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3年09月28日訊】（大紀元記者宋唐、易如採訪報導）自去年11月巴厘島亞太經合組織峰會（APEC）拜登與習近平首次會面以來，迄今為止在正式外交場所，美中兩國領導人尚未會過面。儘管美國方面有意願舉行拜習會，但中共外交部一直含糊其辭，而中共國安部則越俎代庖替拜習會開出條件。
分析認為，習近平賦予了國安部更大的權力，安全官員在外交政策制定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拜習會遲遲未決，可能與習近平最近受到很大的挫折有關。
遲遲未決的拜習會
今年年初的氣球事件讓美中關係重新跌入低谷，媒體報導說，當時拜登表示希望能與習近平直接通話，但國家安全顧問認為，這並非是合適的對話時機，最好是讓下屬官員先與北京接觸，然後再促成美中領導人峰會。
其後，拜登多次在不同場合表達在11月份舊金山APEC峰會見到習近平的願望，美國CIA局長、國務卿、財經部長、氣候大使和商務部長先後訪問北京，為可能的拜習會鋪路。
但中共外交部始終沒有正面回答，本月早些時候，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與王毅會談，據稱兩人討論了拜習會的可能性。
9月26日在所謂「人類命運共同體白皮書」發布會上，王毅在回答有關習近平是否出席11月活動的問題時仍然閃爍其詞，說「我們正在與有關方面進行溝通，我們將適時發布消息。」 但他補充說，舊金山峰會應促進合作而不是挑起對抗，「反對（美國）倡導『民主對抗威權』」。
中共一直試圖成為南方國家的領導者，所謂「人類命運共同體」被認為是取代西方模式的委婉說法。
這增加了人們的疑慮。此前，習近平無故缺席印度舉行的G20峰會，指派只有虛銜的國家副主席韓正出席聯合國大會，都讓中共當局不可預測，中共的閃爍其詞可能是故意抬高身價，要與美國討價還價。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鍾志東對大紀元表示，中共高姿態，是希望能夠獲得更好的條件。
他說，美國在兩岸關係、科技戰上的基本立場不會改變，不會有所妥協，只會越來越強化對中共的科技警惕以及管制，美國對中國（中共）要改變區域秩序的預判，也沒有看到會改變。
「所以在這些不變的狀況之下，美國可以妥協的東西是有限的。可能就是在一些枝末細節上，比如說文化教育上的交流，不過我想中國（中共）絕對不會滿意。」他說。
「我覺得中共也未免是太拿翹了，以為美國真的那麼需要它。其實中國（中共）更需要美國，如果美國拉高姿態的話，讓習近平所謂的全球外交策略變成像火牛陣那樣的鬥爭，對中國（中共）來講，也是非常非常的負面。」
擁有國安經驗的台灣資深政治軍事評論員黃澎孝對大紀元表示，現在問題的關鍵在習近平個人，他到目前為止可能還沒有下達指示，外交部也在等習近平決定，沒法給出答案。
他說，從最近的一些視頻來看，習近平到南非、主持亞運會的開幕典禮，臉上的表情顯得有點意興闌珊，跟前幾年那種意氣風發的樣子有很大的差別。
「這代表最近的一些狀況，讓習近平受到很大的挫折感，他低估了美國對中國內部的了解，習近平手上能跟美國叫板的，最主要就是火箭軍，但自從美國公布了火箭軍的詳細的駐地、人事資料以後，讓習近平的底氣沒了。」
黃澎孝分析說，習近平喜歡用科技背景出身的，對火箭軍寄有高度希望。他認為火箭軍是一個高科技的兵種，這些科技背景出身的，跟一般的軍事背景或官僚背景出身的有所不同，但是沒想到說火箭軍會出這麼大的一個問題，除了泄密以外，還有腐敗問題。
「所以到底中共軍容表面之下，內部狀況實際上是什麼樣，習近平心裡真的沒有一個底。在這種狀態之下，美中之間的博弈對習近平而言，簡直就是未戰先敗，這個時候跟美國總統見面，就像當著面被羞辱一樣，他拿什麼底氣去跟拜登直視，等於是給拜登看笑話。」
他表示，這段時間習近平沒有太高意願去做元首外交，美中高峰會一直敲不定，主要因素在此。就算有了拜習會，除了聽拜登每次都直接警告習近平不要輕舉妄動、不要怎麼樣怎麼樣外，這一次難道拜登會稱讚習近平嗎？
中共國安部越俎代庖
雖然中共外交部含糊其辭，但9月4日，中共國安部就在其微信公眾號則發文明確表示，要想真正實現「從巴厘島到舊金山」，美國需要拿出足夠的誠意，「中國（中共）絕不會因為美國的幾句『漂亮話』放鬆警惕。面對霸權霸道霸凌，中國（中共）必將繼續深入推進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
像中共領導人出席20國集團、APEC、金磚國家會議這樣多邊經濟合作重大峰會的籌備，一般有中共外交部國際經濟司主要負責，中共國安部發文對APEC峰會指手畫腳，似乎超越了部門的界限。
「國安部與外交部級別相同，對習近平而言，他覺得哪個部長真正可以信任，表現讓他覺得滿意的話，當然那個部就會得到更多的權力授權。」鍾志東認為，中共國安部現在對外交事務指指點點，相當程度是因為秦剛下台之後，外交部的威信有所下降。
不過有研究表明，過去幾十年裡，隨著中共的不斷地全球擴張，外交政策制定的主體不斷擴大，中共外交部的權力實際上被大大地削弱了，而且在外交活動中經常與其它部門發生衝突。
比如商務部更傾向於代表國有企業推⼴業務，⽽外交部則側重於加強雙邊關係或擴⼤中國在多邊組織中的影響；科技部制定的《中國製造2025》，給外交部很大的壓力；外交部的戰狼言論，也讓國防部不願為「戰狼」樹敵負責。
2010年，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發布的報告顯示，國家安全部是「一個日益強大的國內參與者，其影響力已蔓延到外交政策領域」。
另一方面，在所謂改開時代的中共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與國家安全事務脫離，外交部致力於幫助中國與世界其它地區建立強有力的聯繫。習近平上台後，將「全面國家安全」作為中共優先事項，加強了其海外情報行動，賦予了國安部更大的權力和更多的資源，安全官員進入習當局的權力核心，在外交政策制定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此前的國安部長許永躍只是中央候補委員，耿惠昌是中央委員，但地位都低於公安部部長。可是2017年上任的國安部長陳文清，升任至副國級的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地位高於公安部長王小洪。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所長沈明室對大紀元表示，中共國家安全委員會是黨的機構，負責的單位就是國安部在主導。習近平對外交部是不滿意的，從秦剛被鬥倒，到他參加金磚國家會議，外交部很多流程沒有掌握住，所以就不太信任外交部。
黃澎孝表示，中共公檢法裡面等級最高的從來莫過於國家安全問題，過去康生就是掌握了這個，他的影響力非常大。在中共極權國家裡，國家安全部等於有了尚方寶劍，所有的各部門，包括外交部、商務部等，現在連軍隊都得要看國家安全部的臉色。
「這次中共機構改革又成立了一個內務部，等於是把過去蘇聯時代的格別烏（格魯烏）恢復起來，這都顯示出未來中共要把國安部門做大，權力是無上限。這對中共所謂的開放、吸引外資、對外的外交工作等都是非常不利的。」
國安部頻繁反美間諜 拜習會變複雜
自從7月1日新修訂的《反間諜法》生效後，中共掀起了一波「抓間諜」的群眾運動，目標是美國。從8月1日中共國安部第一篇微信公眾號文章算起，直接點名美國的就有5篇。
比如，「美國間諜馬克南：被擊斃於藏區，中情局首個身死海外的間諜」、「起底美國情報機關網功竊密的主要卑鄙手段」、「新瓶裝舊酒：美國對華戰略「新兩手」實際還是「老兩手」等等。
一般而言，間諜戰基本上應該在幕後進行，不會拿到檯面上說的。鍾志東表示，「情報單位就像以前的明朝的東廠一樣，是最獲得領導人信任的一個單位。基本上做的都是一些髒活（dirty work），比較適合在幕後發言，不適合跑到檯面上來指揮。」
最近美中雙方似乎正在公開打一場間諜戰。7月20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伯恩斯稱，美在華情報網絡重建已取得進展，8月3日，兩名美國海軍華裔水手因涉及國家安全和與向北京傳遞機密的指控而被捕。
而在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8月訪問中國之前，有消息稱中共駭客入侵包括雷蒙多在內的政府官員電子郵件帳號。
針對國安部頻繁反美間諜會不會影響到今年11月份的拜習會這個問題，鍾志東認為，FBI抓，中共也抓，就情報界而而言，他們似乎都是在玩對等遊戲。不過如果拜登希望能夠積極地跟習近平碰面的話，雙方應該都會有所節制。至少在美國一定會給習近平面子，促成所謂的拜習會。
「假如美國有所節制的話，中國（中共）也沒有道理採取激烈的手段來抓美國的間諜，在言辭上面很嚴厲地攻擊美國。」
他說，王毅又跟美國國安顧問會面之後，可以看到美中雙方都並沒有做出什麼出格的事情。拜登一直希望在大家不撕破臉的狀況下維持高層互動。北京應該也不希望美中關係出錯，造成現在習近平沒有辦法專注處理國內的問題。
中共國安部主要專注於海外情報，尤其是針對美國和台灣。哈佛肯尼迪學院歷史學家考爾德·沃爾頓（Calder Walton）撰文說，中共國家安全部的長期目標是遏制美國，從2005年開始，中共國安部向美國情報界宣戰，所有最優秀的資源和人員，都被用來對付美國情報部門。
CSIS的最新報告顯示，習近平上任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調整中共情報蒐集的重點，更好地服務於長期目標。在CSIS蒐集的2000-2023年224起案例中，69%是在習近平上台後報告的，其中46%的事件涉及網絡間諜活動，29%的事件旨在獲取軍事技術，54%的事件尋求獲取商業技術，17%的事件旨在獲取有關美國民事機構或政界人士的信息。
但黃澎孝表示，美國對中共的情報工作有一個最佳途徑，那就是中共高級幹部在美財產跟子女、家人，這等於中共有人質在美國人手上，而且美國最厲害、最擅長的就是對金流的控制。
「目前中國各方面問題越來越嚴重，有很多人都想潤出來，美國CIA有一個慣例，就是任何曾經為CIA工作過的人， CIA都會協助他們在美國比較容易得到庇護，這使得有很多國家的人願意為美國服務，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在中國發展情報組織非常容易的原因之一。」
他說，有的時候美國不需要主動，都會有中國各方面的人主動挺身為美國服務，以換取他未來能夠潤出國，或者說他在海外資產、親人的安全保證。
黃澎孝表示，能夠到自由世界去，他當然第一個想到的是個人利益問題，他所能做的當然也是比較表面的工作。美國看起來是松鬆散散，但是他一旦盯上你的話，那麼美國的這個反情報工作也是非常的可怕。
從事情報工作35年的台灣軍事情報局前中將副局長翁衍慶在其書《中共情報組織與間諜活動》中披露，前國安部長許永躍曾有一份給曾慶紅的報告，表示他原以為認為「國安部」作為國家最核心和最神聖的情報偵察機關，一定很有成績。但他上任後發現實際並非如此，除保密工作尚能做到外，很多工作沒有開展，或者是大打折扣。
在國外工作方面， 「國安部」在美國有不下五百家公司企業，每家公司都是一個情報站，花費了龐大的國家財力、物力、人力，卻不能完全掌握海外的情況。「國安部」在西方的工作人員確實很多，但大多是照顧高幹子弟出國，或是地方「國安廳」所搞的以營利為主的公司，真正認真從事情報工作的單位，只有少數幾個，而且長年經費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