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4月06日訊】1957年春，毛澤東搞了一個「引蛇出洞」的「陽謀」：先號召黨外人士、後號召黨內人士幫黨整風，鼓勵大家給黨提意見；當這些意見提出來之後（蛇被引出洞之後），毛立即將「幫黨整風」變成「反擊右派分子猖狂進攻」的反右運動，將向黨講真話的黨內外人士（毛眼中的「蛇」）一網打盡。
在中共黨內，毛澤東打倒的最高級別的右派，是正省部長級的高官——中共浙江省長、省委常委沙文漢。
沙、楊、彭、孫反黨集團
1957年9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嚴肅對待黨內右派分子問題的指示》，黨內反右運動正式開始。
不久，浙江省黨內反右運動取得「重大成果」，打出了一個「沙、楊、彭、孫反黨集團」。沙就是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長沙文漢，楊是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長楊思一，彭是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檢察院檢察長彭瑞林，孫是中共浙江省委委員、省委財貿部長孫章祿。
1957年12月13日，中共浙江省二屆二次會議通過決議：開除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沙、楊、彭、孫的黨籍。此四人成為全國第一批中共黨內的省部級右派分子。
在浙江省二屆二次會議舉行的12月9至13日，毛澤東一直住在杭州，親自督陣。會議閉幕的第四天，毛讓他的機要祕書葉子龍通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等，閱看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在會上所作的「工作報告」。
12月17日下午和18日，毛召集周恩來、江華等人討論江華的「工作報告」。23日下午，約江華、胡喬木、田家英談修改江華的「工作報告」。按照毛的指示，12月28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以《堅持黨的正確路線，爭取整風運動在各個戰線上全勝》為題，發表江華的「工作報告」。
這樣，江華的「工作報告」，成為毛指導全國黨內反右派運動的一個重要文件。
正因為此，浙江省的沙、楊、彭、孫被打倒，成為毛「全面打響全國性黨內反右鬥爭的一個標誌性事件」。
但是，十年文革結束後，1979年、1980年，中共分別為沙、楊、彭、孫平反。
1983年11月25日。中共浙江省第七次代表大會預備會議通過「關於撤銷省二屆黨代會二次會議開除沙文漢、楊思一、彭瑞林、孫章祿黨籍決議的決議」。其中寫道，這四人「不存在反黨反社會主義問題、不存在地方宗派主義問題，不存在『共同反黨』問題」。
沙文漢被打成右派的四大原因
既然沙文漢不存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問題，那麼，為什麼他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了呢？主要原因有四：
第一，毛要把一批想在黨內搞民主的高官清除出黨。
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前，一再高調地宣傳，中共要為建立一個「自由、民主、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
但在中共奪取政權後，立即將「自由、民主、富強」的畫餅扔到一邊去了，發動了幾十場血腥殘暴政治運動。它真正要建立的，是一個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最專制、最獨裁、最極權的政權。
毛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說「與其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這句話時，舉的第一個例子就是浙江省省委第一書記江華和省長沙文漢。
毛說：「現在各省也有這樣的例子：是江華獨裁，還是沙文漢獨裁？廣東、內蒙、新疆、青海、甘肅、安徽、山東等地，都發生這樣的問題。」又說，分兩種情況，一種有反黨集團，廣東、廣西、安徽、浙江、山東、新疆、甘肅、青海八省區有，要推翻領導，自己挂帥。也有另一種情況，像四川那樣的，是右派活動。毛還說，地方主義者，實際是右派，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
但是，在1957年，在浙江省，省長沙文漢要推翻省委第一書記江華的領導、要自己挂帥嗎？這是根本沒影兒的事。這完全是毛妄想出來的，是毛信口胡說八道。
沙文漢從來沒有想過要推翻江華的領導、從來沒有想過要自己挂帥，他只不過在黨的會議上，就「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缺乏黨內民主」等提出了一點意見，要求實行適當的黨政分工，擴大一點黨內民主，反對以黨代政。
沙文漢如毛所說的那樣搞地方主義了嗎？也沒有。沙文漢與楊思一都是浙江人，但在中共建政前的幾十年裡，他們從未在一起工作過，彭瑞林與孫章祿都不是浙江人，根本談不上浙江地方宗派集團。
毛要在中共最高層搞獨裁。在地方上，對緊跟他的地方大員，他也支持他們搞「獨裁」，對那些想在黨內有一些民主，黨政有適當分工的地方官員，他就認為他們可能想奪權，就胡亂給他們扣上反黨的資產階級右派的大帽子。
第二，沙文漢是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人之一。
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前，對地下黨有一個十六字方針：「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
據此，一大批中共地下黨員奉命打入中華民國黨政軍警特等各個要害部門，出生入死，為中共奪取政權立下汗馬功勞。
1949年以前，沙文漢長期從事中共地下黨的領導工作，先後擔任過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省委軍委書記、代理省委書記、華中分局城工部長、中共中央上海局宣傳部長兼統戰部長，上海局策反委員會副書記等，領導了南京、杭州、無錫、徐州、上海等地的中共地下黨工作，對中共取得淮海戰役勝利，中共軍隊渡過長江，攻占南京、上海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中共占領中華民國首都南京、即將奪取全國政權之際，對地下黨有一個新十六字方針：「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沙文漢在中共建政後，歷任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長兼統戰部長，浙江省政府副主席兼教育廳長等。1954年12月，任浙江省長兼省委統戰部長。
作為正省部級的省長，按中共的慣例，沙文漢應兼任省委副書記，但他不是省委副書記。1955年8月，中共浙江省委書記處成立，省委書記處成為浙江省最高核心領導班子。但沙文漢不是書記處書記。
他分管的工作範圍逐漸被縮小，大事小事，都得聽從級別比他低的副省級的省委書記處書記的決定。到後來，沙文漢完全被架空，只負責一些接待外賓的工作。
50年代中後期，毛多次到杭州，但每次來的時候，省委都不告訴沙文漢。
到了1957年黨內反右，沙文漢被打成右派，撤銷省長職務，開除黨籍，走完了「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全過程。
第三，沙文漢是中共黨內少有的高級知識分子之一。
沙文漢，1908出生於浙江省鄞縣溏溪鄉沙村，早年考入寧波浙江省立第四師範學校，後轉入甲種商業學校。1925年4月，加入中共。1928年1月，考入上海東亞同文書院。1929年7月，赴蘇聯莫斯科馬列學院學習。1932年2月，赴日本東京，考入日本鐵道學校，並在日本中央大學學習過。
中共建政前，他主辦過《立報》、《救國週刊》、《文化戰線》、《每日譯報》、《上海週報》等報刊，主編過黨內祕密刊物《真理》、《黨的生活》等。他親自撰寫了大量時事、政治、經濟、國際方面的文章。他還與八路軍駐滬辦事處負責人劉少文、中共江蘇省委文委書記孫冶方等開辦了上海社會講習所。
沙文漢少時熟讀中國古詩文，精通俄語、日語。他善書法、工詩詞、對中國古代史頗有研究，利用業餘時間寫了《殷墟發現》、《中國古代社會的特點和其發展行程問題》、《奴隸制與封建制分封問題》等研究中國古代史的手稿14本。晚年寫了《中國奴隸制度的探討》一書。
中共建政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是重點打擊對象。
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次大劫難。首先是民主黨派內的高級知識分子，其次是無黨派的高級知識分子，再其次是中共黨內的高級知識分子，都在打倒之列。
毛澤東整人好抓典型，以點帶面。毛經常去杭州，中共黨內的高級知識分子、浙江省長沙文漢，自然成了他重點關注的對象。
第四，沙文漢得罪了毛的夫人江青。
1938年的一天，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劉曉接到周恩來從延安打來的電報，要省委了解電影演員藍苹（江青）在上海的表現、社會關係、政治面貌等，並徵求江蘇省委的意見，藍苹是否適合跟毛澤東結婚。
上世紀30年代，中共江蘇省委實際分管上海市、江蘇省、安徽省的部分地區的地下黨。作為江蘇省委宣傳部長，沙文漢是上海文藝圈的主要領導之一。他對藍苹（江青）的風流韻事等，自然非常了解。劉曉向他了解藍苹的情況後，以江蘇省委的名義，給周恩來寫了一個電文發往延安。
電文除了談江青在上海的風流韻事外，還特別提到，江青在上海跟崔萬秋有往來（崔萬秋是山東人，留學日本十年，回國後在上海辦《大晚報》副刊，捧過藍苹（江青），後成為國民黨要員）。電報的結論是：毛不宜跟江青結婚。
這個電報落在中央情報部部長康生手中。康生是力主江青與毛結婚的人，不可能將電報上交。但康生將電報內容告訴了江青。從那時起，江青便與劉曉、沙文康等結下了仇。
上世紀30年代，潘漢年、揚帆、沙文漢都曾是中共地下黨在上海文藝圈的領導人，都了解江青。
1955年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上海市公安副局長楊帆先後被抓捕，都與他們了解江青的底細有關。
潘、揚被抓後，江青到上海，當面交代上海市公安局長黃赤波，「要認真追查30年代文藝黑線」，並點了一批人的名字，其中就有沙文漢。
結語
據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複查統計，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1958年的反右補課中，全國共劃了552,973右派分子，其中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
中共當局不承認反右運動錯了，而是說「擴大化」了。以96人沒有改正計算，那等於「擴大化」了5,700倍！
「擴大化」了5700倍還不算全錯了？事實上，整個反右運動都是錯的，只是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是反右領導小組組長，1978年鄧重新掌權後，不願認錯而已。
從中共對沙文漢等四人的平反決定看，毛澤東、中共中央、中共浙江省委，把沙文漢等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不是按照正常人的思想在行事，而是按照非正常人的思想在行事。這個非正常人的思想是什麼呢？
就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一開頭就提到的「共產主義幽靈」，「幽靈」這個詞，也被譯為「怪物」、「邪靈」、「魔鬼」等。
反右派運動的背後實際上是魔鬼在操控。它是魔鬼操控下毀滅中國文化精英的一場害人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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