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09日訊】（記者陳德怡洛杉磯報導）在中共的信息封鎖、言論禁錮等高壓維穩政策下，底層民眾的真實想法常常不為人知，直到他們因憤怒無處釋放而作出非常之舉，外界才意識到當今的中國社會已是民怨沸騰、「烽煙四起」。
「這個社會已經讓善良的人失去基本的生存條件。」未屆不惑的走線者權錄軍說。
權錄軍來自甘肅定西縣鄉下，去年3月走線來美前，是南京某公司的普通雇員，擁有機電專業大專文憑、電工證和健康管理師資格證。他給人的印象是平和淡定、老成持重，很難想像他在離開中國前，內心積聚了怎樣的絕望和憤怒。
滅絕人性的「計劃生育」
權錄軍對中共深惡痛絕，始於鄉村實行「計劃生育」的種種舉措。
「我八九歲時，外婆對我說過，誰家的女人快要生孩子了，被共產黨抓去，綁在床上強制流產了。我在村裡也聽到老人談論說，誰家的女人被抓走了。」他說，「好好地把人家的孩子給弄下來，多恐怖啊！」
「我從小就有一個理念：作為政府，你不能不經過人家同意，把胎兒說殺就殺了。」他回憶，那時村裡懷孕的女人肚子稍微大一點，常常趁著月黑風高，逃到深山老林裡或遠方親戚家躲避，直到孩子生下來。即使孩子安全生出來了，中共的懲罰還是躲不過去：很多家庭面臨鉅額罰款，家具被拉走，傾家蕩產。
年齡稍長，上中學時，他兩次聽說了六四屠殺：「一個老人，還有一個年輕人，當面給我說過這事。因為屠殺學生，中共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制裁。」從那以後在他腦海中，中共就和「殺人政權」聯繫在一起了。
疫情封鎖中加入反抗群體
也許因為從小就知中共殘暴，權錄軍養成了隱忍的性格，外人很難看出他有脾氣；而疫情三年的「動態清零」，不但把青年學子逼上了街頭，也在他這樣的壯年人中廣泛醞釀了反抗情緒。
2022年11月，河南鄭州富士康工人因園區嚴酷封鎖發生暴動，並開始大逃亡，隨後全國多地爆發了「白紙運動」。「當時想造反的人非常多。」權錄軍說，他疫情期間也被關在家，餓過肚子。這讓他按捺不住憤怒，開始在網上尋找反抗的群體。
他加入了一個幾百人的抖音群，有河南富士康員工參與，每天曝光中共的極端做法，也商量著如何為在暴動中被警方打死的六名員工討公道、突破強制封鎖。權錄軍希望大家在群裡可以相互照顧，如果有人出事，其他人可以出面「撈人」。
他們這個群雖然希望成為一股反共的力量，但也不希望出事。權錄軍雖然小心翼翼，但最終因為明顯的反共言論，被壓力太大的群主踢了出去。
反覆遭防疫中心電話威脅
疫情期間，他手機錄下了中共大量反人性的措施，不知哪個環節出了問題，一天深夜，手機被人鎖死，使用了一年的密碼再也打不開手機，最後只能刷機刪除所有資料——他擔心自己被盯上了。
緊接著，南京防疫指揮中心連續給他發短信、打電話，確認他的身分和地址，讓他去社區報到。他擔心自己在群裡的反抗言論已被洩露，拒絕透露住址。幸好租房時房東未登記他的身分證，街道工作人員也查不出他的地址。
看到權錄軍不配合，南京防疫指揮中心反覆威脅他：違反防疫政策，將會面臨法律後果。最後，他忍不住在電話裡怒懟對方：「你天天打電話騷擾我幹什麼？我欠了一身債，沒有工作，你給我介紹工作？你給我寄錢？」對方不依不饒，繼續威脅，權錄軍掛斷了電話。
事後他非常緊張，特別是看到當時中國很多地方、包括南京建起了大片的隔離房，他很擔心自己半夜被拖走。慶幸的是，兩個月後，中共結束了疫情封鎖政策。
中國社會看不到任何希望
權錄軍用「人礦」一詞來描述中國人的真實生存處境：沒有做人的尊嚴，沒有發聲渠道，全社會非常混亂，「一團糟，不是正常的社會」。
「作為打工者，你找不到方向，看不到任何希望。你要去生存，必須去坑害別人，或者去做違法亂紀、違背良心的事情。我不願意做，也做不來。」他說，「這個社會已經讓善良的人失去基本的生存條件。」
在中共黨魁打破任期制、作出無限連任的姿態後，他已感到深深的絕望。經歷三年的極端防疫，權錄軍感到無法繼續隱忍：「不經民眾的任何同意，想封就封，民眾被任意壓榨，像雞鴨一樣任人宰割。」
雖然找到了一份不錯的工作，但幾個月後，他終於悄悄離開了中國。抵達洛杉磯後，他經常參加中領館前的民主抗議活動，找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權錄軍表示，有獨立思維、有政治見解的人，在中國就是個異端，「我幾十年都沒辦法同意它們（中共）」。「在這種壓制人的環境裡，你什麼都說不出來，除非你把自己的良心換了、把腦子換了。國內的政治環境，我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