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罪行錄之一百五十七: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整理:袁斌

【2023年09月05日訊】1969年4月,中共九大後,鬥批改運動在全國展開,各級革命委員會相繼成立,接著進行清理階級隊伍。為配合運動,高頭公社革委會先後辦了三期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第一期在7月,為期25天,地點是高頭市場南邊的天后宮。第二期自1970年2月中旬至次年1月下旬,為期11個多月,地點在高北村圓土樓(紹明樓)。第三期在1971年4月,為期1個月,地點在高東村永源樓(崩蓬樓)。三期學習班江城都參加了,他印象最深的是第二期,時間長,鬥得狠。

那年頭,人們談學習班色變。學習班不是什麼學習場所,而是非正式的拘留所或牢獄。借學習班的名義,革委會憑一紙通知,把被疑為反革命分子或牛鬼蛇神的人關押起來,集中整治。人一旦進學習班,便魂飛魄散,惶惶不可終日。

江城回憶說,第二期學習班很具規模,參加學員70餘人,由一位公安特派員主管,下設專案組,由6位幹部成員組成,其中一位是省公安廳下放的,專事內查外調,整理學員的材料,另有10多位社會上雇來的壯漢擔任執勤,日夜輪流嚴把門戶,並察看班上動靜,稍有異常即迅速處理。學員的來源,部分由公社革委會圈定,部分由群眾密告「推薦」。他們必須按公社通知上規定的時間,攜帶鋪蓋、米菜、日常生活用品,準時到紹明樓「入學」。

紹明樓是一座大圓土樓,絕大部分樓房還是空架子,沒有裝修,僅住四五家人,空蕩蕩的。樓內沒有廁所,臨時在底層一角擺幾口大陶缸,胡亂搭上木架,圍上竹蓆,便成臨時廁所。報到學員在四樓指定的位置席地而坐或臥,除了吃飯、大小便,絕不許走動,更不准交頭接耳,否則「惡果自負」。

學員有這幾類人。一類是「不務正業,死心塌地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有一位果農,向人傳授嫁接技術,「接梨接柿,莫叫雨水知」,雨水(節氣)前嫁接果苗成活率高,被人檢舉,說是與最高指示「以糧為綱」唱反調,煽動社員走歪門邪道,企圖復辟資本主義。有一位社員,攜帶煙刀,串門走戶替人切菸絲賺些家庭零用錢,被說成是開地下工廠。一位70多歲的老人,經常背上一二十斤烤菸步行到漳州去做小買賣,被指為投機倒把分子。有許多社員未經生產隊長許可,擅自到外地打工賺取家庭日用使費,被打成不務正業走資本主義道路。

另一類是「現行反革命嫌疑分子」,屬於鬥爭和打擊的重點對象。一位社員,寫春聯磨墨時,不慎將一點墨汁濺在旁邊毛澤東石膏像的眼睛上。他恐懼萬分,趕忙用小刀把那點墨汁輕輕刮掉,不料刮出一個小窟窿。因家庭成分是富農,於是有人指控其「懷著刻骨階級仇恨挖取偉大領袖的眼睛」。一位社員,其子跟別家孩子爭奪一枚毛澤東像章打架,他一怒之下奪過像章罵道:「你搶什麼死屍,我砸了它!」於是被指控咒罵毛澤東。一位社員,用彩紙剪「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貼在牆上,後來「疆」字被風吹掉,被人舉報「惡毒詛咒毛主席無壽」。一位中學職員,無意間把雙腳架在辦公桌上,桌上剛好放著一張毛澤東畫像,於是被告密膽大包天。有一位會看相的,說林彪鷹鼻,相書說,這種人居心叵測,靠不住,被誣為「詆毀我們最最最偉大領袖毛主席最最最親密戰友林副統帥」。

還有一類,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期「站錯隊」的頭頭和骨幹分子,他們也是重點鬥爭和打擊的對象。

江城之所以被通知到學習班學習,原因有二:一是春節家門口貼了「犯上」春聯,二是寫了有政治問題的新詩。春聯是「山花爛漫時可待;懸崖百丈冰易消」,他們認為他這號人不配集毛澤東詞語作對聯,還任意加減字,屬於犯上。當時江城三天兩頭遭抄家,古字畫、珍貴書籍、文稿、筆記,凡有字的,悉被抄沒,連一張紙片也不放過。一個小筆記本裡有他寫的60多首小詩,被認定全是抒發資產階級感情,尤以《駱駝》和《柳笛》最為反動,含沙射影,不滿現實。《駱駝》詩曰:「無邊無際的戈壁,寬不過駱駝的四隻蹄;不斷移動的沙丘,移不動駝群的意志。任狂風呼嘯怒卷,飛沙走石鋪地遮天;駱駝,沙漠的船,自有它堅定的航線!」《柳笛》詩曰:「黃河沿插下的柳枝啊,彈指間已林蔭一抹。一根根嫩綠的情思,系住了高原的春色。我往昔插柳的夥伴,可記得當日的心願——我今折一個柳笛,誰來和一曲《江南》?」他們指控,「戈壁」是誣衊如火如荼的現實生活,「狂風」映射轟轟烈烈的歷次運動,「駝群」即反動組織,「航線」即路線,「夥伴」即死黨,「高原的春色」即失去的天堂。

「開學典禮」那天一早,全體學員被集中到土樓大廳,坐在一排排長板凳上,聆聽公社首長訓話。末了,一位神氣十足的巡視員,板著鐵青臉孔,聲色俱厲地給學員們交代政策:「這一次學習班非同尋常,你們必須徹底交代罪行,對於敢於藐視政府、負隅頑抗者,一打到底,該抓的抓,該關的關,該判的判,」然後再提高嗓門:「該殺的——殺!!!」凶惡的聲音在土樓震盪,恐怖氣氛籠罩全樓。

巡視員訓話結束時,又大聲問一句:「你們在坐的有誰沒有罪被叫到這裡來?」「我就是。」一位姓江的學員衝著應道。巡視員一時尷尬,瞟一眼旁邊的社長。社長被這突如其來的沖犯激怒了,厲聲斥道:「你開地下工廠,還不認罪!」江學員也不示弱,立即反駁說:「既然我開地下工廠,請問,我的廠址在哪裡?招收多少工人?投入多少資金?我只帶一把煙刀,農閒時出去替人切些菸絲,賺個零花錢罷了,這叫開地下工廠?」社長一時語塞,尋思一會兒,改口說:「你種三千株烤菸,走資本主義道路。」那年頭種那麼多烤菸實為罕見,被斥為走資本主義道路,似乎天經地義。江學員語塞了。

學習班第一階段的「學習」是相互揭發罪行,寫檢舉材料。檢舉和告密是可怕的,它使學員間失去理智,產生猜忌以至仇怨。大家都像患了神經過敏症,警惕著,只怕稍有不慎,被當作邀功求賞進而「贖罪」的材料。人們有如刺蝟,彼此以刺相向,保持距離。有一個學員,是第一次進學習班,才來二三天就撐不住了,暗暗叫苦:「喲,這樣子下去,會被『鹵』死,會被『鹵』死!」一位「老運動員」不屑地搶白他:「哼,早著呢,你『鹵』了什麼?才下鹽缸的魚,還新鮮著呢。像我,早成鹹魚了,才真正算『鹵』著!」

那位江學員,與社長家同住一樓。一天,他突然舉報社長犯有反革命罪行,並帶領公安特派員來到社長家的窗底下。那裡有一張從小學課本裡撕下來的毛澤東彩色像,上面不僅滿布針孔,還有擦屁股的便跡。江學員指著毛像,大聲說道:「這不是反革命罪證是什麼?」特派員將這一「罪證」用報紙包裹起來,帶回去偵查。社長聞訊著慌了,第二天一早忙帶著小兒子到特派員跟前說明情況。他是,像上的針孔是無知的婦道人家平時做針線別針時留下的,便跡是不懂事的小兒晚上摸黑應急留下的,對毛主席他老人家並沒有惡意。事情發生在社長家裡,自然跟一般群眾有別,不必認真,最終不了了之。

半個月後,學習班進入了第二階段——批鬥。既然進了學習班,按當時的邏輯,不是罪也是過。每個學員必須反反覆覆、老老實實寫檢查材料,深刻反省並徹底批判自己。為了爭取早日得到較為寬鬆的處理,離開這是非之地,一些學員寢食不安、絞盡腦汁編造自己的「罪行」。為了擴大「戰果」,革委會還精心安排幾場群眾鬥爭大會,在高頭市場等處揪斗重點對象,一方面藉此教化廣大群眾,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和「階級嗅覺」,永葆旺盛的戰鬥力;另一方面則殺雞給猴看,對全體學員和社會上的危險分子收殺一儆百之效。

那時習慣於「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一旦被揪斗,往往是五花大綁押上批鬥台,雙膝跪地,低著頭但前額又必須稍仰,如此尊嚴喪盡地恭聽辱罵式的批判,而且一跪就是二三個鐘頭。有個學員,是醫生,入學習班以前就被鬥了好幾次,已摸索出一些挨斗的經驗。他探索出一種比較「舒服」的跪法:雙膝跪定,額頭抵在地上,類似佛教徒五體投地。這種跪法的優點在於,一方面表示自己老實認罪,態度至誠,說不定能僥倖感動「上帝」,提前獲得寬恕,另一方面由於加上額頭支撐,可以分散身軀重心,減輕兩個膝蓋和腳大指的負荷,會「輕鬆」一些。

在學習班裡,前兩次挨斗,他都用此法蒙蔽過關,第三次挨斗欲故伎重演,被一位執勤的壯漢看穿。那壯漢快步向前,提起他頸背的綁繩,接著又狠狠把他手腳朝天摜翻在地,罵道:「嚄,還想舒服,用頭做腳!」醫生登時休克,好一會才甦醒過來。現場的群眾看客個個咋舌,學員們則無不惶恐萬狀。

經過50多天批鬥,學員們大都被狠狠「鹵」了一陣,一些被認為問題較輕,所謂屬於人民內部矛盾而又有悔改表現的,如小商小販、私自外出賺錢的木工泥工等,能積極退賠「非法所得」,便陸續獲得「結業」,離開紹明土樓。

學員減少大半,剩下的都是些「現行反革命」和文革前期「站錯隊」的學員,共約30餘人,進入學習班的第三段——勞動改造。他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午自帶一盒飯和些許鹹菜,就地風餐。活是干不完的。公社要修醫院、修養豬場了,他們便去清基、抬石頭、砌石基、夯牆、挑磚、運木板、蓋瓦。公社沒柴燒了,他們便到深山砍樹、劈柴、挑柴。夏收夏種大忙季節,他們輪流到勞力短缺的生產隊割稻、耙田、踩稻茬、插秧。飢餓是難以忍受的,那時高頭公社各生產隊每人每年平均口糧少,多的120斤,少的低於60斤,還是原糧。他們多麼希望有個好心的生產隊長,中午能管上一頓粗茶便飯,緩解一下轆轆飢腸。無償勞動,連飯也自帶,幹活時又規規矩矩,不敢亂說亂動,認真踏實,有些群眾便戲稱他們是一群不用餵草又好使的牛,也有群眾稱他們是全能義務專業隊,人才齊全,什麼活都能幹。這樣他們又熬了9個月。

年關逼近,專案組早在幾個月前就撤掉了,只留下幾個僱用的壯漢每天監督他們勞動。大家盼歸心切,特別像江城家,5口人只有一個勞動力,一年到頭賺不到工分,口糧被扣,此時已處在欲生不能、欲死不成的絕境。終於,放他們回家的這一天到來了。公安特派員召開會議,對現有每個學員的罪行逐個作了簡要總結,然後歷時11個多月的學習班宣告暫停。這不是「結業」,以後「隨傳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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