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4年02月09日訊】（大紀元專題部記者呈工、王佳宜採訪報導）由於中國社會環境日趨惡化，越來越多的知識精英逃離中國，「潤」往日本，東京成為他們的新據點。他們在那裡辦講座，開書店，舉辦各種活動，傳播自由理念，反對中共暴政。但評論認為，如果他們只是在共產黨的思想框架內反對中共，就意義不大。摒棄黨文化才最重要。
當今，黨魁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共國幾乎沒有了自由的思想空間，很多中國知識精英，包括學者、人權律師、記者、紀錄片導演、出版商和藝術家等紛紛離開中國湧到日本。在那裡，他們一邊接觸新的思想文化，一邊展開各種在中國無法實現的活動。
熟悉中國情況的日本評論人士、東京大學博士佐藤勇人（Hayato Sato）對大紀元表示，「中共黨魁在全面往毛時代退，他在意的是共產黨統治，就是他要掌握權力。但是，中國畢竟經歷了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再要返回去，知識精英就接受不了，他們不願再被禁錮。所以看不到希望的精英們就開始往國外跑。」
關於中國知識精英聚集日本的原因，他分析認為，「一些知識精英的英語水平不一定那麼好，去歐美花費又太大，而日語中有漢字，在日本生活比較方便。更重要的是日本是個自由開放的國家。」
追求「共同的底線」
東京聚集了一大批中國知識精英。其中，史學家秦暉可謂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秦暉2018年8月從清華大學退休後，在香港中文大學任客座教授。目前秦暉作為東京大學的客座教授，在東京大學等幾所大學舉辦講座，開展各種學術活動。
在神戶大學的一個演講中，主辦方這樣介紹他：秦暉被譽為活百科全書，中國最著名的歷史學家，積極為社會發聲的民主派知識分子，在中國社會具有很大影響力。
此次演講，司儀為該校名譽教授王珂，評述者中，除一位日本學者外，其餘都是華人，包括北京大學教授賀衛方、作家慕容雪村、王力雄。
秦暉在學術上建樹頗豐，提出很多學術觀點，如他的「黃宗羲定律」，引起時任總理溫家寶的注意，並於2006年廢除了農業稅。
針對中共所宣揚的「愛國主義」，秦暉強調愛國主義必須使「國」真正成為國民之國，「國家利益」真正等同於國民利益，「國家主權」也真正以國民的人權為基礎、為前提。
秦暉曾表示：「你主張一個責任大權力也大的政府，我主張一個權力小責任也小的政府，但我們要的都是『權責對應』的契約性政府，我們都不能接受那種權力大到不受制約、責任小得不可追問的政府，這就是『共同的底線』。」
2015年他出版《走出帝制》一書，引起強烈反響，因該書被認為有影射批評中共黨魁之嫌，出版不久遭到中共封殺，從書店、網上全部下架。
另一個精通近代史的作家傅國湧，也棲身日本。
2011年10月10日，傅國湧在《中國經營報》發表《1911年、清朝滅亡前夜》一文，引發關注。文中說，1911年，統治北京的人們，沒有一個人想到他們的時代即將結束。在他們的日記中，記錄著美食和禮物，從表面上看，真像是一個「繁榮盛世」。
目前，傅國湧也在東京開辦連續講座「在東京重造中國」，講述清朝末年來日的中國近代思想家。
此外，在東京，中國文化精英們還經常舉辦一些個性化的討論會，討論大家感興趣的問題。
2022年11月，中國多地爆發「白紙運動」，而在東京的新宿車站南口，也有數百華人集會，抗議中共。他們沿用了在香港舉行抗議活動時的傳統：用中共當局很難監視的軟件相互聯繫，沒有召集人，戴口罩，打出個性化標語等。
開書店傳播思想
近年來，很多以經營中文書籍為主的書店在東京陸續開業。其中，2023年8月，在寸土寸金的東京銀座「單向街書店」開業，讓許多中國知識精英為之振奮。
很多日本人在想：為何中國的知識精英對日本如此感興趣？書店經營者許知遠表示，對眾多的中國人而言，「即便是當下，日本也是一面鏡子。」
許知遠等人於2006年在北京創辦了「單向街書店」，除了經營書籍，還舉辦沙龍，探討社會、文化等感興趣話題，頗受好評。
許知遠表示，自2000年以後，中國的知識分子便失去影響力。而過去10年，中共收緊言論管控，言論空間迅速變小，認真探討社會問題的環境已煙消雲散。由於教育制度的僵硬化，中國大學的質量在退化。因此，獨立自主經營的書店就顯得較為重要。
2023年12月，中國社會活動家趙國軍也在書店雲集的東京都神保町開了一家書店，名為「局外人書店」，開店特意選在胡適的誕生日開業，當天來了很多華人，賀衛方等人也在線上祝賀。
此外，還有「東渡飛地」等中文書店也將在今年開業。
一位年輕紀錄片製作人，2023年從北京遷往東京。他表示，中共現任黨魁上台以來，紀錄電影業日益艱難，到了2020年，所有的紀錄電影節全被取消了。他對中國的未來已失去希望，為了保護自己在中國拍攝的影片，決定移居日本。
這位製作人說，據他所知，近3年來，至少有7位紀錄片導演已「潤」到日本。
中國著名作家賈葭，疫情期間也移居日本。2016年，他曾公開要求黨魁辭職而一度失聯。他2010年就提倡「早發早移」，但自己還是「潤」得晚了些。
中國著名人權律師李金星（網名伍雷），也在東京。2016年11月，他因代理郭飛雄案件而被吊銷律師執照。李金星在X平台上表示，很多中國朋友向他諮詢如何「潤」到日本，以及快速融入日本社會事宜。他希望朋友們能來日本，並強調日本是法治國家，市場自由，投資自由。
認清中共才會有所建樹
中日兩國自古以來交往頻繁，明治維新前，大多為日本人奔赴華夏學習中原文化，而明治維新後，則是更多的中國時代精英赴日學習日本及西方文化。除了清末民初，中國歷史上的第二次「赴日」潮是上世紀80年代。如今，又出現了第三次「赴日」潮。
清朝末年，中國處於歷史巨變前夜，梁啟超、孫文（孫中山）等很多文人、思想家、學者來到日本，積極吸收西方文化，並在東京成立了旨在推翻滿清王朝的「中國同盟會」，在橫濱創辦《清議報》《新棉叢報》等報刊雜誌。他們回國後，傳播近代思想，其中一些人還領導、參與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動了中國近代社會轉型。如今，聚集在日本的中國人是否會再次重演歷史呢？
對此，佐藤勇人以其敏銳的視角指出，「被禁錮了的人，一旦到了自由的環境，他們會主張自由，也會在搞一些討論活動。但是，如果這些人對共產黨沒有深刻的認識和反思，還在共產黨的思想框架內去思考如何反對中共，或如何對將來有所建樹的話，對未來意義就不大，搞的活動也會流於形式。當然，知識精英屬於社會的中堅力量，他們的行為自然會對中共構成打擊。」
「我讀過《九評共產黨》」，他補充說，「對共產黨的發家史有所了解。也希望他們能讀一讀《九評》。這些中國知識精英既然已來到日本，就應該多了解自由社會，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摒棄共產黨文化。我認為這才是最重要的。否則，對未來中國的建設起不到什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