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3年05月11日訊】（英文大紀元記者Petr Svab報導／唐雲舒編譯）大型媒體公司和美國人關注和期待的（事情）越來越脫節了。據幾位深入探討過這個問題的業內人士說，這些媒體已經成為精英政治和大企業階層的附庸，其所擁護的價值觀與大眾越來越格格不入。
福克斯新聞最近解僱王牌主持人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一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一重大問題。曾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部（CBS News）工作、現為獨立記者的雪莉‧艾特基森（Sharyl Attkisson）指出，不管福克斯是出於何種原因解僱卡爾森的，該決定不是基於觀眾的喜好，甚至不符合其自身的直接經濟利益。
艾特基森推測道，不管（福克斯）公開聲明的原因是什麼，「下架」卡爾森的更深層原因，是為了讓他無法有力地影響2024年總統大選結果。她並說，她早就留意到這個現象了。
她說，「（近年來）出現一種趨勢，即新聞媒體會做出和自身經濟利益相悖的決定。這裡有其它的原因，要麼就是有人在發號施令。否則，企業就會單純地做符合新聞行規、能賺錢，或者為觀眾服務的事情。」「當他們做出和這一切相悖的決定時，那就是在為利益集團服務，出於企業或政治利益來宣揚某種論調。」
艾特基森說，媒體數字化使得政商權力掮客能夠操縱、滲透和控制媒體格局。她說，「過去大約20年裡都存在這個現象。他們已經深諳徹底收編媒體之道。」
除了新聞機構，傳播數字新聞的科技、社交媒體公司也被收編了。
艾特基森說，「（他們）需要做的，就是（在新聞機構和科技公司）安插自己的人，然後制定（他們想要的）政策，而且用很少的資源和資金就能控制這個人人藉以獲取信息的巨大生態圈。」
她說，這還不單純是偏見的問題。從新聞主管歡迎「不符合某種論調」的故事，到予以拒絕，這個轉變速度是相當快的。
艾特基森說，「如果你發現的事實與他們想要披露的內容相反，就會有某些頭頭阻止相關報導發布。這個情況在2012年時已經非常普遍。」
記者們很快就會明白其中包含的意味。
艾特基森說，「我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Pro Publica和其它地方都有朋友。他們知道什麼樣的故事不受待見、無法在任何有名氣的地方發表。因此他們會改變報導方向。」
為了取得職業上的發展，新聞從業人員最終會放棄對品質的追求、服務於高層意旨。
「這些人為利益集團服務、從而一路爬升，這是必然的，因為媒體機構已經接受了這個應聲蟲的角色。」艾特基森說。
15年前，艾特基森曾試圖說服上司和同事抵制這一傾向、設置一些防止相關影響的「屏障」，但幾乎沒人接受她的建議。媒體缺乏抵制（某些）影響的能力，一個主要的原因似乎在於，媒體在觀點上向政治精英靠攏。
新聞報導在傳統上是一種低報酬的工薪階層職業。儘管媒體在20世紀實現了專業化，記者們也有了更好的收入，但依然難以脫離中產階級、向上爬升。
進入數字化時代後，地方媒體遭受衝擊、媒體業出現大規模整併的趨勢。《新聞週刊》（Newsweek）評論部副編輯巴堤亞‧安格爾-薩爾貢（Batya Ungar-Sargon）指出，這一趨勢產生的一個副效應就是，當前主流媒體的記者年薪動輒超過六位數。
安格爾-薩爾貢說，「現在的記者確實很賺錢，那是因為人數少了很多。」
當下的記者往往從同一所學校和學院畢業，住在同一個社區，並經常參加政治精英們光顧的雞尾酒會。安格爾-薩爾貢說，「記者已經成了精英階層的一員，因此會從精英的視角看待世界。」
有那麼一個階段，受眾主要為中產階層的新聞媒體雖然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精英主義」，但並沒有受到批評，這是因為中產階層很自然地會嚮往精英文化。然而，隨著「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成為精英階層的「默認」意識形態，新聞媒體受到各種後現代、馬克思主義、甚至毛澤東思想的影響，就不再有「限度」了。
安格爾-薩爾貢說，持有這種意識形態的人「不斷（向人們）灌輸仇恨意識，（讓人們）仇視基本的中產階層價值觀：例如，站在犯罪活動的受害者一邊，而不是罪犯一邊，或者認為只有兩種性別，或者認為馬丁‧路德‧金博士（Martin Luther King）是正確的，即我們應該努力建造一個『色盲』（不以膚色看人）的社會。」
她說，精英階層脫離中產階層的價值觀不足為奇，甚至可以說精英階層就是這麼定義的。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美國精英階層「有史以來第一次」拒絕的價值觀（中產階層價值觀）「實際上是非常好的，樂於接受每個人，並提倡這樣的看法：即我們真的應該有尊嚴地生活，因為我們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出來的。」
安格爾-薩爾貢說，精英階層普遍認同的觀念讓人震驚。她說，「目前在精英階層中流行的觀點，像性別方面的，和普通人的認知差距太大、太大、太大了。」「中上階層的審美觀點，現在變成了以變性為美，這是各大品牌宣揚的東西。對於沒有上過（灌輸無限多性別觀念的）大學的正常人來說，這是一個根本性的悖離。」
「進步派」在種族方面的說法，即在任何談話和語境中都要強調種族，在普通美國人看來就是明顯的種族歧視。安格爾-薩爾貢說，「這就是他們最讓人驚恐的地方。」她並說，精英文化已經變得沒有包容性。
安格爾-薩爾貢說，「如果你像戳熊一樣，說點精英階層不愛聽的話，那個反應真是野蠻。他們真的會千方百計把你趕出鎮子，把你從電波中拉下來，讓你無法再有自己的觀點。」
她認為，這樣做的結果就是令文化表達受到制約。她說，「所有為中上層人士製作的文化和藝術作品簡直糟糕透頂，是拙劣的藝術，拙劣的文字。因為創作者都擔心中上層人士對他們品頭論足，這些精英沒有道德觀念、視權力如命，他們已經迷失了方向、喪失了價值觀。」
她並說，像《紐約時報》這樣的老牌媒體雖然越來越脫離大眾，但媒體數字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其能夠繼續存活。「對於數字媒體來說，你的收入不是（完全）取決於閱讀人數、讀者群的寬泛程度，而是取決於核心讀者的投入度：他們的點擊量，他們發表多少憤怒的評論，他們在頁面上停留多久。最投入的讀者往往思想也最極端。所以，《紐約時報》開始迎合這些富人、精英、極端『覺醒』（woke）、左派、『進步派』群體。」
安格爾-薩爾貢說，以前的情況不是這樣的。她說，「以前的情況是，精英階層想讀的報紙，是他們愚蠢的合作夥伴、共和黨人也在讀的。」「在40或者30年前，一份極端偏頗、只迎合自己觀點的報紙，會讓精英人士感到尷尬。」
然而，在過去的10年裡，精英階層已經變得越來越封閉，政治觀點越來越單一。
安格爾-薩爾貢說，「《紐約時報》就是這樣，因此其讀者目前91%都是民主黨人。對共和黨人而言，閱讀該報是侮辱自己的智力。」
她並說，多數主流媒體都在不同程度上面臨這個問題，「當只有6%的美國人能在96%的媒體上聽到自己的聲音時，真是太糟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