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08月28日訊】1976年文革結束了。但是毛澤東在1968年號召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運動還在推行著。當時，全國有1700萬的初中、高中畢業生被送去農村安家落戶。這個人數，占當時中國城鎮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他們來自那時那裡的一半家庭。
知青上山下鄉波及全國，很多紅色家庭的孩子也未能倖免。但是隨著大批老幹部復出，他們的子女即使下鄉了，也都先後以當兵、招工、提幹或者成為工農兵大學生的方式離開了農村/農林場/兵團。習近平就是在1976年作為工農兵學員進的清華大學。
1978年，還有一千萬知青在邊疆、農村接受「再教育」。他們要上大學、回城，甚至連請假回家都很困難。兵團、農場、農村公社大隊裡，那些手裡握有黨票、團票，招工、調動、提幹、病退等特權的人，早就權錢交易，甚至權色交易了。沒有門路的知青為返城，輕則以錢物通關，重則以身相許，這期間發生了很多令人心碎的故事。
「鬧醫」
1978年8月，雲南西雙版納州橄欖壩農場，七分場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先分娩難產。而農場醫務室只有一名赤腳醫生，出事時還趕上他喝得酩酊大醉，結果母子不幸雙亡。
消息很快傳遍農場，數百名知青從各個連隊趕往醫院，將停屍房圍得水泄不通。他們挽著褲腿，戴著黑紗、小白花。幾十台手扶拖拉機，「鐵牛55」，「豐收35」，堵在了醫院大門口。
憤怒的知青向州政府提了三項要求：
第一，懲辦肇事醫生，追究其法律責任；
第二，改善農場的醫療衛生條件，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第三，給死者開追悼會，追認烈士，優撫死者家屬。
對前兩條，官方沒什麼意見，並表態對肇事者一定嚴懲，決不姑息。誰都知道，赤腳醫生不會看病，即使當時他不醉酒，遇到產婦大出血，也是束手無策。但各級領導為了撇清自己，昧著良心推他一人出來背鍋。顯然，對赤腳醫生的懲治力度越大，越有助於平息知青的憤怒，越能給領導們解壓。
關於改善農場醫療衛生條件的第二條，實際情況確實太差了！知青中傷病率高得驚人，貧血接近百分之百，營養不良達百分之百，患胃病、腸炎、風濕性關節炎等急慢性疾病的達百分之百，另外女知青患痛經與月經不調等婦科疾病者近百分之百。更可悲的是，知青中非正常死亡率逐年上升，自殺率高居各項死亡率之首……
但對於第三條，「給死者開追悼會，追認烈士」，領導們就不接受了。因為那樣一來，也未免太讓領導掃臉了，太讓知青長臉了。
訴求被拒 抬屍遊街
僵持兩天之臨危受命後，知青們抬著用層層白綾包裹的屍體，沿着瀾滄江，踏上了前往西雙版納州府景洪的大道。沿途，不斷有知青和農場職工加入進來，隊伍越走越長，聲勢越來越大，圍觀者不計其數。
第四天，雲南省委責成省農林辦主任黨向民親自下到橄欖壩農場，傳達了新的回覆，答應了知青的上述要求。
罷工「領導小組」成立
當橄欖壩請願隊伍退出景洪時，他們遇到了另一支知青罷工隊伍，打出的兩塊橫標上寫著：「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這是景洪農場12個分場的知青串聯起來後，組成的聲援橄欖壩知青罷工隊伍。他們成立了領導小組，上海知青丁惠民被推選為總指揮。
知青集體罷工，要求返城回家，這是推行了二十多年上山下鄉運動以來從未發生過的事！雖說老毛死了，但是還有兩個「凡是」的緊箍咒，一切「按既定方針辦」。堅持上山下鄉運動，這是各級領導不敢含糊的政治原則。
雲南省委對知青「鬧事」沒敢掉以輕心，立即派出省、州聯合工作組，規勸知青復工。同時，啟動維穩機制，緊急指示各級幹部也不要掉以輕心。全國各建設兵團、邊疆農場都接到上級的緊急通知，要嚴控知青「罷工鬧事」、「反城風潮」。
儘管上山下鄉運動不得人心，怨聲載道，但是當局已經強制推行了十年。聯合工作組的大小領導能有何作為？只得硬著頭皮重複那些紅頭文件。
知青推選出的代表丁惠民，曾當面質問過勸說他們回去復工的領導：你們的家裡都有幾個子女在鄉下當知青？
「勸降」的領導個個啞口無言，沒有一人回答丁惠民的問話，因為他們中間確實沒一個人有子女此時還在鄉下當知青。難堪的目瞪口呆之後，是領導們的惱羞成怒、吹鬍子瞪眼。但是，罷工的知青已經不吃這一套了。
“返城潮”蔓延農墾系統
1978年10月，6千多名知青聯名上書，接連發出三封《致鄧小平副總理的公開信》要求返城，但沒有回音。北京的冷漠激怒了知青，怒火蔓延到整個農墾系統。
這年秋天，也就是知青罷工期間，全國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在北京開了40多天才統一思想達成決議，即《知青工作四十條》，決議不僅肯定「文革」以來上山下鄉工作取得了「偉大成就」，而且強調今後仍然要「有計劃地動員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與工農相結合」。
文件還規定，今後農場（兵團）知青一律按照國營企業職工對待，不再列入國家知青政策的照顧範圍。也就是說，滯留邊疆的200萬兵團、農懇知青返城的路被堵死了，回家的願望徹底破滅。
12月14日，罷工知青向州委正式提出北上請願的要求，但未獲批准。知青這邊不罷休，於是衝突再次升級，又一輪抗爭開始了。此時，雲南農場的十萬知青，有一半人積極參與進來。
中央廣播電台和人民日報都官宣了中共中央決定繼續推行上山下鄉運動的決議，這對於大多數還不能返城回家的知青來說無疑就是噩耗。
那時，在知青中流傳著中共哪位大佬的一句話：「我們花了300億，買了三個不滿意：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也不滿意。」類似說法不斷從北京傳來。明知這種八卦不靠譜，但聽得入耳，傳得開心，它似乎又燃起了知青們心中一點點希望。
1978年12月16日、18日，西雙版納地區部分農場知青赴京請願代表團分二批北上。以景洪農場上海知青為主體的百餘人的隊伍，打著「雲南農場知青赴京匯報團」的旗幟，沿昆洛公路北上了。兩塊橫標上寫著兩行大字：「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
沿路不斷有官員勸說攔截，但已經攔不住了。1978年12月24日，第一批請願團從景洪一路北上到了昆明後，便接到了中共中央辦公廳的指示：中央原則上不同意你們來北京。希望你們立即返回農場抓革命促生產。
代表丁惠民回應說：請轉告中央，我們肩負雲南邊疆十萬農場知青的重任赴京請願。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12月25日，農林部副部長、國家農墾總局局長趙凡代表國務院緊急空降昆明處理農場知青請願鬧事的問題。
集體臥軌 全國鐵路大動脈被中斷三天
12月28日下午，在談判未果的情況下，知青北上請願團近百名代表，在昆明火車站以東兩公里處一個叫做羊方凹的地方集體臥軌抗議，致使當日應由昆明開出的數十對客運和貨運列車受阻；昆明連接京滬、京廣、隴海乾線的鐵路大動脈中斷了。
消息傳出，數以千計的昆明市民和學生冒著嚴寒，紛紛趕到羊方凹圍觀。當天晚上，省、市委組成工作組趕赴臥軌現場，進行說服勸阻工作。大批軍警也奉命開進羊方凹，待命行動。
60個小時過去了，因鐵路線中斷，連祕密開往中越邊境的軍用列車也不得不停在那兒。不難想像，這樣的消息一定也驚動了準備2個月後對越開戰的鄧小平。
12月31日凌晨，北京方面電告雲南，同意知青請願團赴京反映情況，但人數須限定在30人以內。
北京請願
1979年1月2日，剛下過一場大雪的北京火車站迎來了這批衣衫單薄的雲南知青。丁惠民在月台上左右張望，沒有任何人前來同他們接洽。
30名皮膚黝黑、衣著不整的男女知青，風塵僕僕、表情肅穆地列成兩隊，踏著吱吱作響的積雪，朝天安門廣場走去。一面皺巴巴的大旗在刺骨的寒風中獵獵作響，上面醒目地寫著「雲南農墾知青首批赴京請願團」。
一連兩天，北京市民、知青家長和從各地回家過節的知青，紛紛趕到廣場來聲援雲南知青請願團，食品、飲料和禦寒衣物堆成了小山。許多外國記者咔咔地按動快門，把關於中國知青的新聞發往了世界各地。
1月3日下午，才有兩個身穿中山裝的男人分開人群，走到知青跟前掏出工作證後問：哪位是丁惠民？請你們先到招待所住一下，中央首長明天接見你們。
1月4日， 國務院副總理王震和民政部部長程子華接見了他們，聽了匯報後，兩位領導說了許多安撫的話。但是，對於上山下鄉的道路正確與否，二人沒有評說。他們只是讓知青們回去後，把生產搞好，把公共食堂辦起來，把豬餵起來，還可以養雞，養鴨，把菜也種好……要在那裡安家立業，以那裡為家，創造新樂園……
請願未果 集體絕食
知青新的罷工潮又掀起了，指揮部決定罷工升級。口號是：「不回城，毋寧死！」各農場知青開始集體絕食。
1月6日，臨滄勐定農場發生211名知青集體絕食靜坐，中央調查組組長趙凡趕赴現場，1500餘名知青跪哭會場，懇求回家。
1月23日，孟崗農場上千名知青開始絕食抗爭，上萬知青為進入絕食場地的人送行，當調查組趕到那裡，北京知青吳向東當眾割腕自殺，上萬名衣衫襤褸的知青跪在地上，齊聲高喊：「我們要回家！」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容。
知青大返城
1979年1月25日，趙凡向國務院報送了同意知青返城回家的《請示報告》，並提了6條解決問題的意見。
調查組組長趙凡是臨危受命，他在一個月前，知青請願團抵達昆明的第二天，12月25日，空降到昆明的。截止遞送申請報告的一個月裡，他在一線處理知青罷工、臥軌、請願、絕食後，以他為首的調查組表明了自己的意見，他們審時度事，做出了同意知青返城的請示報告。
1979年2月6日，國務院批准了趙凡的《請示報告》。2月上旬，雲南召集北京、上海、成都、重慶、昆明等市有關領導商討如何落實國務院的「六條」精神。不到三個月，十幾萬知青離開了雲南。
到1979年底，全國七百多萬知青回到了城市。其後各級”知青辦”撤消，十年的上山下鄉運動，就此宣告終結。
到1981年底，歷時20多年的城鎮知青上山下鄉運動退出了歷史舞台。
結語
中共對挑戰其政權、政策合法性的言行，一向從不放過，何況是針對毛的最高指示和剛剛被寫進紅頭文件裡的國策？而雲南知青的和平請願抗爭居然贏了！這在中共建政史上不多見。近半個世紀了，還有人納悶，怎麼就贏了呢？應該說，因為這件事「天時地利人和」都佔全了，是天意的使然。
如果說佔有天時，除了中共高層內鬥激烈外，還趕上了1979年2月鄧小平為給自己樹威，蓄意發動的那場對越侵略戰爭的前夕，他急需雲南邊境的穩定，怕後院着火，採取了息事寧人的讓步策略。
地利呢？那就是雲南邊疆這塊地域，趕上鄧小平打仗需要它。若換成與前蘇聯接壤的黑龍江、內蒙、新疆的建設兵團「鬧事」，暴力鎮壓是大概率的事。十年後的八九「六·四」，大權在握的鄧小平，冒天下之大不韙，寧可「殺20萬人換20年穩定」。
再說人和呢？數萬雲南知青集體抗爭，齊心協力，不信謊言不怕威脅，從橄欖壩農場、西雙版納州、雲南省，到北京，一路死磕過來，沒聽說有被「招安」的事發生。他們還推舉出丁惠民這樣的領軍人物，有理有力有節地指揮了這場「戰役」。加上體制內的趙凡等一些尚有良知的領導，有了那麼一份勇氣和擔當。
在天時地利人和之下，一個違背人性的國策終於劃上了休止符。然而，十年中屈死的那些知青冤魂，上千萬經受苦難破碎的心靈和他們被摧毀的青春和扭曲的人生，該如何划上句號？這是一代人的悲哀，永遠揮之不去的傷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