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4年05月29日訊】（大紀元記者寧海鐘、駱亞採訪報導）今年是北京「六四」天安門大屠殺35周年，全世界多地陸續開展紀念活動。「六四」親歷者、法學家袁紅冰在接受大紀元專訪時，憶及當年目睹慘況。他從中得到的啟示是，中國要想得到自由民主，必然要通過一場全民反抗和人民起義來摧毀中共暴政。
1979年至1986年間，袁紅冰就讀於北京大學法律系，後留校任教。1989年「六四」事件期間，袁紅冰因建立「北京大學教師後援團」及支持「六四」中的學生，參與絕食，被停課審查。1994年3月2日，袁紅冰被當局以「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罪祕密逮捕，同年底被流放貴州，在貴州師範大學從事教學工作，曾任該校法學院院長。2004年流亡澳洲。
那些令人痛苦的慘景：坦克車故意把學生擠死在鐵欄杆上
記者：「六四」的時候，您親眼目睹中共軍隊鎮壓學生和民眾的情況是怎麼樣的？
袁紅冰：（1989年）6月3號，我正發高燒。晚上八點鐘，我聽到軍隊要進城進行軍事戒嚴的宣布之後，立刻騎自行車，從北大圓明園旁邊租的一間房子，一直騎到木樨地，將近一個小時。我去的時候，軍隊已經開始開槍了。
在長安街，很多北京市民都躲藏在街道旁邊的矮樹叢中。市民們都拿地上的那個方磚，方磚它有九個格，拿起來一摔，方磚就會碎成九塊，每一塊都像拳頭那麼大。
最讓我震撼的就是，你看不見人，但是都在喊，用「國罵」罵李鵬。聽到有人用哨子吹三聲，然後只見兵車在長安街中間走，士兵向兩邊開槍。北京市民們怎麼反擊呢？就是一二三，一喊，從四面八方，那個磚頭聚集到軍車上，突然砸下來。
在這個過程中，我背了三到四個受傷的人到醫院。我的襯衫都被血染紅了。
最讓我感到痛苦的就是，有一個小女孩，穿著白色的連衣裙，她可能被嚇壞了，槍聲一響她就往前跑，我一把抓她沒抓住，接著一排子彈從後面打上去，她的身體整個就飛起來，身體都快被打斷了，根本就沒法救了，肯定就死了。
然後我向天安門廣場六部口移動，在那兒我親眼看見，一群學生從天安門廣場跑出來，中共的坦克車從後邊追過來，因為路邊都有鐵柵欄，坦克車就把學生身體在鐵柵欄那兒一擠，那個血一下就冒出來。這不是錯覺，我當時覺得那個血噴出來的聲音，比坦克車的轟鳴聲還大。
還有，我親眼看見，在六部口附近，有一個學生，身體都被壓爛了，兩個手還拿著一面旗幟，那個旗幟好像是陝西的哪個師範學院的一面旗幟。
到了天亮的時候，我騎自行車到各個大學去看，很多大學的門口都堆著學生的屍體。北大有一個法律系的老師，用三輪車載著一個屍體，在北大校園裡來回（走），悲憤地抗議中共暴政……
這就是那天我親眼目睹的屠殺的場面，特別是那個坦克車，故意地用履帶把學生擠死在鐵欄杆上，那一幕真是驚心動魄。這就是中共暴政！
後來人們說，那天晚上中共讓它的黨衛軍都吃了興奮劑，所以才能夠那麼瘋狂地屠殺。
沒有預感 大屠殺突如其來
記者：你有預感中共要開槍嗎？或者有沒有收到風聲？
袁紅冰：沒有，當時沒有預感。因為在此之前，我們北京大學的一些青年教師，找過聶榮臻元帥，找過徐向前元帥，找過秦基偉，我是北京大學教師後援團的團長、發起人。匯集到我們北京教工後援團的信息（是），這些元帥，包括秦基偉當時是國防部長，他們都說，人民的軍隊絕對不會向人民開槍。而且我們當時也聽到，青年教師也在準備策反這些軍隊的高級軍官，大家傳回來的消息都比較樂觀，看來這個命令是執行不了的。
5月19號中共就宣布了一次戒嚴，我帶著北京大學教師後援團的絕食團，占領了天安門廣場左邊的管理台，因為要戒嚴就是軍隊要進城，我們準備到廣場上保衛學生。結果那天晚上由於北京市民在各個路口都設置路障，中共的軍隊居然沒有進城。後來聽說當時鄧小平感到極度恐慌，軍隊進不了城他就面臨滅頂之災，當時把軍隊拉到北京周圍的山裡，不讓軍隊得到任何真實的信息，進行洗腦，在山裡封閉式行軍。
5月19號軍隊沒有進城，我們就放鬆警惕了。但是6月3號晚上聽到廣播（戒嚴），我就覺得事情嚴重了，趕緊跑出去。
6月3號晚上8點以後，大屠殺那是整個一晚上，一直持續到第二天清晨。據說長安街上還不是屠殺最厲害的地方，最嚴重的地方是虎坊橋，還不是木樨地。
死人難統計 外地學生多
記者：有關「六四」被屠殺的人數有不同版本，英國解密文檔顯示，「六四」事件中，中共軍方殺害了至少一萬人。比如北大，你記得有多少學生在這場屠殺當中死亡嗎？
袁紅冰：北大的沒有統計。但是客觀講，這個運動一開始都是北京的學生在那，五六月天氣，坐在廣場上，白天晒得半死，晚上感覺涼得像晚秋一樣。靜坐絕食的絕大部分都是北京的學生。我是八六級的級主任，當時學生只有一個人沒去，就是那個肖建華，八六級法律系的。
到了六月初的時候，我的這些學生身體已經都不行了，大部分的北京學生那時候都已經不在天安門廣場上。晚上天安門廣場上打了很多帳篷，住的主要都是外地去的學生，也有一小部分是北京學生。所以那天晚上死的主要是兩部分，一部分是北京市民，因為他們很英勇地進行了抵抗，另外就是外地的學生，外地的學生死亡人數根本沒有辦法統計。
外地學生失蹤了，也不敢報案，甚至家長都不敢承認他們來北京了，因為不知道他們到底（是否）還活著，萬一活著，你說他到北京了，將來被共匪迫害怎麼辦，所以沒有辦法統計。
那個悲慘的晚上，很多（死的）都是外地學生。
和李克強決裂
記者：前總理李克強在「六四」中的表現如何？
袁紅冰：那時候李克強已經到了團中央去工作了，我們跟他的分歧就是從「六四」開始。「六四」屠殺之後他就公開地寫文章，公開地讚頌鄧小平的屠殺政策，為中共暴政背書，完全背叛了我們。
在北京大學的時候，李克強偶爾也會參加我們一些青年教師的聚會。當時青年教師有一個共識，特別是在八七年以後形成一個共識，就是我們要向中共的體制內滲透，要獲得權力，來推動中國的改革、改良，當時他還是有這方面的激情。但是八九「六四」之後，他完全背叛了他原來的政治態度、政治立場，從那以後我們就分道揚鑣了。
未來中國走向自由民主必然要靠全民反抗
記者：經歷「六四」，回過頭來看，當時的學生跟現在的年輕人應該不太一樣？
袁紅冰：胡耀邦先生是中共黨內的一個大良知者，在他的主政期間，中國有十年的思想自由解放時期，最後共匪整肅胡耀邦的罪名就是他推行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實際上就是思想自由化。在胡耀邦先生推動思想自由化的政策之下，當時的中國社會都是充滿活力，年輕人的思想也是生氣蓬勃。
我們北京大學那十年，幾乎每天晚上都有各種各樣的學術講座，各種各樣的官員都是自由地爭鳴。在那樣一種氛圍之下，那一代中國年輕人充滿了對國家的激情，充滿了理想主義，充滿了要讓中國真正走向自由民主的激情，很深刻的一種激情。
記者：當時你們作為高校教師，參與「六四」，是什麼樣的一種情懷？
袁紅冰：我們覺得中國必須走自由民主之路。當時我們和朱厚澤、張顯揚、孫長江、鄭仲兵，還有人民日報社的秦川、王若水，都是胡耀邦體系的開明官員，我們有很密切的接觸，就是要推動民主化。後來胡耀邦先生遭到整肅之後，我們當然對鄧小平抱著一種極其反感的態度。
胡耀邦是要用政治上的開放和自由，來引領經濟改革；鄧小平是只搞所謂的市場化經濟改革，政治上要堅持所謂的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這一套。鄧小平本質上就是一個中共暴政的頑固派官僚，胡耀邦先生是中共體制內的大良知者。
記者：中國社會還可能有「六四」民主運動這樣的事件發生嗎？
袁紅冰：我從來沒有這麼想過。中國要想得到自由民主的拯救，必然要先效法前蘇聯人民，通過一場全民反抗，只有人民起義才有可能摧毀中共暴政。沒有人民的覺醒，中共暴政是不可能垮台的。所以下一次的中國全民反抗的崛起，可能不是以學生作為領頭者，可能是以社會上的知識青年，或者其它階層的人作為先鋒隊，引發全民反抗和人民起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