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4年07月04日訊】（大紀元專題部記者趙彬、寧芯採訪報導）三中全會前夕，中共出台了首部針對農村地區管理的組織法，並將於明年夏季開始實施。分析認為，中共要通過強化對鄉村土地等的控制，牢牢控制農村的所有資源。
6月28日，中共宣布《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已由第十四屆人大代表常務委員會通過，自2025年5月1日實施。該法再次明確了土地的所有權歸屬集體，農民只具有使用權。該法還把所謂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分為鄉鎮級、村級和組級三個層面，全面對農民以及土地等進行管控。
旅居美國的獨立時評人蔡慎坤對大紀元表示，中共黨魁習近平正在一步步把中國強行拉回到毛澤東時代。
他說：「這個農村法的出台，意味著三中全會的主要宗旨是所有的資源，無論是人力、糧食、土地、礦產資源都將重新回到共產黨手中。當局聲稱的所謂深化改革無非就是進一步加強共產黨的絕對控制力，所以市場化基本上沒戲了。」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對大紀元表示，「本來中國農業要進一步發展需要實行土地的私有化，但是這個法的出台意味著中共當局根本沒有推行私有化的意圖，也預告三中全會不再有所期待的更自由化的政策。」
北美投資顧問Mike Sun對大紀元表示，隨著中國經濟大幅衰退，中共越來越擔心對農村失去管控力。「中共篡政後，通過所謂的『土改運動』，屠殺了數十萬、上百萬的鄉紳地主，搶奪了他們的土地，很快全面控制住了農村。這次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也是同樣目的：通過強化對鄉村土地等的控制，牢牢控制農村的所有資源。此外，目前農村的土地承包責任制雖然到期延續，但還需要在法律層面上解決，該法的推出就是這個目的。」
所謂「農村的土地承包責任制」是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推出的農村改革措施。當時中共面對文革後中國經濟的全面崩潰，民怨四起，引發中共篡政後的第一次執政合法性危機。中共不得已對中國民眾釋放了一絲自由空間，藉此躲過了政權危機。
當時針對農村，結束了造成無數人間慘劇的人民公社，推出了家庭承包責任制等政策，也就是向農民釋放了土地使用權，農民通過繳納類似土地使用費等，可以自由種植農作物。這項措施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很快給農村經濟帶來了活力。
然而，中共黨媒在總結該法的推出時稱，要「全面恢復和發展全民所有制和農村集體所有制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似乎有要回到「人民公社」的味道。但胡平覺得習近平還不至於倒退到那個程度。
早在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結束後，「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這一毛時代的標誌性機構――「供銷社」重新復活，中國各地供銷社迅速崛起，似乎已按部就班要將中國未來的政治和經濟的發展方向重新帶回到毛時代。
蔡慎坤說，面對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環境的變化所帶來的巨大壓力，習近平想到的就是回到過去的毛澤東時代，牢牢地控制所有資源，保住政權，同時自己無限期地連任下去。「現在，習近平在很多方面的權力與毛澤東時代已非常接近，甚至在有些方面已超越了毛。」
涉及農村戶籍制度 農民恐無法變成城裡人
另一方面，《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第18條中，還涉及農村戶籍制度，其內容恐使農民再次被鎖在農村。其內容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不因就學、服役、務工、經商、離婚、喪偶、服刑等原因而喪失（脫離）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分。」也就是說，農村的居民不會因到城市讀書、工作、當兵、婚姻變故等原因，而改變其戶籍性質，依然是農村戶口。
1949年中共篡政後，隨即在全國強制實行戶籍制度，不准農民進城工作居住。有農村戶口的人不能去國家糧店買糧，子女也不能進城上學。農民的子女只能再做農民，他們沒有醫療保險，沒有退休養老金等。當時，中國3.6億農村戶口持有者成為中國社會的二等公民。
1958年，中共在農村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標，浮誇風和共產風等各種「人禍」盛行，造成1959至1961年的三年「大饑荒」，中共則謊稱為「三年自然災害」。為了「顏面」，中共派民兵和軍隊駐紮村口，禁止農民外出逃荒，農民連乞討要飯的權力都被剝奪，大量農民活活餓死在農村。中西方獨立學者估計餓死至少3,500萬至4,000萬人。
1979年，針對中共的人民公社和農村戶籍制度，有「一代經濟學大師」之稱、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的董輔礽，在與一名來訪的美國經濟學家談及人民公社時，直接告訴對方：「人民公社就是農奴制。」當時擔任翻譯的文貫中有些遲疑，擔心如此翻譯有所不妥，但董輔礽說，「就直接翻譯，告訴他，人民公社就是農奴制。」
蔡慎坤說，「沒有任何東西是真正的屬於農民的，農民居住的宅基地本質上是集體所有，農民不能買賣宅基地。下一步可能通過集體所有的方式，把過去『包產到戶』承包的土地也一一地無償地收回，這是下一步看得到的局面。」
「十八大後，習通過反腐，清洗了大量高層政敵，鞏固權力，同時也在黨內四面樹敵，所以他不敢放棄權力。他知道一旦失去權力，他自己以及家人的性命都保不住，所以他要死保權力。」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