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記者林若水舊金山報導】今天的向莉，是旅居美國的人權捍衛者；但十多年前，她只是一位熱愛藝術的年輕策展人。
出生於湖北潛江的向莉，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曾任大學教師、畫廊經理及藝術策展人。回顧人生軌跡，她坦言，自己從未想過有一天會走上維權道路。
然而，一連串親身經歷與社會事件，最終改變了她的人生方向。
從小熱愛自由
向莉形容自己從小就是個不願受束縛的孩子。
小學時，父親對她管教十分嚴格，甚至限制玩耍時間。向莉便與父親「談判」：只要每次考試都能進入年級前十名，就取消限制。
父親答應了。
從那時起，她第一次意識到，自由不是別人給予的，而是需要自己去爭取。
高中時，一封筆友來信出現被拆閱痕跡。當父母否認看過她的信時，向莉憤怒地掀翻飯桌、離家出走。
直到父母承認拆看信件，她才回家。
「從那以後，他們再也沒有偷看過我的信和日記。」
那是向莉人生第一次為個人權利抗爭。
學校不准播放《愛》
高中時期，台灣小虎隊紅遍兩岸。
擔任校園廣播員的向莉，特別喜歡小虎隊的歌曲《愛》，便在校園廣播中播放。
不料很快就被教務處叫去訓話，老師批評她播放「談愛情」的歌曲不合適。
向莉反問：「唱愛有什麼錯？連春晚都在唱《愛的奉獻》。」
老師一時語塞，只好揮手讓她離開。
此後，她又多次播放《愛》，甚至找來郭富城同名歌曲一起播出。
在她看來，這種對正常情緒表達的限制，本身就毫無道理。
拒交共青團團費
大學畢業後，向莉進入大學任教。
一次，學校要求教師繳納共青團團費，向莉直接拒絕。
她表示，自己根本不知道何時加入共青團，也不知道團費用途，因此拒絕繳交。
學校領導大為緊張，擔心這樣的政治事件會影響上頭對學校的考核，多次勸說。最後甚至提出由學校代繳團費，只希望她不要公開退團。
然而向莉仍堅持立場。
「不交就是不交。」
這件事讓她更確信，每個人都有權對不合理要求說「不」。
丁志健事件帶來震撼
真正改變向莉人生方向的，是2012年轟動全國的丁志健事件。
7月21日，北京暴雨，傍晚7點30分左右丁志健駕車受困於廣渠門橋下積水區，多次報警求助卻遲遲未獲救援，最終不幸溺亡。
更諷刺的是，距離出事地點大約300公尺處就有一個防汛抗洪指揮部，現場還有那麼多的警察和消防人員。
丁志健的妻子邱艷7點30分左右收到丈夫的求救電話，火急火燎地冒雨趕往現場，路上她不斷地撥打110、119、120等各種急救電話。其中有一次110電話接通了，她向警方明確地報告了詳細事發地點，並反覆強調她丈夫還在車裡，請警方趕快去救人。警方接聽後曾回過一次電話，詢問她是否在現場，之後就再無消息。
趕到現場大約是晚上8點多，她立刻向警察求救，警察說這事得歸消防管。她又向現場的消防人員求救，得到的答覆是他們找不到具體的位置，沒有針對這種情況發生的救生工具……總之，要等領導來了才能夠安排救援方案。
根據北京電視台的新聞現場報道，大約晚上10:30左右，領導人終於登場了，隨行的還有電視新聞採訪報道車。在新聞鏡頭下，領導們沉著指揮，高效調度，不到10分鐘時間，將淹沒在水下的兩輛車就拉了上來。丁志健在自己的車裡，已經不治，身體上留下了多處試圖逃生而導致的損傷。他被送到醫院時，醫生發現他頭骨碎裂，慘不忍睹。
中共國的老百姓生命不重要， 領導的新聞表演更重要。
丁志健的遇險原本應該是可以救援，悲劇應該是可以避免的。問題到底出在哪呢？
當時的向莉正在北京工作，看到新聞後，她久久無法平靜。
她不斷思考：
如果當天遇險的是某位高官，救援仍會拖延數小時？
如果受困的是自己或是自己的家人，結果又會如何？
「普通人，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成為丁志健。」
她說，這件事讓她第一次深刻感受到，在權力面前，普通人的生命竟然如此脆弱。
「人人都是丁志健」
丁志健遇難後的“頭七”，許多網友相約前往廣渠門橋下獻花悼念。
向莉也帶著白菊前往。
然而現場出現大量身份不明人士、便衣警察及國保人員。
有人不斷將民眾獻上的鮮花扔進垃圾桶。
更多監控人員則隱藏在人群之中。
那是向莉第一次從網路走向現實，參與公共事件。
她親眼看到一個政權如何懼怕民間的紀念與悼念。
更令她震驚的是，當天活動結束後，部分參與者遭到秘密拘押與毆打。
這讓她開始思考：
祭奠逝者為何會被視為威脅？
為何公民的善意表達需要被如此嚴厲壓制？
人生的重要轉折
丁志健事件後，向莉長時間陷入思考。
她逐漸意識到，許多社會問題背後並非個別失誤，而是製度性的問題。
「我不能再只是旁觀。」
她回憶說。
從那一刻開始，她不再滿足於藝術創作與策展工作，而是一步步走向公共事務與人權領域。
「不能再容忍這些醜陋和惡行，必須行動，必須抗爭。」
這成為向莉人生的重要轉折點。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