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4年05月19日訊】（大紀元記者李圓明採訪報導）近年來，中共的長臂管轄愈演愈烈，留學生也成為受害群體。遭到中共迫害的留學生告訴大紀元記者，跨國鎮壓是非法的，「直到現在為止，對於留學生的各種各樣的壓力都是存在的」。
國際特赦組織5月12日公布的調查報告《在我的校園裡，我很害怕》，講述了中共針對留學生的跨國鎮壓。這份報告是2023年6月至2024年4月期間國際特赦組織對歐洲和北美八個國家的中國（包括香港和澳門）留學生在海外留學期間遭受的「跨國鎮壓」進行案頭和實地調查的結果。
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又稱為大赦國際），創立於1961年5月，總部位於英國倫敦，是一個國際非政府組織。報告中的「跨國鎮壓」指中共當局壓制、控制或阻止海外中國留學生和其他人的異議和批評，侵犯人權的行為。
中國是西方國家最重要的留學生來源國之一。近年來，許多海外學生參與了對中國政府的公開批評，包括通過紀念1989年天安門鎮壓、2019年香港民主抗議活動和2022年「四通橋」周年紀念活動等方式開展國際聲援活動。他們的參與引起了中共當局的反應，例如對學生在中國的家人的騷擾和恐嚇，以及對學生海外活動的監視和對他們在線言論的審查。
中共當局在中國境外限制學術自由和其它權利。國際特赦組織發現，針對學生的最明顯、最普遍的跨國鎮壓行為依賴於一種非「治外法權」策略，即中國（中共）警察威脅或騷擾學生在中國的家人，要求他們停止參與海外政治活動。
國際特赦組織採訪了32名中國留學生。接受採訪的許多學生都強調，在海外留學期間，人們一直生活在對中國（中共）政府潛在監視和鎮壓目標的恐懼之中，而且這種恐懼造成的社會孤立和孤獨感也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精神壓力。
國際特赦發現，打擊造成的恐懼已經對海外學生在大學校園內外的言論、結社和活動造成了廣泛的「寒蟬效應」，導致學生普遍的、主動的自我審查，這影響了他們的學術职涯的选择。學生甚至不敢在課堂上公開發言，如果有中國學生或教授在場，他們擔心自己的言論會被匯報給中共當局。
研究顯示，來自中國的海外留學生所經歷的恐懼，往往不為身邊的同齡人所理解，這讓他們陷於社會孤立。一些學生主動切斷與親人的聯繫，以保護他們免受中共當局的攻擊。在當局的壓力下，有的父母切斷了對孩子的資助。
由於跨國鎮壓造成的恐懼氣氛，中國留學生的生活狀況也受到威脅。一名歐洲學生告訴國際特赦組織，在有關該學生參與中共白皮書抗議活動的媒體採訪發表後，他們被房東（一名中國公民）從租住的公寓中驅逐。他們甚至無法再在中餐館或中國公司找到工作。
參加海外抗議活動的學生還遭到人身監視甚至人身攻擊；有人被身分不明的人跟蹤回家，遭「整夜」敲門；有人遭到死亡威脅。
表達政治訴求 家人被「連坐」
美國加州留學生王浩告訴大紀元記者，他於2022年11月在廣東深圳參加白紙運動，遭警察逮捕，簽了認罪書，後來還是被學校開除了，標註成自願退學。出國留學後，中共大使館和國內警察給他打過電話，但他沒有接。
去年十一月份APEC會議期間，他去參加舊金山抗議習近平的遊行，晚上他的母親就發微信說警察找他們了，第二天、第三天父母全都失聯了。後來聽母親說，父親在派出所被警察踹，沒有飯吃，不讓睡覺，出來時身體狀態很差。母親轉告他以後不要在網上發表言論。
「我父親的生意也受到影響。之後我為了保護他們，停止了推特（X）的更新。他們為了讓我回國，給我爸定了個失信人，讓他沒法給我轉帳。我的一張招商銀行儲蓄卡在交半學期房租時，餘額從15萬元變成了0，銀行說我涉嫌詐騙，必須回國線下去派出所找某警官辦理。」經濟上的截斷讓王浩的生活變得困難，他被迫向美國政府申請了政治庇護，目前正在等待工卡。
對於中共的跨國迫害，王浩表示，「我認為這完全就是侵犯他國主權的問題。國際法的基礎就是屬地原則，我們在這片土地上受到美國憲法的保護，也有著美國憲法賦予我們的權利，其中就包括言論自由。所以長臂管轄完完全全沒有法理，這些中共間諜一定是要受到法律懲罰的。」
洛杉磯的留學生張俊傑十五、六歲就來美國留學了，先讀語言學校，後讀大學。後來父母也移民到美國一家人團聚。2019年爆發香港反送中運動，張俊傑開始投身聲援香港的民主運動，於2019年11月底參加了中國民主黨。
「因為我有很多朋友是香港人，對香港手足的遭遇非常同情。如果身在美國，我都不站出來為中國的這些民主異議人士發聲，覺得愧對自己受到的教育，愧對自己的良知。」他說，「實際上直到現在為止，對於留學生的各種各樣的壓力都是存在的。」
因為張俊傑參加中領館的抗議活動，並且接受過美國之音的採訪，他在中國生活的親戚受到了中共國安的上門威脅。2020年的1月，中共國安找到他的姑媽和表哥談話，表哥告訴他不要回國，說他已經被警方備案了。
張俊傑說，還有一個女大學生，也是00後，她只參加了一次活動，廣東的國安就找到她家去了，用工作威脅她的父母，還威脅她正在讀書的弟弟，嚇得小姑娘不敢參加活動了。
「這個我完全可以理解，並不是所有人都能豁得出去的。」他說，「中共的這種跨國鎮壓的行為是極其無恥的，它通過威脅在國內的家人，威脅別人的軟肋，來讓別人達到妥協，我認為首先這種手段非常無恥。」
「如果說中共真的是不希望別人反對，那你就應該首先反思一下自己的問題在哪裡？通過暴力和謊言維繫著自己的統治，終究是不能長久的。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一句古話『防民之口勝於防川』，連坐的這種手段其實更能夠彰顯中共的這種專制之惡。它的這種手段不僅無法讓別人停止反對中共，更會讓別人從內心當中更加厭惡中共的這種統治。」
中共監控留學生的手段
張俊傑認為，中共控制人的手段基本上三種：洗腦、利誘和威脅恐嚇。
他說，能出來留學的大部分都是家境比較殷實的，很多中國留學生實際上對美國也不了解，其實對中國也不了解。他可能沒有興趣去了解美國的制度、文化、體制，就是來鍍金的。他們長期受到中共洗腦，中共只要稍加利用，這些人就會被忽悠了。
他舉例說，2023年2月，在一次中領館前紀念李文亮的活動中，一個小粉紅一腳把李文亮的遺像給踢翻了，推搡抗議的人群，罵他們是「漢奸賣國賊」。隨後這個小粉紅被警察抓住了。
「李文亮是一個吹哨人，無論是什麼樣的價值觀，從一個基本的人的道德良知判斷我們紀念李文亮都沒有錯。李文亮也不是賣國賊也不是漢奸，我們紀念李文亮怎麼能說是漢奸賣國賊呢？從道理上不通。」張俊傑說。
他特別提到，中國學生聯合會大部分都是受到中共官方的影響的，每年新年、元宵節他們都能請到中共領事館的官員來參加活動，其實這些學生聯合會都是中共統戰的對象，跟中共官方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有一些人就是通過利益誘惑，給你錢你去幫中共幹什麼，這種事情也很多。當通過利益誘惑、通過意識形態洗腦這些手段不行的時候，它就通過威脅和恐嚇來針對我們了。」
特赦國際的報告指出，中共當局之所以能夠監控中國海外留學生的活動，並對他們進行跨國鎮壓，部分原因是中共當局擁有廣泛的審查和數字監控能力。在大赦國際的採訪中，近三分之一的學生在中國社交媒體平台上經歷了與中國大陸類似程度的審查，儘管他們身處海外。
張俊傑認為，中共的監控手段很多，微信是監控手段之一。他的微信被封號好幾次，在時政群裡發表評論、文章，經常被小粉紅和五毛舉報。
還有一件事情對他觸動非常大。為了信息保密他轉用Telegram這種本地的社交軟件，不料在與一個上海朋友討論如何聲援編程隨想阮曉寰的過程中，去年「六四」紀念活動的當天，他的Telegram突然被盜號（當天被盜號的有四五十個人），特務獲取了他們的聊天記錄的截圖，導致上海的朋友被國安抓捕。此後這位朋友一直被監視、邊控，與外界的聯繫也變少了。
中共花大力氣搞海外統戰和跨國鎮壓，張俊傑認為，是因為海外華人包括海外留學生其實是一股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從晚清以來的政治變革，海外華人都出了非常大的力氣，北洋新軍的軍官大部分都是留學生出身，包括共產黨早期也是從海外華人的群體當中發展起來的。
「所以他們非常清楚一旦海外華人和海外的留學生群體跟海外的中國的反對黨和中國海外的民主黨結成政治上的同盟，並且影響到中國的社會的時候，實際上對中共的統治根基是有重大威脅的，所以它對海外的華人、留學生用盡各種各樣的方法進行統戰、分化，包括恐嚇、迫害。這是我的一個看法。」張俊傑說。
如何幫助遭受跨國迫害的留學生？
大赦國際呼籲中國（中共）和香港政府停止一切形式的跨國鎮壓，希望所有政府機構充分有效地認識到跨國鎮壓是對人權的威脅，對中共的跨國鎮壓做出譴責。大學也有責任採取專門能夠保護國際學生的政策和程序，保護學術自由。
從法律層面，報告指出，根據國際人權法和標準，國際學生無論在哪裡學習，都有權享有與任何其他人相同的基本權利，並且他們的祖國和東道國都有義務尊重、保護和實現這些權利。
王浩表示，感謝美國政府和大學對他提供了足夠多的幫助，包括financial aid（助學金）等等。「對於我們的保護有很多，但明顯不夠，我希望可以將中共間諜，這些違反《共产党人控制法案》（The Communist Control Act of 1954）的人予以逮捕。包括很多留學生，他們也一直有為中共做事，迫害本校香港、台灣、新疆和其他有不同政治理念的同學。」
張俊傑認為，海外的機構和大學可以從三方面幫助遭到中共跨國迫害的留學生。
他表示，一個最好的方式就是支持中國的民主化，學校、機構本身要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立場。美國的學校、機構在跟中國進行合作的時候，不應該向中共妥協，尤其是在價值觀方面。中美合作的前提是建立在平等的關係上，合作方要認同美國的價值觀，認同美國學校的校園文化。
第二方面，應該給予中國學生更多的保護。比如，有的學生因為讚揚美國的言論自由遭中國網民的網暴，他父母的個人信息都被公布出來了，對他和家人造成很大的傷害和困擾。美國應該對這些留學生進行政治保護，也應該保護他們的家人，比如給他們各種各樣的簽證，讓他們可以來美國生活。
第三方面，美國的學校或者機構應該做更多公益講座，因為中國國內缺乏系統性的公民教育、民主教育，留學生、小粉紅很多人年紀比較輕，價值觀沒有完全形成，尤其是中共疫情封控以後，很多人思想發生變動，應該抓住這種機會更多地去普及公民教育、普及中國的民主知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