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輝:蘇聯絕密檔案揭宋慶齡身負重大任務

【2023年11月24日訊】關於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的遺孀、曾當過中共國副主席的宋慶齡,極有可能是共產國際祕密黨員一事,筆者曾在以前撰文提及過。一個證據出自中共高官廖承志的回憶錄。

據廖承志在《我的回憶》中記述,1933年5月間,宋慶齡突然神祕的來到他的家中與他祕密接頭,並明確告訴他:「我是代表最高方面來的。」這個最高方面就是共產國際。

當時宋慶齡問了廖承志兩個問題:「第一、上海的祕密工作還能否堅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單。」在得到答覆後,宋慶齡迅速離去。廖承志寫道:「儘管過了將近50年,但那短暫的不及半小時的每一分鐘,我都記得清清楚楚。」這個時候代表「最高方面」來祕密接頭的宋慶齡,應該已經加入共產黨了。

另一個證據是蘇聯解體後公開的一份共產國際檔案資料,亦可以看到宋慶齡不僅早有入黨要求,而且早在上世紀30年代初,就已經加入過共產黨了。這份文獻,是共產國際聯絡局派往遠東的一位代表,在1934年5月與共產國際聯絡局負責人談話的備忘錄。

談話的最後部分,特別提到了共產國際遠東局與宋慶齡的關係。報告人稱:「關於孫宋慶齡(孫夫人)的問題。她是個好同志,可以留在黨內。但是,把她吸收入黨是個很大的錯誤。是代表(指共產國際此前派駐中國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黨的。她願意獻出一切。她對祕密工作有著很深刻的理解。她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出色的召開了反帝大會。一旦成為黨員,她就會失去其特有的價值了。」

顯然,宋慶齡不僅加入了共產黨,而且為共產國際從事祕密工作。那麼,對於這樣一個有著美國教育背景且在中華民國有著特殊地位的女子,共產國際會給予她怎樣的任務呢?

蘇聯解密檔案中一封署名帕維爾·米夫(Pavel Mif )給列夫·加拉罕(Lewon Karakhan)的絕密信件透露了端倪。該信被加拉罕於1928 年 3 月 23 日抄送給了克利緬特·伏羅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密信中明確提到了蘇聯有意指派給宋慶齡的重大任務。

這三個蘇聯人都是誰呢?帕維爾·米夫,原名是米哈伊爾·福爾圖斯(Mikhail Fortus),1927年起任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參加過中共五大和六大。1938年蘇聯大清洗時被槍決。

順便說一說莫斯科中山大學。它是 1925年11月7日成立的,因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而建。學校開辦時的全稱是「中國勞動者孫逸仙大學」,簡稱「孫逸仙大學」或「孫大」。莫斯科中山大學所招生的對象不僅僅是中國國民黨人,更多的是中共黨員,課程主要有俄文、歷史(主要是各種革命史)、哲學(唯物論、辯證法、政治經濟學)、經濟地理、列寧主義、軍事科學等。學制兩年。

不過,據劉江南所著的《蔣經國傳》中描述,中山大學實際上只是蘇聯共產黨的一個黨團組織,學生每天需上至少4小時的俄文課,內容也跟現時人們所知道的文科天差地遠、甚至幾乎完全無關;學生每天都要撰文「反省」,匯報思想。

1928年春,學校更名為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隨著蔣介石「清共」,這所大學也於1930年解散。

再看加拉罕,他在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曾任蘇聯駐中國大使,1926年9月,因中東鐵路問題,在張作霖的強烈抗議下,加拉罕離開中國,回到莫斯科。1937年他也在斯大林發動的大清洗中被逮捕處死。

而伏羅希洛夫是原蘇聯領導人以及政治人物,曾在斯大林死後出任蘇聯名義上的國家元首7年。他1921年出任北高加索軍區司令,1924年改任莫斯科軍區司令,1925年11月至1934年6月任蘇聯陸海軍委員和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1934年至1940年任蘇聯國防委員。1929年「中東路事件」期間,他坐鎮赤塔設置野戰總部。也是他,敦促斯大林出兵中國東北。

在這封標註為絕密的信件中,米夫提到了蘇聯遠東祕書處關於如何使用宋慶齡的幾點建議和看法,具體如下:

 

一、我認為有必要請蘇共的負責人與宋慶齡談談話,以了解她對共產國際最近的決定,特別是全會第九號決議(關於第三方)的態度(見:《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革命》第 150 頁)。弄清楚這個問題,將有助於我們勾勒出宋慶齡及其志同道合者的利用方向。

二、我認為規劃出宋慶齡未來的政治活動如下方向是有益的:

1、在她參與公共活動方面,可以建議在中國成立一個由其積極參與的反帝聯盟,並確保可以利用這個成員廣泛的組織,合法地掩蓋共產黨人的活動。
2、在國民黨這條線上,可以利用宋慶齡瓦解國民黨領導層,將國民黨左派與之分離,並使其與共產黨接觸。

3、在國家層面上,利用宋慶齡向南京、武漢和奉天政府施加壓力,要求他們與蘇聯恢復外交關係。具體來說,就是讓他們接受在中國創建「蘇聯之友協會」的想法。

4、通過宋慶齡向中國國內傳播蘇聯的消息,以及反擊所有國民黨人(如孫科、胡漢民、伍朝樞)和民國媒體對蘇聯的一切「虛假和誹謗性」攻擊。

三、除了我們的負責人與宋慶齡談話外,我認為還非常有必要加強她對我們的政治體制如何處理事情的了解,因此,可以安排她來一次蘇聯之旅;邀請她參加紅色國際工會大會;並指派1-2名講師對其意識形態進行強化等。

四、如果與宋慶齡在上述所有方向上的合作取得成功,我認為有必要邀請鄧演達前往蘇聯,以與共產党進行更密切的合作,並希望利用他與宋慶齡共同實現上述目標。

那麼,蘇共是否達成了以上的目的呢?

宋慶齡蘇聯之行

1927年8月,在蔣介石成立的南京政府在上海發動清黨和汪精衛在武漢也清黨後,宋慶齡離開中國,途徑莫斯科前往歐洲。

在莫斯科停留期間,宋慶齡受到了蘇共的厚待。米夫的密件應該是宋慶齡在蘇聯前後寫的。宋慶齡也大概率是在此期間,接受了蘇共的洗腦。彼時,南京國民政府因蘇聯支持共產黨在南昌等地的武裝暴動而與其斷交,宋慶齡與陳友仁等一起在莫斯科譴責國民黨政府。此時的宋慶齡還在莫斯科首次見到了同樣為共產國際工作的史沫特萊。

1929年春天,中山陵落成。南京政府為孫中山舉行國葬儀式,宋慶齡回國出席葬禮,史沫特萊則前去報導國葬。宋慶齡再次公開譴責國民政府,稱:「反革命的國民黨領導人的背信棄義的本質,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無恥地暴露於世人面前。在背叛國民革命後,他們已不可免的墮落為帝國主義的工具,企圖挑起對俄國的戰爭。」

顯而易見,此時的宋慶齡業已淪為共產黨的工具,失去了正常的判斷力,否則,她就會認識到背信棄義的首先是共產黨,而國民黨只是被迫反抗。

因宋慶齡所言鮮有人支持,她只得再次離開中國,前往歐洲,直到1931年為母奔喪才回國,並由此開始執行共產國際赤化中國的任務。在1929到1931年回國前,宋慶齡的履歷上一片空白,或許其在此期間接受了共產國際的祕密培訓也未可知。反正再次回來的宋慶齡,應該已經成為了共產國際的祕密黨員。

宋慶齡是否完成了共產國際的任務

絕密信件中的第一條建議中提到的共產國際全會第九號決議是關於中國革命的,主要內容是認為現在的中國革命階段還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要求中共要「組織和領導大規模的武裝起義」,因此要加強「組織工會」,發動工人,「抵制游擊戰爭的傾向」,希望總結廣州暴動的經驗,等等。簡單的說,就是共產國際不認可毛的「農村打游擊」的想法,還是希望中共在大城市發動工人暴動。

米夫想讓蘇共負責人與宋慶齡交談,應該是想了解她對中共「革命」走向的看法,看是支持共產國際,還是支持此時已跑到農村建立據點的毛和朱德。

密件的第二部分是核心,即蘇共希冀通過宋慶齡達到的幾個目的。從此後發生的事情看,蘇共的目的大多都達到了,只是效力不同。

首先,在利用一個廣泛組織掩蓋中共當然活動方面,1932年12月,宋慶齡、楊杏佛、蔡元培、林語堂等人發起成立了「中國人權保障同盟」,並邀請胡適、魯迅等名人加入。雖然同盟宣稱爭取「國內政治犯之釋放與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殺戮之廢除」以及向政治犯提供法律的辯護及其他援助等,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該同盟成立的主因是宋慶齡為執行來自共產國際的重要命令,營救在上海的共產間諜、持有瑞士護照的保羅和格特魯德•牛蘭夫婦。1931年6月,牛蘭夫婦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8月被押解到南京。宋慶齡在回國途經莫斯科時,得到斯大林的指示,受託向蔣介石提出以被羈留在蘇的蔣經國來交換牛蘭夫婦,但遭到了蔣介石的拒絕。這也足以說明宋慶齡和莫斯科方面的密切關係。

在遭到蔣介石的拒絕後,宋慶齡繼續公開污衊國民黨,並親到監獄探望牛蘭夫婦,還從瑞士請來律師為其辯護,同時成立同盟組織,自任主席,組織營救委員會。因社會反應不大,遂將組織擴大並改而冠以「人權保障」的名稱,並吸收了一批重量級的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加盟,但其目的仍是營救牛蘭夫婦。

在同盟成立期間發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在胡適質疑楊杏佛撒謊、發表捏造國民政府監獄存在酷刑的英文文章後,胡適被開除。此後,蔡元培、林語堂等人也隨即退出。而在宋慶齡、楊銓、魯迅等人的主導下的人權保障同盟,幾乎完全變成了與中共和共產國際單方面合作的政治工具,所救的都是共產黨人和其追隨者。1933年6月,在已經升任同盟副主席的楊杏佛被槍殺後,該同盟從此銷聲匿跡。而牛蘭夫婦直到1937年抗戰爆發後,才在宋慶齡等人的催促下被釋放。

此後,宋慶齡繼續利用自己的特殊身分,參與多個社會團體、活動,為共產國際效力,支持中共,分化國民黨。

如1933年年初,幫助越南的胡志明與法國共產黨領導人進行接觸,恢復了胡與越共的聯繫。9月,上海組織召開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遠東反戰大會,發表演說,並被推選為遠東反帝反戰同盟中國分會主席。

1934年4月,在中共提出的《中華人民對日作戰基本綱領》上簽名,呼籲發起抗日救國的民族自衛戰爭。8月,與親共的何香凝等千人發起組織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任主席。

1936年初,中共派出李雲(祝秀貞),負責宋慶齡與中共地下黨之間傳遞國民黨高層的情報;3月,宋慶齡向毛澤東派去醫生馬海德,6月又派去斯諾,11月借給毛5萬美元。

另據李雲回憶,中共上海地下黨由於電台被破獲,無法和陝北的毛及中央紅軍取得聯繫。宋慶齡就幫助找來了張學良簽發的特別通行證,並提供路費,由中共派董健吾前往陝北,接通了上海地下黨和陝北紅軍的聯繫。

1936年,宋支持中共提出的統一戰線。1938年6月,在廖承志的支持下,組建了保衛中國同盟,募集了大量醫藥物資,源源不斷的支援中共。

1939年3月,宋在香港的國際婦女節集會上,發表題為《關於援助游擊隊戰士的呼籲》的演說。

另據中共媒體披露,曾從事中共情報工作、後負責替中共與日軍祕密聯絡的大特務潘漢年就曾在1936年將毛澤東的親筆信帶給宋慶齡,宋慶齡由此積極配合潘漢年與國民黨的談判。潘漢年在1937年對宋慶齡有過這樣的評價:「孫夫人堅定不移地與我黨合作,她用她特殊身分、特殊地位,起了特殊的作用,任何人也替代不了。」

還有,1941年1月發生皖南事變後,宋慶齡顛倒黑白,罔顧中共軍隊不抗日、專打國軍,從而引起這場禍事的事實,挺身而出通電譴責國民政府。

1945年在美國舊金山會議前,中、蘇、美等國就舊金山會議中的中方代表中,是否要容納中共代表的問題曾展開過爭論,蘇聯曾給蔣介石很大壓力,但是蔣介石拒不接納,而宋慶齡也曾與蔣介石商議,讓他接受中共代表參加,這讓蔣介石非常不滿。

1945年9月,宋慶齡在重慶同正與蔣介石進行和平會談的毛澤東會見。12月,她離開重慶回到上海,並組織中國福利基金會,繼續為中共籌措資金。

1946年7月,宋響應蘇聯,發表《關於促成組織聯合政府並呼籲美國人民制止他們的政府在軍事上援助國民黨的聲明》。

一件件、一樁樁事情都表明,宋慶齡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在中華民國抗戰以及為建立民主的中國而努力之際,卻成為共產國際和中共的馬前卒,並按照共產國際給自己的指示和任務,從事破壞國民政府、支持蘇共和中共的活動。這樣的宋慶齡是不是不忠不孝、不仁不義?是不是個賣國者?

被中共冷遇

為共產國際和中共充當馬前卒的宋慶齡在中共建政後,被中共任命為國家副主席,並著實風光了一陣,有著各種頭銜。但隨著中共政權的鞏固,中共與蘇聯關係降溫,宋慶齡的花瓶作用也降低。在她對中共發起的「反右」和「文革」等運動表示不解並上書毛後,遭到了毛和中共的厭棄。毛甚至對周恩來說,「她不願意看到今天的變化,可以到海峽對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國,我不挽留」。

可是,內心已產生變化的宋慶齡能去哪裡呢?從此,宋慶齡選擇了儘量少公開露面,直到1981年因患白血病去世。死前的遺言之一是「請不要把我和國父放在一起,我不夠格的」。留這樣的遺言,除了她背叛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上了共產國際和中共的大當外,或許還因為自己的私生活不檢點吧。只是世界上沒有後悔藥可吃啊!

看完這篇文章您覺得:

已經有 0 次投票 抢沙发
推薦文章
文章評論區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