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4月02日訊】去年恆大老闆許家印被抓後，有關許家印和其家人以及恆大集團更多的祕密相繼被曝光，其中就包括恆大超百人、而且美女如雲的歌舞團。許家印依靠恆大歌舞團美女的陪酒、陪舞、陪睡、陪玩等，究竟拿下了多少中共官員、金融機構高管，如果曝出來，一定是個大炸彈。
不過，許家印的公關術看似獨闢蹊徑，但本質上與曾經名噪一時的薄熙來打造的大連女騎警、廈門賴昌星的紅樓，並無不同。至於許家印、薄熙來、賴昌星等人為何深諳此道，那是因為中共自延安起，就開始了美女「陪伴」高官制，並在中共竊政後愈演愈烈，從高官遍及整個官場，「陪」的花樣也並無太大的變化。
延安陪舞肇始
根據大陸朱鴻召撰寫的《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一書中的描述，中共主力長征逃亡落腳到陝北延安後，在1937年到1942年延安整風前，時興交際舞，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在內的許多中共高官熱衷跳舞。
交際舞最初是由到延安採訪的美國左派記者史沫特萊傳授給中共高官的。她和任其翻譯兼祕書的吳莉莉，以及最早奔赴陝北並被稱為「文藝明星」的丁玲，成為延安知名的「社交人物」，所到之處「都受到熱情的接待和熱烈的歡迎」。按照作者的描述，就是她們不僅很有氣質，而且都離過婚，對傳統的婚姻都持批判態度。換言之，受共產邪惡思想影響的這三人都很開放，所以史、吳後來與毛傳出緋聞也就不奇怪了。
因為史沫特萊不擅長唱歌，但卻會跳舞，所以在延安召開的一次高級軍事幹部會議期間，她開始教中共高官們跳舞。她在後來的回憶錄中說：「他們勤奮好學，每事必問，不怕丟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開了交際舞的場面。周恩來接著也跳了起來，不過他跳舞像一個人在演算一道數學習題似的。彭德懷喜歡作壁上觀看，不肯下來跳一次舞。賀龍在青磚鋪的地上隨音樂旋律一起歡跳，他是身上唯一有節奏感的舞師。在延安的婦女中間，我贏得了敗壞軍風的惡名，人言可畏，群情側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時我居然謝絕了他。他指責我怕事，說道：『我同封建主義鬥了半生，現在還不想罷休！』我只好站起來以民主的名義和他跳了一次。」
瞧瞧中共高官連跳舞都能打著「和封建主義做鬥爭」的名義，也真是讓人瞠目了。
很快，在史沫特萊的住處，開始舉辦私人娛樂晚會，自然少不了跳交際舞。毛剛開始「由於自尊心強，他不學跳舞，生理上也沒有節奏感」，但卻經常光顧史沫特萊的住處，「縱談幾個小時」。有時史沫特萊也主動邀請毛前來，毛都很快就來了。開放的史沫特萊與毛很快傳出了緋聞。
當時共產國際常駐中國的顧問李德和美國醫生馬海德的住處有一台輕便的留聲機和幾張唱片，這為晚會跳交際舞提供了難得的伴奏音樂。
漸漸的，交際舞逐漸出現在公開舉行的晚會上。當時延安古城裡的鐘樓東側有一座不大的基督教堂，被闢為中共中央大禮堂後，幾乎每個週末的晚上，這裡都舉行晚會或舞會。從淪陷區和國統區的上海等大城市來到延安的受過教育的女學生們，被受邀參加舞會做女伴，也就是「陪舞」，而史沫特萊和她的「學生們」成了舞會上的「明星」。
有意思的是，延安交際舞時興不久，就遭到了中共隊伍中「革命女將」們的強烈反對，因為這「觸犯了她們的安全感」。她們推崇紅色歌曲和革命舞蹈，看不慣充滿了「小資產階級浪漫氣息」的交際舞。更重要的是，她們為了革命，根本無暇化妝，而且為了行動方便，還將頭髮剪成短髮。
與大城市來的女學生們相比，「革命女將」身上的女人味少了許多，她們因此開始向史沫特萊、吳莉莉等發難，最早向吳莉莉興師問罪的是毛夫人賀子珍。毛後來回憶說「在延安我們也經常舉辦舞會，我也算是舞場中的常客了。……但是我那貴夫人賀子珍就對跳舞不喜歡，她尤其對我跳舞這件事很討厭……」。討厭的應該不是跳舞本身，而是毛與其他女人的曖昧吧。
為了息事寧人，吳莉莉於1937年7月底「被禮送」悄然離開延安，史沫特萊在9月也被迫離開，而賀子珍則在8月前往蘇聯，並最終被毛拋棄。
三人的離去並未讓延安交際舞沉寂，隨著成千上萬的青年學生奔向延安，延安的交際舞會更加火熱。而上了癮的中共高層們繼續在國軍抗日之際，與年輕的女學生們跳舞娛樂，靠跳舞來「調劑一下生活」，毛則與演員江青走到了一起。
此外，舞會還有一個功用，就是給大齡中共高級將領解決婚姻問題。當時延安有這樣一個順口溜：「看不慣，試試看，一頭汗，死了算。」說的就是在黨校學習的中共高級將領們接受交際舞的心理過程。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延安的高級領導人，師級以上軍官中80%以上的人都是在這一時期戀愛、結婚、成家、生子。」他們的妻子很多都是比他們小十幾、甚至二十幾歲的女學生。
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後，交際舞在一段時間內被大秧歌舞取代。偶爾安排的交際舞會，則是為招待駐延安的美軍觀察組成員。
1949年後中南海的陪舞制度
1949年中共篡政後，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交誼舞十分流行，是從中央到地方乃至到基層主要的健身娛樂活動之一。中共高官們一邊口中說著「為人民服務」，一邊開始享受生活，找年輕漂亮的女孩子到中南海陪舞就是其中之一。中南海舞會是中共頂層官員的最大「娛樂項目」，幾乎每週有一兩次，一般安排在週三和週六。
香港評論家林保華先生曾回憶說他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讀書時，於1958年從市區搬進西郊，他發現每到週末傍晚時分，就會有漂亮的女同學在校門口集合，這些人中有一部分來自部隊文工團，然後來一部遊覽車把她們載走。聽其他同學說，她們是去中南海陪首長跳舞。後來他還聽聞過毛、周等人的舞技，知曉這是「延安的革命傳統」，當時不曉得中共內部是如此腐敗，只是當作「革命需要」而已。
除了女大學生外，陪舞的主要是軍隊文工團團員。她們的特點是年輕、漂亮，政治上忠誠可靠，便於調動，招之即來，揮之即去，而且文化水平不高。
大陸《環球人物》雜誌於2019年第6期刊登了《70年看中國丨陳愛蓮，足尖上的70年》一文，可以一窺中南海舞會的祕密。曾任中國舞蹈家協會副主席的陳愛蓮，多次受到中共多個領導人的接見，她表示自己大概是在1957年、1958年的時候進入中南海，給「中央領導人」表演節目。她還說在某次中南海舞會上，自己曾和毛跳過舞。
《新京報》2016年9月17日也曾報導，時年82歲的中共少將、國家一級演員王曉棠也曾陪周恩來跳舞。1952年，18歲的王曉棠參軍，先後在總政京劇團、話劇團工作。應該就是在此期間，長相漂亮的她被選中去中南海陪舞。她稱周恩來一般是跳三步（華爾茲）、四步舞曲（快四、慢四）。這類舞曲節奏比較慢，方便他和大家講話。
2010年大陸出版的由權延赤編寫的《走進周恩來》一書中說，這個打著讓中共領導人放鬆、鍛鍊身體的「活動」，實則是給中共高官提供了「出軌」的便利條件。
書中描繪了一次在北京飯店舉行的高層舞會：一位相當一級的負責幹部，他的跳舞，用我們當時的話講，叫做「很不嚴肅」。「他與那個年輕的女文工團員，即便說不到磨肚皮，也摟得夠緊，貼上去了」。「隨著舞會漸漸熱烈，他跟那個年輕女團員也漸漸熾烈，他的手也開始不老實……」。書中還描寫中共前領導人高崗在跳舞中「加上了『按摩』動作，並且也要享受舞伴的『按摩』，」「調情的話多起來，有些甚至講得很粗俗」。
還有當年只有15歲的空政歌舞團舞蹈演員孟錦雲，因為陪毛跳舞，成為毛的「專職舞伴」。1975年更是調到中南海工作，照顧毛的日常起居，獲得毛的特別寵愛。
香港《開放》雜誌引述《司徒華回憶錄》中描述，毛的另一個女人陳露文，也是14歲初認識毛，她在空政文工團舞蹈隊「上班」，直到1967年文革初期。她們那時每週兩次去中南海陪毛跳舞。
另據香港《鳳凰網》刊登的中共戰友歌舞團原作曲家崔維聰的文章，也介紹了1955年元旦參加中南海舞會經歷的場面。他們一行人被領進了神祕的春藕齋舞廳，從晚上17點到凌晨4點，不停地演奏了長達10個小時。
大約晚上十點多，周恩來來到舞廳，並馬上被陪舞的女舞蹈演員們圍住，爭相要求與之跳舞。而毛在與陪舞的文工團團員跳累後，就會領一個喜歡的女舞伴到旁邊房間「休息」一到一個半小時。
按照毛的私人醫生李志綏在《毛澤東的私生活》一書中披露的內容，這種舞會幾乎專門是為毛準備的，其利用中南海舞會之便糟蹋的女文工團員數以千計。據說，這些被糟蹋的女文工團員，事後會被祕密送到遠離人煙的大山或海島，以免壞了毛的名聲。
網上有帖子曾曝光部分已經公開身分的曾經專門負責陪伴毛跳舞的女伴，除了上述幾人外，還有：畢業於延安俄文學校的何理良，16歲由上級指派給毛陪舞；《西遊記》中扮演觀音的左大玢，1956年13歲首次見毛時被看中，16歲開始，毛每次到長沙都被指定陪舞；空政文工團舞蹈演員陳惠敏，14歲被選中陪毛跳舞；空政文工團劉素媛，18歲被選入宮陪舞：徐寶風，1956年16歲參軍，在杭州療養院指定陪舞，1959年調入中南海專用後宮海政歌舞團……
之前《中時電子報》曾報導，中共元帥彭德懷不好色，當他得知公安部統轄的公安軍有個文工團，團員經常去中南海陪舞，其中很多是來自部隊文工團的女兵，就大罵主持遴選女兵的蕭華、羅瑞卿，還給中央軍委寫了一封信，對此提出異議。儘管其後該文工團被迫解散，但這也成為彭德懷在文革被打倒的一個罪狀。
反對陪首長跳舞 南京歌舞團副團長隕命
對於中共高層的陪侍制度，究竟有多少中共高層公開反對過，目前除了彭德懷，我們找不到其他資料，而一直被不知情老百姓視為「好總理」的周恩來，卻是一貫支持這個陪侍制度的，甚至還貼心為毛解決問題。
至於有多少女孩子被毛等中共高官糟蹋，也依舊沒有個確切數字。不過，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曾有一位表達反對陪首長跳舞的歌舞團團長，卻為此送了命，她叫李香芝。
李香芝1930年出生在山東陽信，1歲喪父，6歲時母親又改嫁，在外祖母和伯父的撫養下長大，因此從小就非常懂事、能幹。1947年，她進入山東抗大文藝系學習，其後參加共軍軍大文工團。1952年朝鮮戰爭時，她還跟隨文工團進入朝鮮進行宣傳鼓動演出。
從朝鮮回來後，李香芝進入北京中央歌舞團聲樂訓練班學音樂。1957年因說話「走火」，被打成「中右」，下放到北京毛紡廠勞動時，表現也不錯，「58年上半年被評為上游」。1958年秋，李香芝隨在空軍當飛行員的丈夫姚秀琪調到南方的杭州，先任杭州話劇團演員，後任副團長。之後又從杭州調到南京市歌舞團。1965年，成為江蘇省歌舞團合唱隊副隊長。她的同事對她的評價是：「李香芝個性很倔強。她從不阿諛奉承、吹牛拍馬，從不見風使舵。」
文革爆發後，所有人都要響應毛的號召「造反」，寫大字報成為時髦。李香芝想來想去沒有別的可以寫的，因為覺得歌舞團挑選演員為首長陪舞是一種很不好的現象，就與他人聯合寫了份大字報，內容是：
「我們江蘇歌舞團長期以來不務正業，大搞交際舞。為跳交際舞，光做衣服就花了人民幣6萬元，買西洋樂器花了10萬元。還在江蘇飯店舉辦訓練班，每人都要經過考試才能畢業。舞會上的音樂也是靡靡之音，一跳就是大半夜。第二天的練功也搞不成，業務提不高，簡直把我們歌舞團的女同志當成了舞女。」這說明當時不僅中共中央，地方官員也有同樣的癖好。
李香芝還寫了一份意見書準備寄到北京，要求中央首長帶頭不要找演員去陪舞，陪舞后讓她們回家不應留睡。不過，考慮到後果，李香芝並未將意見書寄出，而是在家中燒掉了。
然而，即便是這樣，她還是被另一個造反派組織誣陷為「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1968年，李香芝因肝病住院，但還是被關押到南京農學院的「牛棚」裡審查，說她是「地主份子」、「假黨員」、「反黨亂軍」、「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等。任憑她怎麼解釋都無濟於事，她甚至還為此絕食。
在被單獨關押、毆打並被審查了近2年後，被誣陷為「五·一六」現行反革命分子的李香芝精神出現了問題，時而大哭大笑說些瘋話，在大寒天裡脫得只剩下內衣，在囚室通宵跳舞，而她的一些瘋話，比如說「毛侮辱了她」等，成為被處決的證據。審訊者認為「李香芝裝瘋賣傻」。從李香芝寫的交代材料來看，早在1970年12月13日晚上，她就「頭很痛，臉也很痛，還有一股很難聞的氣味，感到樓上有一種儀器照自己的腦神經……一會兒就有一種聲音在對我講話，而我腦子裡的所有問題都閃現出來。在這種情況下,我用了一天一夜的時間，把所有問題都交代了。」
1971年4 月以後，李香芝所寫出的幾十份交代材料中最後的落款都是「五·一六反革命骨幹分子李香芝」，她不僅承認在背後討論中央首長的一切罪行，還交代了自己發展的十多個「五·一六」分子的名單。可以想見，當時對她的逼供達到了何等慘烈的程度。
1971年9月2日，李香芝在江蘇省京劇團禮堂公判大會後，未經審判程序即被綁赴刑場，執行槍決，年僅41歲。她的丈夫、時任南京空軍作戰處作戰參謀的姚秀琪，受牽連被下放到南京微分電機廠當工人。兩個女兒也備受同學歧視。
文革結束後，在姚秀琪不斷申訴下，李香芝被中共於1979年「平反」。
結語
1982年，中國網球名將胡娜利用到美國參賽的機會尋求政治庇護，被「左王」、毛澤東前祕書胡喬木痛罵為「尋求狗類的自由」。當時也爆出胡娜常陪萬里打球，但萬里是鄧小平愛將，級別比胡喬木高，所以萬里沒有出事。不過自此體育界也有陪首長打球的傳統了。
文革後期傳說世界乒乓冠軍莊則棟是江青的「面首」，但是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回憶錄中沒有提及，江青可能沒有那樣的膽子。幾年前沸沸揚揚的彭帥事件起因也是張高麗擔任天津市委書記時要她陪打球，結果陪到床上了。
中共的從陪舞陪球陪唱到陪上床的陪侍文化，迄今未絕，而且早已從高層蔓延到整個官場。中共高官以其滿腹的男盜女娼，將掛在嘴上的節操道德毀損得體無完膚，同時很好地詮釋了自詡為「先進性」的中共在「性」方面的確是先進的，而且深得放蕩的馬列斯的精髓，其所言皆是欺世的謊言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