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3年12月07日訊】文革對中國的影響可謂史無前例，除了對傳統文化的毀滅性破壞之外，中國人在那場浩劫中的死傷也非常慘重，根據葉劍英的說法，文革中因為政治運動而死亡的人數可能達到2000萬人。但是文革結束後，中國人一直沒有徹底反思文革，2016年位於廣東汕頭的中國唯一的文革博物館還被胡春華下令關閉，那麼胡春華為何要關閉這座全國唯一的文革博物館？胡春華二十大的慘敗又與這座文革博物館之間存在什麼樣的內在邏輯？
文革並未結束 楓橋經驗死灰復燃
資深媒體人蔡慎坤在新唐人《菁英論壇》節目表示，文革結束是個偽命題，我一直認為中國的文革並沒有結束。因為文革最顯著的一個特徵是人治，而中國儘管經過了幾十年的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是人治的本質沒有發生顛覆性的改變。這個國家表面上看起來有各種各樣的法律條文，有各級所謂公檢法系統，但是每一樁重大事件，包括一些民事性的事件，往往都是人治在發揮作用。在這個國家，個人根本沒有辦法得到尊嚴，沒有辦法享受一種免於恐懼的自由，實際上這就是文革的一種延續。
過去幾十年通過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一度出現了一個繁榮跡象，人們也有了一些財產收入，有了一些基本的生活保障，有了有限的遷徙自由，但是在政治上沒有任何權利和任何保障，一旦領導層或者是政治上發生一點風吹草動，就很容易回到全面專政的那樣一個時代。今天我們看到很多文革時期的一些現象正在死灰復燃。
比方說我們大家熟知的董瓊瑤這樣一個女孩子，她不就是在一個畫像面前潑了一瓶墨汁嗎，這麼一個年輕女孩子現在是死是活外界都不知道，而且她父親想為她討還公道，最後也死在這架專政機器的手上。還有許許多多這樣的事件。過去我們不知道文革期間死了多少人，連鄧小平當年也說不清楚，但是過去這十年來（習時代），還不要說老百姓死去的這個人數，就是官場官員自殺的、莫名其妙死去的那個人數都數不過來。當一個國家的官員、平民都不能夠安穩地生活，而不得不採取一種極端的方式去自殺，那這還不是跟文革時期一樣嗎？文革時期每個人的命運常常是由別人來決定的。所以人治這種問題不解決，文革這種事情的發生是遲早的事情，而且會以不同方式呈現出來。
現在很多基層都已經設立了所謂近鄰監督工作站，我記得最近有一個區已經設立了一千多個，那就是鼓勵群眾鬥群眾，相互來監督，相互來檢舉揭發，這樣的一種方式是極其可怕的，也極其恐怖。最近中共推行所謂楓橋經驗，楓橋經驗就是把權力下放，把執法權下放到基層，基層它是完全可以不懂法、不講法，按照它的家法來執行，那每個人都沒有安全，每個家庭都沒有安全，所以說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大紀元時報》總編輯郭君在《菁英論壇》表示，楓橋經驗最關鍵的就是通過挑動群眾鬥群眾、用挑動仇恨的方式，把專政的責任和權力下放給基層的政府，甚至下放給所謂的革命群眾，這也是毛澤東最喜歡的所謂「矛盾不上交」。所以過去二十年，從江澤民時代後期中共就又開始這麼做了，那時的口號是「把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中」，比如說陳光誠那個案件，陳光誠被軟禁在家中，不是由公安局來執行，而是由村裡所謂「群眾」來執行的。所有去看他的人，包括記者、電影明星去山東看他，都在村子周圍被「不明身分的人」擋在外面，這些「不明身分的人」就是村裡面的「維穩臨時工」，其實就是當地村民。這就是楓橋經驗的一些典型作法。
任何一個社會，不管是封建社會，還是共產黨專制社會，要想有效運行，就必須有規則，就是有明文規定的法律。文革就是中共砍掉自己原來公布的法律和執行這些法律的各種程序，最極端的時候，連自己的鎮壓機構如「公安機關」都被癱瘓了，完全依靠所謂群眾專政，所以社會當時就出現大亂。「群眾暴政」是非常可怕的，因為沒有規矩、沒有規則，比如說「地富反壞右」，其中「反、壞、右」是沒有具體的定義上的規定，任何人都可以成為「反、壞、右」，直接被槍斃或者被打死。沒有人有安全感，所有人都處在極度恐懼當中。
胡春華為何關閉全國唯一文革紀念館
郭君在《菁英論壇》表示，文革也使中共的權貴受到很大衝擊。我記得巴金對文革感慨很深，他說一聽到文革的紅歌就全身發麻。還有「金敬邁」，他是《歐陽海之歌》的作者，他說自己一聽到紅歌就頭皮發麻，恨不得把電視給砸了。當然還包括中共高級官員和他們的家屬都受到很大衝擊，像薄熙來、習近平、鄧樸方、劉源，他們受到的傷害都非常大，都曾經痛恨文革。但是當文革結束後，中共自己清算文革時，主要是清算對他們不利的東西，包括鄧小平這批人否定文革只是否定對他們自己不利的那一部分，而不是對普通老百姓不利的那一部分。他們後來提出的什麼法治，所謂的黨內生活程序化、集體領導、反對個人獨裁，這些都是為了保障他們自己不再受到文革模式的傷害。
大紀元資深編輯與主筆石山在《菁英論壇》中表示，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期，曾經有一段時間，我知道中國人對文革進行了很多的反思，包括傷痕文學，有南派有北派，但這些反思很快就被鄧小平這批元老給擋住了，絕對不能再反思下去了，尤其是不能批毛，絕對不能批毛。
所以中國人經歷了一場刻骨銘心的災難之後，基本上沒有大的反思。文革對中國影響這麼大，但是對文革的研究、文革的紀念基本上是沒有的。中國曾經只有一個文革博物館，於2016年也被關閉了。
蔡慎坤在《菁英論壇》表示，這個博物館實際上是胡溫時期2005年的時候，當時汕頭市的一個退休的老市長籌建的，他因為在文革時受過逼迫，一直就想建立一個文革博物館，他運作了很長時間，正好胡溫時期對這方面有所放鬆，所以最終批了，他以遊園的這樣一個形式建了這麼一個博物館。對於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在汕頭這麼偏僻的地方建立了一個文革博物館，用老市長當時的話來說，他還是希望人們能夠記得文革所經歷的苦難，能夠有更多的人來反思文革。到了2016年這個博物館就被關閉了，後來實際上全部把它毀掉了，當時廣東的書記是胡春華，我相信關閉這個文革博物館是得到了胡春華的批准的。
胡春華本身是團派出身，又是一個平民，他很清楚中國政治的這個規矩，因為他走到這一步，是非常不容易的。當年他在北大畢業，主動要求到西藏最艱苦的地方去，他當時肯定是在政治上有所圖的，但是如果不是碰到了胡錦濤在西藏，我相信他可能現在基本上也就在西藏老死終身，也不可能後來走到中國的政治舞台，還差點成為一個準接班人。在2016年的時候，他應該感覺到他的接班危機了，所以在政治上必須要高度地保持往左的這樣一個方向，才能保證自身的安全。胡春華應該是出於這方面的考慮，我覺得他也是向習傳遞一個明確的信號：我是支援你的，無論你做的任何事情，我都是支持的，我會緊跟你的腳步。
我覺得他心裡是有這樣的想法，因為胡錦濤像託孤一樣地把他託付給了習，他必須要在習那裡得到認可，他必須緊緊地跟隨習。因為胡錦濤託孤的時候，是把所有的權力交給了習，肯定私下裡也跟習交代了，你要栽培胡春華這樣的年輕人。習當時應該是接受了這樣的一個託付，或許對胡錦濤是有承諾的。但是胡春華到2016年的時候，他已經非常明確地感受到團派即將被團滅，他為了自保，他也必須跟團派劃清界線，不可能在政治上保持任何的一點點中立，或者是往右的自由化方向上有一點點的猶豫。所以說他就毅然地關掉了這樣一個文革博物館。對他來說，關掉這個博物館是一種政治動向，如果傳到北京去，或者是傳到習的耳朵裡，是對他有加分作用的，所以他才會做出這樣的選擇。
文革災難太重 民眾血拚出路推動改革開放
獨立電視製片人李軍在《菁英論壇》中表示，我是七零後出生的，稍微懂一點事之後文革已經結束了，我身邊沒人談文革。所以我從來不知道文革是個什麼概念。上學之後唯一學到的就是書本裡講到了十年動亂，反正就知道這十年挺亂的，其它什麼都不知道。後來是因為在互聯網上翻牆，以及到了海外之後，才一點一點了解文革。所以我覺得中國現在包括七零後、八零後、九零後，如果他們不能翻牆的話，其實對文革的知識基本上還是一個空白狀態。
文革對中國是一種災難性的影響，它的影響是方方面面的，比如經濟方面，文革結束的時候，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窮的國家，那時候中國的人均GDP只有165美元，那時候非洲最窮的國家人均GDP是490美元，是中國的三倍。
但是那時候，其實我們沒有這些概念，我後來因為做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的一個紀錄片，就採訪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兩個典型，一個是小崗村，一個是義烏小商品城。採訪小崗村的時候，我看到那些村民為了能夠承包田地在一起按血手印，因為那時候做包產到戶是違法的，有生命危險，但是農民已經沒有活路了，他們對村支書說，你把地分給我們，如果你被殺了，你的兒子我們來養大，那個血手印就是約定這件事情。所以那個時候我才知道中國農民貧困到這個樣子，最後大家為了有口飯吃，已經拚命了，按血手印拚命也要有口飯吃。
義烏小商品城也是如此，我當時採訪了最早在義烏擺地攤的一個家庭婦女，她後來成老闆了。她當時也是家裡面活不下去了，她要去賣雞蛋，只要賣點雞蛋，就可以活下去。但是當時還在割資本主義尾巴，最後她實在沒辦法，就跑到縣委書記的辦公室，就是要跟他拚命，說你要不讓我擺地攤，我掙不到錢，我今天就不活了，我跟你拚命。最後那個縣委書記沒有辦法，說這樣吧，為了你們能夠活下去，我就把義烏縣政府大院門口的這條街給你們擺攤。然後就從賣雞蛋開始一步一步，義烏最後居然發展出了世界小商品城。當時我採訪的時候就感覺，那時候民眾居然會苦到那個樣子，而且所謂的改革開放根本就不是共產黨領導的，是中國民眾活不下去了之後拚出來一條血路。
新唐人、大紀元推出的新檔電視節目《菁英論壇》，是立足於華人世界的高端電視論壇，該節目將彙集全球各界菁英，聚焦熱點議題，剖析天下大勢，為觀眾提供有關社會時事和歷史真相的深度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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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英論壇》製作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