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惠林:今天的世界更需要亞當·史密斯

作者是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2023年08月01日訊】今年(2023)6月的某日(未知生日)是「經濟學始祖」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誕辰300周年,出現了一些懷念文章。有學者以「300年後,亞當·史密斯仍然不可或缺」歌頌之,個人更認為在此存亡危急之時,「今天的世界更需要亞當·史密斯」。

史密斯的思想體系

亞當.史密斯並非一開始就鑽研經濟學,但「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沒想到1776年出版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簡稱The Wealth of Nations) 這一本經典鉅著,竟讓他被尊為「經濟學始祖」。

根據已故的日本東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河合榮治郎教授的研究指出,史密斯終生一貫研究學問的目的,在於觀察人類如何從野蠻時代演進至文明時代,研究此演進的學問、法律、政治和其他一切要素。為了完成此一偉大的計劃,史密斯的研究領域範圍極廣,讓世人不得不驚歎於史密斯的博學。從史密斯的《原富》之附錄「語言發達史」得知,他還有未定稿的天文學史、與此有關的古代物理學史、關於古代論理學、哲學,以及繪畫、音樂、舞蹈、詩劇的本質及其發展的文獻。企圖以這些資料編撰成一部人類文化史,才是史密斯畢生的意願或目標,他在愛丁堡和格拉斯哥兩所大學所講授的講義,只不過是此研究過程中的一個片段而已。

史密斯在愛丁堡大學講授的是修辭學和文學,1751年任教格拉斯哥大學時,先是講授道德哲學,之後改教倫理學。他雖講授倫理學,仍以修辭學和文學為主,而道德哲學的講義劃分成三部分,一是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二是倫理學(Ethics);三是法理學(Jurisprudence)。史密斯在自然神學中,論及神的存在及其屬性,又好像是在敘述宗教心理。他在這一部分的講義並未傾其心血去完成,而後人也很少提到這一部分。

關於第二部分倫理學,就是史密斯在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感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這一本書,該書將道德的起源歸諸於同情(sympathy)。至於第三部分法理學,就是肯南(Edwin Cannan, 1861~1935)在1896年出版的《法理學講稿》(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是史密斯在1763~1764年的講課內容,由正義、政策、歲入、軍備和國家法五章所構成。其中的正義和國家法兩章,大體上承繼其恩師哈奇遜(Francis Hucheson, 1694~1746)的「自然法」講義中的「私權」( private rights)和「政治」(politics)而來,但政策、歲入和軍備卻在哈奇遜的講義中遍尋不著。不過,哈奇遜論私權部分,有著「關於財貨的價值或價格」(Concerning the Values or Price of Goods)這麼一節,哈奇遜在該節中論述物價漲跌的原因和貨幣的特質。依肯南的這個說法,史密斯最初將哈奇遜的這部分,以「政策」(Police)這個新題目講授,這也是史密斯與經濟學的初接觸。此後,史密斯就越來越努力研究經濟學,逐漸擴大並充實這一章:論人類的慾望、講述社會的分工、談利息和貿易。再加入歲入和軍備兩章,就以這三章作為日後《原富》的基礎。所以,史密斯就是將法理學裡的政策、歲入及軍備三章予以擴大、充實,終而寫出《原富》。

史密斯與經濟學

身為道德哲學家的史密斯,為何會對經濟產生興趣並且深深投入其中?如上文所述,史密斯終生一貫的研究目的,係在於想作一部完整的人類文化發展史,他在研究社會進化的事實中,發現古代與近代對於財富的觀念,有著巨大的差異。在希臘羅馬時代,認為財富是墮落國民品性的東西,因而極力予以排斥,如斯巴達立法排斥貴金屬,就被譽為古代最完美的立法。不過,近代國家的政策則完全相反,不但不歡迎貧困,而且想方設法唯恐不能增加國民的財富。近代人民生活水準的提升,無一不是依賴豐富的財富,而民眾自由獨立的要求,當然是由於印刷術的發明而促進知識的進步以及普及所致。人民之所以能夠獲得印刷品,乃因他們的經濟環境有餘裕之故。

亞當.史密斯深覺財富的增加,對於人民生活提高的重要性,因而認為,對於人民最重要的,不是他們參與立法與否的問題,也不是他們參與構成政權與否的問題,而是政策本身的問題。史密斯識破能夠增加財富的政策,遠比空虛的政治論,對於人民的幸福,更有直接的關係。史密斯在研究文化發展史的過程中,發現財富對於人類文化的發展影響最大,於是引起他對經濟學研究的濃厚興趣。

簡言之,亞當.史密斯並不是一開始就有志於研究經濟學,偶然的機運使其進入經濟學的鑽研,且最終托其而使生命不朽,就像使徒保羅到大馬士革,並非為了浴受耶穌基督的神光,乃因偶然浴受聖光,於是發現神的王國。史密斯也是無法違逆命運的安排,浸淫於經濟學研究,終而完成巨著《原富》。

從經濟學在史密斯思想體系中的地位,以及史密斯研究經濟學的過程,可以得知「財富本身並非目的」,史密斯認定財富不過是人類生活目的的一個手段而已。所以,史密斯認為財富對於人類文化生活影響極大,才開始研究財富。如果我們說,研究財富對於一個撰寫人類文化史的計劃者,對於自然神學、倫理學、法律學的研究者,乃是必要的也無不可呢!正統經濟學將財富本身視為目的,是從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的功利主義入主後才有的。對於史密斯來說,財富只是生活的一種工具,而生活才是終極的目的。

亞當.史密斯長於綜合之才,一方面把以前各流各派的思想兼容並蓄,另方面為多數河川注入其中,復又從其流出,因而被公認為「經濟學的創建者」或「經濟學始祖」。其實在近代經濟思想史中,史密斯被歸為「古典學派」,該學派也由他開始,而近代經濟思想史中,若非祖述或修正這一學派,就是對這學派的反動。在這學派之前,至少有重商主義、重農學派的出現。

古典學派從亞當.史密斯開始,經李嘉圖(David Ricardo, 1772~1823)、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到密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自1776年史密斯的《原富》出版到1848年密爾的《經濟學原理》發行的七十年間,是古典學派昌隆的時代。這個學派的每個學者,在研究方法和個別學說上,都有他們自己的特色和主張,但有一共同點,就是決不以史密斯的反對者或批判者自任,而是以繼承者或集大成者自期,並且以遵守「自由經濟」(自由交易)為原則。

亞當.史密斯的經濟學,究竟哪一點比以往的經濟學高明呢?近代的國家成立時,政府為了壯大聲勢和對外戰爭,所花費的費用頗鉅。以往的戰爭,是臨時徵召諸侯臣下的軍隊應付的,但這樣中斷人民的生活不是辦法,因而逐漸設置一定數目的常備軍。而戰爭方式也與中世紀時大不相同,當時決定勝負的已非英勇敢死的騎士,而是更精銳的武器,這使得政府的支出大為增加,且與日俱增。如此,只憑以往君主的特權收入—諸侯的進貢等收入,是不敷使用的,因此,只有訴諸徵收人民的租稅這一途。而欲向人民徵稅,就得讓人民的財富增加,於是,增加國民財富就成為政府的當務之急,而如何使國民增加財富,也就成為近代國家的政策,這就是所謂「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所以,經濟政策是以徵收租稅為目的出發的,而經濟學是從政府的租稅政策產生的。

這種政策自中世紀末期至十八世紀中葉,前後共約兩百五十年,經由這種政策,中世紀自給自足的都市經濟,才能轉變為國民經濟的型態。它是從政府財政上的打算出發,因而縱令在後期成為增加國民財富的手段,其本身似乎具有相當獨立的目的,但始終未能擺脫其出發點的色彩,財富遂成為國家(政府)的財富。縱使也考慮國民的財富,但這個所謂國民,不過是抽象化後個人集團的國民而已,至於實際民眾各個人的財富,卻未予考慮。

不過,政府的存在,係民眾生活不可或缺的,因此,為維持政府的存在所必需的租稅,對於民眾來說,是有意義的。然而,應該是以民眾生活為主,而政府為輔。若從為滿足為輔的政府之必需,來訂一切政策的話,就很難保證它絕不會與民為主之民眾的生活產生扞格,十八世紀的情況就是如此。所以,主張「財富是民眾生活所必需」,與「唯有財富才能提高文化生活」的人,他必須將財富變成非政府的財富,也就是人民的財富才行。從經濟政策上,把徵稅的目的洗滌乾淨,從經濟學上剝掉政治色彩,從而使其變成社會的財富,這就是亞當.史密斯想要完成的工作。

史密斯注重人民的生活,可由《原富》中看出端倪。他開宗明義就說:「對每個國家來說,供應全國人民每年消費的生活必需品與便利品的根本來源,是全體國民每年的勞動。」

在第四卷第八章中說:「消費是所有生產的唯一目的與意義,生產者的利益是應該受照顧,但不該超過也許是促進消費者利益所必要的程度。」這也是在批評重商主義者僅著眼於生產者的利益,卻忽視消費者的利益,顯示史密斯是如何重視消費(人民的生活)。

史密斯又在第四卷序言中說:「政治經濟學,視為政治家或立法者的一門科學,企求兩個目的:第一,要讓人民有充裕的收入或生活物資,更確切地說,就是要讓人民能夠為自己提供充裕的收入或生活物資;第二,要讓國家有充裕的收入支應各項公共服務。簡單地說,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探討如何裕民又富國的學問。」這很明白地說明了經濟學是以人民生活為目的,所以,史密斯把政府的收入置於次要位置。

對於史密斯的經濟學,一般都以自由放任主義看待,不過,這絕不可以單純解釋為「政府不得干涉經濟現象(營運)」,而應解讀為「企圖將以政府為重的經濟學,轉移至以人民生活為主,政府為輔的經濟學」。為此,就必須讓政府收回干預的手,於是出現了自由放任,政府不得干預的要求。十九世紀末,政府干預再度抬頭,出現了所謂「集體主義」。將史密斯等個人主義時代置於中間,前面是重商主義時代,後面是集體主義時代,這兩個時代都是政府干預頻仍的時代。但集體主義時代,政府干預是為了人民的生活,這是因為經過史密斯等個人主義時代,確立了以人民為主的經濟學。所以,經過史密斯等個人主義時代,政府的干預雖然復活,但它的目的卻與重商主義完全相反。

有人或許會問:史密斯既然以人民的生活為目的,為何未曾傾全力於分配論?其實,史密斯在「分工」和「不可見的手」的分析上,已經交由「市場機能」從事自然分配了!

亞當.史密斯開始著眼於人民的生活,認識財富對於人民生活的重要。以往的民眾改造運動,只埋首於政治組織的改造,以為這樣就可以建設理想的社會,而史密斯捨棄政治形式,注意其內容,鑑於「物」之環境的重要,開始改造運動新局面,他將社會生活和財富直接緊密連結,在此基礎上倡導自由主義。

重商主義的經濟理論只在國與國間的貿易開放、保護遊走,完全未涉及內地經濟活動。對於所輸出的物品,怎樣在內地生產,如何運到海港;所輸入的物品,到何處、如何消費掉等等國內經濟的相互關係都不清不楚。重農學派對於財富循環的說明,才使世人知曉複雜的經濟社會,怎樣才有有機的密切相互關聯,但重農學派只從農業這個狹小的管孔觀察經濟社會,其眼界受到限制。而史密斯則站在高一層的地方,俯視廣闊的平原,因而才能將複雜的經濟社會,一望就抓住原貌。而且,史密斯企圖從混沌中發現能夠推動整體的原動力,若能抓住這一把鑰匙,必定能導致統一的秩序。史密斯將它求之於「人性」,並斷定這是人的「利己心」,如此一來,經濟學才開始成為一門科學。

此舉的重要性,無論如何強調,大說特說,都不會過甚其詞。對於自由的要求,我們也可以作同樣的評價。英國很早就有爭取自由的歷史,但這只是英國人所要求的自由,並不是人類共同所要求的自由。自清教徒逃到美國後,自由才由神所賜予,不可以用人為的力量剝奪,至此,自由才不只是英國人的自由,而是天下人類所該要求的自由。從神與人之間的關係肯定自由時,自由就成為任何時代、任何國民都可以適用的原則,亦即,予自由以普遍妥當性。同理,自史密斯從人性出發研究經濟學之後,經濟學才被予以普遍妥當性。在此之前,經濟學只是適用於一定時代、一定處所的經綸之策,而以「人性如此」而出發的經濟學,只要對方是人,就可適用,亦即可用於任何時代、任何處所。所以,史密斯將經濟學予以普遍妥當性,而普遍妥當性,是作為科學必須的前提,如此一來,經濟學也就是科學了。如果人性的研究是道德哲學家所要做的事,我們也就可以了解經濟學的創建者亞當.史密斯,之所以是大學的道德哲學教授的緣故了。

當然,人性的研究非始於史密斯,而經濟現象的研究也早就有許多學人嘗試,但從人性出發研究經濟學的,卻是始於史密斯。是史密斯開始站在經濟學和道德哲學的交叉點,把經濟學構成一門有系統的學問。休謨(David Hume, 1711~1776)雖也曾站在這個交叉點上,但他未能充分發揮這個地位就去世了,史密斯也就這樣才能獨攬這個功績。

史密斯提出的利己心,後由邊沁的心理學快樂說(Psychological Hedonism)發揮得更徹底,而且成為正統派經濟學人生觀的根基和立場的前提。在十九世紀後半,一方面從社會心理學的觀點,以為人性是複雜的東西,而不是單純的利己心,另一方面,理想主義者斥史密斯的見解為自然科學,而企圖從別的立場來創建經濟學。然而,無論如何,企求說明人類本身裡面複雜的經濟現象的鎖鑰,將是永遠不變的。史密斯將經濟現象的說明求諸人性,猶如康德(Immanual Kant, 1724~1804)將眺望外面的眼睛轉向裡面,這也就是為什麼史密斯常被與康德比較的原因。就這一點,史密斯的地位不只在個人主義經濟學中,而且,不管他是不是個人主義者,史密斯其實超越了一切學派,這也是他的第二個功績。

以上指出史密斯把政治色彩從經濟學去掉,以及他使經濟學成為一門名副其實的科學;這兩個功績,這都在《原富》這本經典名著中顯現。1796年,克勞斯(C. T. Kraus)教授就說:「世界未曾有過比《原富》更重要的書籍,自有新約聖經以來,沒有對於人類有如此偉大貢獻的書籍。」巴克(Henry Thomas Buckle, 1821~1862)也說:「這一部書是以往所有書籍中最重要的一部,它在確立政治的原則這一點,是單一人最可貴的貢獻。」這些話或許過於誇大,但史密斯的劃時代成就與功績,在歷史上實在是絕無僅有的。

《原富》內容精要

亞當.史密斯於1768年開始著手著述《原富》,1773年時已基本完成。他多花三年時間潤飾該鉅著,初版於1776年3月,也就是美國建國和《獨立宣言》發表的那一年面世。

《原富》共分五卷。第一卷共分十一章,主要內容是分析形成以及改善勞動生產力的原因,分析國民財富分配的原則。它從國民財富(國富)的源泉「勞動」,說到增進勞動生產力的手段「分工」,因分工而起「交換」,接著論及作為交換媒介的「貨幣」,再探究商品的「價格」,以及價格構成的成分「工資、地租和利潤」。第二卷論物品積蓄的性質、累積及運用,共分五章,主要內容是討論資本的性質、累積方式,分析對勞動數量的需求取決於工作性質。第三卷論不同國家財富增加的過程,共分四章,主要內容是介紹造成當時比較普遍重視城市工商業,輕視農業政策的原因。第四卷論政治經濟學的思想體系,共分九章,主要內容是列舉和分析不同國家在不同階段的各種經濟理論。第五卷論君主或國家的收入,共分三章,主要內容是列舉和分析國家收入的使用方式,是為全民還是只為少數人服務,如果為全民服務有多少種開支項目,各有什麼優缺點;為什麼當代政府都只有赤字和國債,這些赤字和國債對真實財富的影響等。

書中總結了近代初期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吸收了當時的重要經濟理論,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運作做了系統的描述,被譽為「第一部有系統的偉大經濟學著作」。此書出版後引起大眾廣泛的討論,影響所及除了英國本地,連歐洲大陸和美洲也為之瘋狂。《原富》的首次出版標誌著「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誕生」,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面,《原富》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

十八世紀結束以前,《原富》就已經出了九個英文版本。人們以「一鳴驚人」來形容《原富》的出版,並一致公認亞當.史密斯是一門新學科——政治經濟學的創始者。亞當.史密斯因此而聲名顯赫,被譽為「知識淵博的蘇格蘭才子」。據說當時英國政府的許多要人都以當「史密斯的弟子」為榮。國會進行辯論或討論法律草案時,議員常常徵引《原富》的文句,而且一經引證,反對者大多不再反駁。《原富》發表之後,被譯為多國文字,傳到國外,一些國家制定政策時,都將《原富》的基本觀點作為依據。這本書不僅流傳於學術界和政界,而且一度成為不少國家社交場合的熱門話題。

《原富》一書寫作技巧高超,文筆清晰,擁有廣泛的讀者。史密斯反對干預商業和商業事務、贊成低關稅和自由貿易的觀點,在整個十九世紀對政府政策都有決定性的影響。事實上,他對這些政策的影響,在今天人們仍能感覺出來。

該書的偉大成就之一是,摒棄了許多過去的錯誤概念。亞當.史密斯駁斥了舊的重商主義,這種學說片面強調國家儲備大量金銀的重要性。他否決了重農主義者的土地是價值的主要來源的觀點,提出了勞動的基本重要性。他的分工理論重點強調勞動分工會引起生產的大量增長,抨擊了阻礙工業發展的一整套腐朽的、武斷的政治限制。

《原富》的中心思想是,看起來似乎雜亂無章的「自由市場」,實際上是個自行調整機制,自動傾向於生產社會最迫切需要的貨品種類的數量。例如,如果某種需要的產品供應短缺,其價格自然上升,價格上升會使生產者獲得較高的利潤,由於利潤高,其他生產者也想要生產這種產品。生產增加的結果會緩和原來的供應短缺,而且隨著各個生產者之間的競爭,供應增長會使商品的價格降到「自然價格」,即其生產成本。誰都不是有目的地透過消除短缺來幫助社會,但是問題卻解決了。用亞當.史密斯的話來說,每個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被一隻無形的手牽著去實現一種他根本無意要實現的目的,……他們促進社會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們真正想要實現的還要好。」(《原富》第四卷第二章)

史密斯在《原富》中要回答的最後問題是,在社會的長期演進中,經濟制度究竟是怎樣在歷史本身的大舞台上發生作用的。這個問題的答案見第五卷,他列舉了社會發展的四個主要組織階段,除非由資源的匱乏、戰爭或政府的壞政策予以阻止,否則這些階段是會連續進行的。這四個階段是:獵人的最初「野蠻」階段,原始農業的第二階段,封建或莊園「耕作」的第三階段,商業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階段。每一階段伴有與它的需要相適應的制度。例如:在獵人階段中「沒有任何財產 ……因此,也就沒有任何確立的行政長官或正規的司法行政」。隨著牛羊群的出現,產生了比較複雜的社會組織形式,不僅包括「可怕的」軍隊,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壘。史密斯思想的核心是:這種制度是保護特權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為之辯護。他說,「文官政府是為了財產的安全而設立的,實際上是為保護富人,反對窮人而設立的,即為了保護有些財產的人,反對根本沒有財產的人而設立的。」最後,史密斯描述從封建主義走向一個需要有新制度的社會階段,這種新制度是由市場確定的,而不是由同業公會確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這在後來稱為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史密斯稱之為「完全自由的制度」。這種物質生產基礎的連續改變,將帶來上層建築的必然改變,這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有相似之處。可是也有一個重大的差別:馬克思主義體系中最後動力是階級鬥爭,而在史密斯的哲學史中,主要的推動機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慾望所驅使,由理智所指導。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在《原富》中,史密斯在一定程度上預見到了馬爾薩斯人口過剩的觀點,也就是馬爾薩斯在1798年發表的《人口論》(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中宣稱的:「人口增長」已遠遠超過「地球供養人類的能力」,亦即「人口呈等比或幾何級數增加,糧食呈等差或算術級數增加,人類將陷於『貧窮的陷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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