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7月31日訊】文革爆發後，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楚離被中央文革小組打成「叛徒」。之後，中央文革小組繼續「追擊」，打出了一個涉及8.4萬人的「叛徒集團」，其中近3000人被整死。
李楚離是怎麼被打成叛徒的？
李楚離，1903年出生在河北元氏縣一個有錢人家；1924年、1925年分別考取西北大學、北京大學；1926年參加過北伐戰爭；1927年加入中共，參加過南昌暴動；1931年任中共河北省委交通科科長；1938年參與領導冀東大暴動，之後長期在冀東工作，當過中共冀東區黨委書記兼冀東軍區政委等；1950年，任中共廣西省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1951年，調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從上述簡歷看，李楚離是一個中共的「老革命」。到了文革時期，他怎麼成了「叛徒」？
原來，1931年，他在擔任中共順直省委交通科科長時，因從事反政府活動被抓捕。1931年至1936年，被關押在北平軍人反省分院（又稱草嵐子監獄）。當時被關押在這個監獄的中共黨員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等。
1936年，中共北方局書記劉少奇，為解決北方局幹部人手不足的問題，請示中共中央批准，讓薄一波等61人履行自首手續（在報上公開發表「反共啟示」）出獄。李楚離是其中之一。
劉少奇給中共中央的請示報告，得到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的批准。當時的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康生等都知道此事，且無異議。
1945年、1956年中共七大、八大召開前審查出席會議的代表資格時，七大、八大選舉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時，對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都進行過審查，認定沒有問題。
但是，到了文革時期，毛澤東要打倒劉少奇，就必須給劉少奇安一個嚇人的罪名。「叛徒」這個罪名夠份量。毛在文革中整人的重要打手康生，惴摩到毛的意圖後，給毛寫了一封信。
信中說：「我長期懷疑（劉）少奇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的決定。」「最近我找人翻閱了1936年8、9月的北京報紙，從他們所登報的《反共啟事》來看，證明這一決定是完全錯誤的，是一個反共的決定。」康生隨信附上1936年有關報紙的影印件。
隨著文革的發展，康生的提議最終得到毛的認可，變成中共中央的決定。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自首叛變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當年中共中央批准的「自首出獄」認定為「自首叛變」。
這就是文革時轟動一時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之由來。
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時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楚離，都因此被打成「叛徒」，都被關進監獄長達七年。
涉及8.4萬人的叛徒集團是怎麼搞出來的？
李楚離被打成叛徒、關進監獄後，中央文革小組繼續追查「叛徒」。李楚離曾長期在冀東工作。於是，冀東成為「抓叛徒」的重災區。
1967年12月26日，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來到冀東的重要城市唐山，在聽取唐山市造反派的匯報後，陳伯達發表了一個「重要講話」。他說：「冀東這個黨是很複雜的。可能是國共合作的黨，實際上可能是國民黨在這裡起作用，叛徒在這裡起作用。」
陳伯達還點了幾個人的名，說原唐山市委書記楊遠是「國民黨」，市長白芸「來歷不清」，白芸的丈夫張達是「大莊園主」，唐山市委常委、黨校校長方飛，他到底是共產黨員還是國民黨員？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值得研究。
陳伯達發話後，唐山市「冀東專案組」，由原來的20多人，一下子擴大到280人。1968年2月11日，成立了唐山地區深挖工作領導小組。
然後，層層建立「深挖」領導小組。唐山地區、各縣、各大廠礦，如樂亭縣、遵化縣、豐潤縣、撫寧縣、玉田縣、秦皇島市、昌黎縣、柏各莊農場、開灤礦務局、啟新水泥廠、華新紡織廠、地市機關、文衛、財貿、公安系統也都成立了深挖工作班子，形成了一個規模龐大的深挖工作網。
深挖自上而下，越搞越大，越搞越離奇。他們提出的口號是，抓住一點兩線，即以冀東區黨委核心為重點，以冀東區黨委社會部、城工部為兩條線，深挖其延續——當時的唐山地、市、縣委領導核心，地、市公安系統中的「叛徒網」和「特務網」；要「環環扣緊，步步深追，挖一個帶一串，挖一點帶一面」。
他們從1922年冀東建黨開始搞起，一直搞到文化大革命，把原來在冀東工作過的大批幹部列為審查對象，對冀東區黨委歷任主要領導都進行了調查。
深挖的結果是：「冀東黨從1922年建立唐山地委，演變到1949年5月冀東區黨委撤銷，27年間歷任區黨委第一書記或主要負責人，80%以上是叛徒、特務、國民黨分子。」
「歷任唐山市委書記，80%以上是叛徒、特嫌、走資派。」
「冀東行署5位領導幹部都是叛徒、特嫌、國民黨。」
他們對冀東區黨委社會部、城工部的工作人員，逐人進行調查登記，搞了一個《城工部唐山地下黨叛徒特務網示意圖》。稱「冀東黨委城工部不是共產黨的城市工作部，而是不掛牌的國民黨的市黨部，是牛鬼蛇神的俱樂部，是叛徒、特務打入我黨的介紹部，是黨內叛徒、特務與敵偽頑相勾結的聯絡部，一句話，它是中國赫魯曉夫為復辟資本主義網羅牛鬼蛇神的司令部。」
「冀東區黨委社會部是叛徒、特務的混合體」，「是叛徒、特務控制的一個典型」。
他們把原來在冀東工作過的1604名幹部列為審查對象，涉及中央29個部門和24個省、市，其中被定為和列為叛徒、特務、國民黨、走資派等罪名的737人；把冀東黨領導下的662名地下黨員列為審查對象，被定為和列為叛徒、特務、國民黨、三青團等罪名的282人。
深挖的結論是：「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劉少奇出於他反革命的需要，夥同彭真、安子文，先後派叛徒李運昌、李楚離、胡錫奎來冀東，組成了以3個叛徒為核心的冀東區黨委。」「他們結黨營私，招降納叛，構成了冀東叛徒、特務反革命集團。」
唐山深挖領導小組，除了在唐山地、市、縣的領導中「抓叛徒」，並與中共高層「上聯」外，還層層往下挖，一直挖到最基層。
比如，在柏各莊農墾區，因為有人要通過農墾區中學校長劉勉齋調查原冀東區黨委幹部李一夫的問題，就用嚴刑逼供，追查劉勉齋的歷史問題，進而把劉打成國民黨區分部委員，強迫劉交代在農墾區「潛伏任務」。從劉的問題開始大搞新線國民黨，幾天時間就關押起120多人……僅一年多的時間，農墾區就有2000多人被打成「新線國民黨」。
在遷安縣，一個涉及全縣40個公社、276個大隊和文教、衛生、商業、工業、交通5個系統和縣直機關128個單位的「國民黨支部」假案也正在進行中。時間不長，全縣挖出國民黨支部15個，有2391人被認定為「國民黨員」。
不僅活人要追查，連死人也要追查。
冀東烈士陵園內的238名中共「烈士」無一例外地都受到清查，40多人列為有重大嫌疑或被誣陷為叛徒、國民黨、特務。
據統計，在冀東追查叛徒集團案的全過程中，唐山地區被株連的幹部、群眾達8.4萬多人，其中，2955人被迫害致死，700多人致殘。
兩個叛徒集團案都是假案
李楚離案屬於「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中的一個。
文革結束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前一天，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在「轉發中央組織部《關於「六十一人案件」的調查報告》的通知」中，給「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平反。李楚離的叛徒問題，被認定是假的。
1982年2月18日，中央辦公廳轉發河北省委《關於為「冀東黨」冤案平反的報告》，稱這個報告已得到中央書記處批准。上述唐山地區幹部、群眾中的叛徒問題，也被認定是假的。
結語
上世紀40年代中共延安整風時期，劉少奇作為毛最重要的助手，助毛打敗黨內反對派，確立了毛的中共領導核心地位。從那時起，劉少奇一直協助毛處理涉及中共最高核心機密的工作。中共建政後，劉少奇成為毛親自選定的接班人，成為僅次於毛的中共第二號人物。
從常識判斷，劉少奇不可能是「叛徒」。但是，就因為1962年毛、劉在對待餓死幾千萬中國老百姓的問題上發生分歧，劉雖然黨性很強，但仍殘留著一些人性，卻為毛所不容。結果，毛把劉當成頭號政敵，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到了文革時，毛為了給劉安上「叛徒」的罪名，無中生有地製造了兩大叛徒集團案。
中共內鬥，不擇手段，你死我活，禍害無窮，由此可見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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