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1月14日訊】我叫庄英，出生在安徽阜陽市，我的父母在天津市擺攤賣水果。自小，我就生活在恐懼中，因為我經常看到我的父母被城管執法者暴力對待。他們搶奪我們的私有財產，以暴力手段禁止我們從事擺攤生意。我的父母是農民，沒有技術和學歷，擺攤是我們唯一的生計。
從很小的時候起，我和其他孩子就在父母攤位周圍幫忙望風，警惕城管突然衝過來。一旦被抓到，輕則丟失所有東西，重則遭受暴力。17歲後，我放棄了學業，開始和父母一起賣水果。我雖然知道城管的暴行，但當我獨自面對他們時，我感到害怕。
我的第一天出攤就遭遇了城管的暴力執法。他們搶走了我的水果，當我試圖保護我的三輪車時，我被摔在地上，還受到了毆打的威脅。之後，他們就帶走了我的東西，只剩我一個人坐在地上哭泣。
回家後，我向父母講述了我的遭遇。就在那時，我得知我們的鄰居，一位燒烤攤主，被城管打得骨折，不得不花費大量金錢和時間在醫院治療。
我和我的弟弟曾一起擺攤，那天我們開著五菱宏光貨車去賣貨。城管搶走了我們的貨物，甚至還要拖走我的貨車。在這種情況下，我弟弟無奈中拿起水果刀自殘，以為這樣我們的車就不會被拖走。他的雙手都劃滿了刀口，鮮血直流。最終，我們的車還是被拖走了，我們也被帶走，被迫寫下保證不再擺攤。
因為經常受到城管的干擾，我們的擺攤生活變得充滿壓力。不僅精神上受到折磨，財務上也承受著重大損失。為了求得一片安寧，我們不得不通過人情世故來應對，比如請城管吃飯、送禮，希望能換來一個固定的擺攤位置。我們曾花費 2,400 和 3,000元請他們吃飯，並每月支付 2,000元的攤位費用。
給城管支付了攤位費後，我們希望能有一個穩定的營生。但即使如此，城管在檢查時仍然對我們採取暴力行為，甚至我父親在撿拾水果時也被踹了一腳。我試圖反抗，卻被送進了派出所，父親不得不交出3,000元罰款才讓我被釋放。
後來過了不久，新上任的城管隊長又改變了規矩，之前的一切協議都化為烏有。我們交付的錢款就這樣無端消失了。通過與其他同行的交流，我們才意識到這已是他們慣用的伎倆。
我們因不願撤攤而再次面臨城管的打壓，水果被沒收，電子秤被砸。憤怒和無力感讓我也參與到了城管砸自己家水果的行列，心想，與其讓好水果被他們拿走，不如留下破損的水果便宜處理。畢竟，城管只對好水果感興趣。
城管離去後，留下了一地的狼藉。我默默地撿起自己的水果和秤，繼續了擺攤的生活。
長期的精神壓力和身體上的摧殘最終讓我選擇了改行。
這些經歷深深地讓我感到恐懼，加深了我對政府的不信任。對我來說，這不僅僅是生計的挑戰，更是一次次對人性和公正的絕望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