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3年07月29日訊】（大紀元記者吳畏編譯報導）隨著「清零」政策的結束，在中共政府開放邊境不久，張傳南（Zhang chuannan，音譯）失去了她在上海一家化妝品公司的會計工作，她最終決定出國旅遊去探索世界。
美聯社報導，34歲的張說：「化妝品行業很慘淡。」她解釋說，在疫情期間每個人都戴著口罩。失業後，她花了1400美元參加在線泰語學習課程，獲得了泰國教育簽證，搬到了風景秀麗的泰國北部城市清邁。
在嚴格的疫情管控下生活了三年後，越來越多的中國年輕人選擇移居海外，而張是其中的一人。移居海外，部分原因是想逃離那裡激烈競爭的工作文化、家庭壓力和有限的就業機會。東南亞國家因其地理位置優越、生活成本相對低廉和美麗的熱帶風光，從而成為這些年輕人熱門移居目的地。
因就業移居東南亞
中共解封以來，許多中國年輕人移居海外，但確切人數尚不清楚。在中國流行的社交媒體平台「小紅書」上，數百人分享了他們移居泰國的決定。隨後，許多人獲取了去泰國學習的簽證，同時也在考慮去泰國後的下一步計劃。
今年年初，在泰國清邁的帕亞普大學（Payap University ），大約有500名中國人開始了他們的在線泰語課程。
曼谷私立語言學院杜克語言學校的老闆羅伊斯‧亨（Royce Heng）表示，每月約有 180 名中國人詢問簽證信息和課程。
在異國他鄉尋找機會的部分原因是中國大陸的超高失業率，在那裡16歲至24歲的青年人失業率在6月份升至歷史新高21.3%， 好工作的稀缺也間接增加了長時間工作的壓力。
紐約奧爾巴尼錫耶納學院社會學教授貝弗利‧袁‧湯普森（Beverly Yuen Thompson）表示，對於年輕員工來說，選擇退出（躺平）是一種越來越流行的應對日益蕭條的方式。
「在 二十多歲和三十 歲出頭的時候，他們可以去泰國，自拍，在海灘上工作幾年，感覺自己的生活質量很高。」湯姆森說，「如果這些流動人群在其它地區找到了能夠實現自己夢想的機會，他們當然就會追逐而去。」
「我現在更看重自由」
在中國疫情期間，張傳南曾一度被管控在上海的公寓裡數週。即使管控解除了，她也擔心，如果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再次爆發，在國內四處走動還會受到限制。 「我現在更看重自由」，張說。
前雇主慷慨的遣散費資助了她在泰國的美好時光，她正在尋找長期留在國外的辦法，也許是通過在線教中文。
搬到泰國清邁意味著早晨在鳥鳴聲中醒來，享受更輕鬆的生活節奏。與在中國不同，她有時間練習瑜伽和冥想、購買復古衣服並參加舞蹈課程。
阿莫尼奧‧梁（Armonio Liang）離開四川成都，前往印度尼西亞巴厘島，這是一個受歡迎的數字遊牧族（即喜歡上線遠程工作的人群）的目的地。梁先生的 Web3 社交媒體初創公司受到中共政府的管制，而他使用的加密貨幣交易應用程序則招致了警方騷擾。
搬到巴厘島給這位 38 歲的梁帶來更大的自由，享受著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而他的收入在他的家鄉成都也只能勉強維持生活。
「這是我在中國得不到的生活。」梁說，他指的是在海灘上用筆記本電腦工作，並與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士進行腦力風暴（brainstorm）。 「成千上萬的想法在我的腦海中湧現。 我從未有過如此的創造力。」
他也很享受到處遇到歡迎的微笑。 「在成都，每個人的壓力都很大。 如果我對陌生人微笑，人們會認為我是個傻子。」他說。
海外生活也有壓力
不過，海外生活並不全是海灘聊天和面對友好的鄰居。張傳南說她面臨著結婚的壓力。梁則希望他的父母和他一起搬到巴厘島。
「這是一個大問題。」梁說，「他們擔心離開中國後會感到孤獨，也擔心這裡的醫療資源。」
2020年，由於飛機旅行在瘟疫大流行期間被叫停，32歲的黃萬雄（Huang Wanxiong）在菲律賓薄荷島滯留了七個月，他利用這段時間學習了自由潛水，即在沒有氧氣瓶的情況下也可以潛到很深水裡。
他最終飛回了中國廣州的家，但在 2021 年政府打擊教培行業後，他失去了在一家私人補習公司的工作。他的下一份工作是作網約車業務，每天駕駛超過 16 小時。
「那些日子我感覺自己就像一台機器。」黃說，「我可以接受穩定不變的生活，但我不能接受沒有任何希望的生活，我無法改善現狀，只能向命運投降。」
黃於二月回到菲律賓，逃離了來自父母方面的壓力，他們要求黃在中國找到更好的工作並找到女朋友。他又興奮地回到了薄荷島，並獲得了潛水教練的資格。但由於沒有來自中國的遊客，也就沒有收入，他於6月再次飛回國。
他仍然希望以潛水教練的身分謀生，可能會回到東南亞，儘管他也可能會同意父母的提議，移民到祕魯，去為一家超市工作。
黃說：「我將從大海中學到的平靜運用到我的現實生活中去。」 「我會保持自己的節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