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捨微:馬歇爾計劃與一帶一路債務陷阱有何不同? 

【2023年10月06日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飽受戰火摧殘的歐洲亟待重建。76年前的1947年6月5日,脫下戎裝、剛被確定為哈里·杜魯門總統國務卿的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發表了一場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演講。當時馬歇爾作為帶領美國打贏了二戰的陸軍五星上將在美國家喻戶曉,在場的15,000名聽眾僅僅是慕名而來,沒想到見證了這段歷史的發端時刻。

那天馬歇爾所作的只有11分鐘的演講,主題是美國向歐洲的援助計劃,幫助歐洲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中得到重建,馬歇爾在演講中說道:「我們的政策不是針對任何國家或是信仰,而是針對飢餓、貧窮、絕望和騷動。它的目標應該是世界範圍內的經濟復甦,以使得自由體制能存在的政治和社會條件得以出現。」(Our policy is directed not against any country or doctrine but against hunger, poverty, desperation and chaos. Its purpose should be the revival of a working economy in the world so as to permit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ditions in which free institutions can exist.)

這項計劃在四年內為歐洲提供130億美元資金(約合2020年的1,140億美元),這就是著名的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這項計劃的官方名稱是歐洲復甦計劃(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簡稱ERP),於1948年頒布,計劃在4年內重建戰爭期間嚴重受損的城市、工業和基礎設施等,執行中先後提供了150億美元用於資助西歐的重建工作。馬歇爾計劃是無償援助項目,獲得援助的國家不必向美國償還資金。該計劃以1948 年 4 月 3 日杜魯門總統簽字為標誌起步,向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西德和挪威等 16 個歐洲國家發放援助,援助金額相當於當時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 5%。值得一提的是,馬歇爾計劃曾希望將範圍擴大到蘇聯及其衛星國,但被拒絕。

馬歇爾計劃的實施一共4年,到最後一年,即 1952 年獲得資金援助的國家經濟增長已超過戰前水平,顯示該計劃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馬歇爾計劃因其為歐洲提供了迫切需要的資金而受到普遍稱讚。

十年前的2013年9月7日,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的演講中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10月3日,習近平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的演講中又提出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由此掀開了 「一帶一路」 倡議的蓋頭。涵蓋從中國西北經中亞、南亞、中東到歐洲的「絲綢之路經濟帶」,以及從福建經東南亞、南亞、非洲到歐洲的「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號稱涵蓋全球六十多個國家、全球三分之二人口和三成GDP。

有人評價說是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但遭到來自中國官方的堅決否認,那麼,中共的葫蘆裡究竟賣的是什麼藥呢?十年過去後,人們看得越來越清楚了。

二十世紀最傑出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哈耶克在其代表作《通往奴役之路》中非常透徹地指出:「通往地獄的道路是由美幻之夢想鋪就的。」(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

中國最初推出一帶一路倡議,表面上是通過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基礎設施建設來解決中國產能過剩的問題。但是,隨著美中全球競爭日趨激烈,實際上已然被習近平用作對外擴充地緣政治和經濟影響力的工具。同時試圖利用這個項目擴大朋友圈,以此擺脫它所面臨的國際孤立狀態。

根據官方發布的信息,中國已經與超過150個國家以及30多個國際組織簽署了一帶一路合作文件。一帶一路計劃十年來建立了超過3000項合作項目,而且投資總額高達一萬億美元。準備邀請90個國家的代表出席將於十月份在北京召開的「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中國經濟低迷對一帶一路項目產生了負面影響。中國國內債務違約現象層出不窮,習近平最近多次提到一帶一路項目要考慮盈利的因素。

近幾年以來,許多媒體關於一帶一路債務陷阱的批評成為當前網絡上的熱門話題。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麥考爾(Michael McCaul)批評中國以發展中國家身分舉債,又藉由「一帶一路」設下債務陷阱,操控聯合國體系下的國際機構,儼然是一場國際騙局。

麥考爾說:「他們(中共國)在聯合國的身分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這使他們有資格獲得世界銀行幾乎零利率的貸款,然後他們轉過來用這些貸款以高利貸的利率借給真正的發展中國家,為整個騙局提供資金。」

「然後,他們通過掠奪性貸款把這些國家帶入債務陷阱。」麥考爾說:「他們引進了自己的工人,接管港口和軍事基地。如果最後這些國家違約或破產,他們會獲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救助。這太不可思議了。」

世界銀行行長馬爾帕斯(David Malpass)對媒體表示,他對中國向非洲發展中經濟體提供的一些貸款感到擔憂。這些條款和條件需要「更加透明」。世界銀行駐華代表處2021年7月發布的「中國業務概覽」中列出了歷年的貸款數據,每年約十幾億美元。

對於十幾個欠中國債務最多的國家,包括巴基斯坦、肯尼亞、贊比亞、老撾和蒙古等,這些債務正在消耗維持提供電力、支付食品和燃料所必需的稅收和避免崩潰的外匯儲備,如果得不到救助,蒙古將在8個月內耗盡外匯儲備,巴基斯坦和埃塞俄比亞則只有兩個月。背後的原因是中共不願免除債務,而且對實際放貸的金額和條件極度保密,這使得其他主要貸款方無法介入提供幫助。

事實上,「一帶一路」涉及國家的「債務陷阱」已經熱議很長一段時間了,向中國借貸的國家若無法償還貸款和相關利息,可能需要將資產出售給中國,尤其是港口等基礎設施。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等五家研究機構剖析了一百份中國政府與非洲、亞洲、東歐、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 24 個發展中國家政府借方間的債務合同後發現,合同中包含非比尋常的保密條款,禁止借方披露條款內容,甚至還禁止披露該債務的存在。而且合同中的提前收回條款能夠影響借方的內政外交政策。

像是過去十年中,斯里蘭卡的基建項目的85%由中國進出口銀行出資,興建海港、機場、高速公路、發電站和港口城市,2015年,拉賈帕克薩敗選下台,但斯里蘭卡的新政府卻難以償還他所攬下的債務。為了抵償債務,斯里蘭卡政府於2017年12月交出了漢班托塔港以及港口周圍15,000英畝的土地,租期99年。這次轉讓使中共得以控制距其對手印度的海岸僅幾百英里的一片區域,並在重要的商業及軍事航道沿線建立戰略立足點。當你看南亞地圖時,你會看到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和斯里蘭卡南部都有中國港口。這些港口形成了一個完美的三角形,包圍了印度。這個事件是中共利用貸款和援助擴張地緣影響力最為生動形象的案例之一,也是中共施展強硬手段收款的例證。去年,斯里蘭卡抗議者衝進總統府,迫使與中共簽訂大量協議的領導人逃離該國。50萬工業崗位消失,通貨膨脹率高達50%,該國許多地區一半以上的人口陷入貧困。

剛果共和國、吉布提和老撾的中國債務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最高(分別為0.39、0.35和0.29),同時外債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也中等偏高(分別為0.60、0.62和0.58)。因此,這些國家實際上已經處於經濟崩潰的邊緣。

在巴基斯坦,數以百萬計的紡織工人被解僱,因為它背負了過多的外債,無力維持電力供應和機器運轉。在肯尼亞,政府已扣發數千名公務員的薪水,以支付外國貸款。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在推特上寫道:「工資還是違約?隨你挑吧。」

自一帶一路項目啟動以來,非洲債務總額急劇增長。深度參與「一帶一路」的某些國家未能受益,反而債台高築。歐美國家從政府到輿論,一再批評「一帶一路」是中共設置的「債務陷阱」。去年12月,時任世界銀行(World Bank)行長戴維·馬爾帕斯(David Malpass)指出,世界最貧困國家每年拖欠債權人借貸本息(annual debt service)620億美元,其中三分之二來是拖欠中國的。許多國家因此面臨債務違約,貧窮問題加劇,糧食與燃料價格暴漲。

參與中共一帶一路項目的國家,目前表現出悔意的已經越來越多。很多原本計劃參加一帶一路項目的政府首腦現在已經叫停了相關項目,擔心跌入債務陷阱而徹底退出項目的也不在少數。2013-2021年間,174億澳元的項目在馬來西亞被取消,近22.5億澳元的項目在哈薩克斯坦被廢止,在玻利維亞也有超過15億澳元的項目被廢除。2021年,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廢除了維多利亞州與中國簽署的一帶一路協議。在今年九月於印度舉行的20國集團峰會期間,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在會晤中告訴李強,意大利計劃退出已簽署的”一帶一路”倡議。尤其是中共駐意大利大使已經發出警告,如果意大利退出該協議,將對意大利產生”負面影響”。

有一種觀點認為,「一帶一路」開展之初,前景出乎意料地好;到了後期,出乎意料地糟。復旦大學「一帶一路」與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黃仁偉在其講座中概括,2013年剛提出「一帶一路」時,全球化正處在高潮,一下子受到了大部分國家歡迎,亞投行還有大批西方國家加入,形勢是出乎意料的好。但是隨著疫情後世界經濟的衰退和中美關係惡化,全球供應鏈破碎,「一帶一路」面臨很大負面影響。

疫情之後,國際經濟轉差,而發展中國家尤甚,債務壓力陡增。這個時候,他們發現欠中國的外債中商業性援助規模較大,利率更高。再加上美聯儲大幅加息,使融資成本高漲;再加上自身的財政管理制度欠缺——四個因素疊加,不少發展中國家,一個接一個地面臨債務償付危機,並要求進行債務重組談判,而坐在談判桌對面的,往往是中共國。

安邦智庫創始人陳功表示, 大致判斷,一帶一路失敗了。後續發展與原來想法差別太大了,從中國國內來看,一開始各個地方政府都規劃融入到「一帶一路」中去,「但現在誰還提?都成為央企的基建項目了。

對於深度參與「一帶一路」的一些發展中國家而言,痛感甚至來得更強。疫情之後,國際經濟轉差,債務壓力陡增。這個時候,他們發現欠中國的外債中商業性援助規模較大,利率更高。遇上美聯儲大幅加息,使融資成本高漲;再加上自身的財政管理制度欠缺——四個因素疊加,不少發展中國家,一個接一個地面臨債務償付危機,並要求進行債務重組談判,而坐在談判桌對面的,往往是中共國。

從這十年形成的債務陷阱案例,不難看出馬歇爾計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不同之處,但是,中共政府仍然在把現在作為新的征程起點在發力。誰會是下一個漢班托塔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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