁機搞「官倒」,也就是腐敗,引發財產分配不公平,這就是作為根基的依然是榨取性質的政治制度,不能保證寬鬆的經濟制度的公平實施,而大學生們的要求民主的呼聲正是要求廣納性的政治制度,結果卻遭到了殘忍的機槍和坦克的回應。此後將近30年中,中國經濟持續發展,腐敗持續滋生,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直到川普政府的貿易戰開始,國運開始落敗。有如蘇聯時代50~70年代的不可持續的經濟繁榮,80年代起就走下坡路,10年後就走到了盡頭。解體之後依然實行的是換湯不換藥的極權政治和榨取性經濟制度。
再來看香港,殖民時期經濟發達,達到世界先進水平,以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口號回歸極權統治的中國後,為履行政治制度上的承諾的普選權,香港人民一直在奮鬥,在14年的雨傘運動中,達到一個小高潮,在19年的反送中運動中,全面爆發。最後依然被中共血淋淋地鎮壓下去。此後,疫情爆發,港版國安法和香港基本法的23條立法(《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全面實施,香港就從世界金融中心變成了它的遺址,香港財政也從反送中運動之前的盈餘變成了赤字,回歸才20多年,一國兩制徹底死亡。
再看看同根同源的台灣,經濟發展在威權政治制度下得以緩慢發展,得益於統治者的寬容的經濟制度,隨著經濟的發展,威權統治者打開了寬容的政治制度的大門,保障了經濟持續的發展,韓國也類似。新加坡則類似回歸前的香港那樣,保留著發達國家百年來殖民地的特色,雖然是威權統治,經濟緩慢發展,也不至於像香港那樣政治經濟全面倒退。
正如胡溫時代最後一年執政時,溫家寶總理說到,沒有政治改革的進行,經濟就不可能持續穩定地發展。遺憾的是這種願望最終沒有得以實施,所以結束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統治、像台灣那樣在中國實現三民主義的道路,任重道遠,還要一代人的不懈努力和接力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