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13日訊】背景說明

這篇文章是1990年9月7日～9日紀念《自由中國》半月刊創始人雷震被捕及該刊停刊三十周年舉辦的「台灣民主自由的曲折歷程」學術研討會中發表的論文，是夏道平生先託付且由其整理資料寫成的，記敘那一段台灣自由經濟的萌芽期之理念、主張。

一、時代背景

《自由中國》半月刊創刊於1949年11月20日，到1960年9月停刊為止，共計十一年的壽命。大體而言，這短短的十一年生存期間，又可粗分為1949年11月到1950年韓戰爆發，1952年到1958年，以及1959年到1960年等三期。

國民政府早期因為被迫遷台，中共隨時有侵台可能，而美國也不加聞問，台灣的情勢可說岌岌可危，在此種有如棄兒的心態下，《自由中國》走的是支持政府政策的路線，對「反共抗俄」的宣揚也盡了一點力。這段時期的國民政府，面對深沉的危機，也表現出真心改革的態度。因此，《自由中國》和政府之關係，在這兩年是利害與共的，而且亦曾得到政府的經費補助。

當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戍守台灣海峽，台灣的安全逐漸不成問題時，政府的態度開始後轉，也可以說是故態復萌，而《自由中國》的同仁也不再認同政府當局的作為，因而由支持轉為批判。這段較長的七年，《自由中國》著重的是「內政改革」，亦即以政治、法律方面的事務為重，尤其特別偏重「憲政」改革。

直到一九五八年，舉行地方選舉，國民黨的作弊行為引起《自由中國》同仁的憤慨，乃再逐漸的由批判角色轉為反對地位。除了提倡成立反對黨外，發行人雷震還積極參與實際社會運動，此時的《自由中國》幾乎可視為反對黨刊物。而且，也就因為雷震的積極籌劃成立新黨，終於觸怒當局，牽連《自由中國》遭到停刊的命運。

二、《自由中國》的經濟思想

在這粗分三個時期的《自由中國》時代，雖然該刊物屬於政論性的，但也在經濟事務的評論上扮演了某種角色，而經濟方面的評論是否也可明顯的分為三個階段呢?我們可以就《自由中國》曾刊載過的經濟性文章來觀察，為了清楚的得到答案，我們就文章的代表性程度依發表時間的先後順序分成三類，一為社論，二為社內同仁以本名發表的經濟評論和譯述，三為社外撰稿人的作品，表一、表二和表三就是這三類文章的簡表。

表一  《自由中國》關於經濟問題的社論（就發表的時間排列）

製表者：夏道平

表二  《自由中國》社內同仁以本名發表的經濟評論和譯述（就篇數順序排列）

製表者：夏道平。

表三  《自由中國》經濟評論的社外撰稿人及文章標題

製表者：夏道平、吳惠林

依代表性順序言，也就是三個表的排列順序，又為了省去讀者查閱的麻煩，我們在表一和表二中，將各篇文章的提要整理出來。由表中的資料可以大略看出，第一個時期「幾乎」沒有經濟性文章，僅有的兩篇文章，一是對經濟管制的弊端，加以嚴厲的指責，一是對經濟管制的本身加以合理化的解說。進到第二個時期後，批判性的經濟文章就紛紛湧現了，重點在於批判經濟管制本身，一方面評論貿易保護，二方面著重公營事業和私人投資問題。第三個時期承續第二個時期的批判公營事業，進一步再凸顯出國庫通黨庫論點的反對黨立場，而那篇〈從滿街蘋果談到外匯管制的弊端〉一文更露骨的指責國民黨利用經濟政策做為賺取黨費的事件。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後期的《自由中國》，曾對軍公教人員的待遇調整做了完整而嚴苛的批判，但因這個課題不專屬經濟問題，故未將有關文章列在本文所整理的三個表中，有興趣者請參閱魏誠（1984）)的文章。

平實而言，經濟問題在《自由中國》並沒有重要地位，此由四百多篇社論中，屬於經濟性的文章佔不到十分之一即可見端倪。在《自由中國》寫經濟社論者計有戴杜衡、瞿荊州，以及夏道平三位，其中有一半出自夏道平之手。夏先生曾於一九八九年出了兩本選集，但在他不算少的經濟性社論文章中，卻只選了三篇放在他的文集裡，一方面固然是礙於時效，更重要的因素，夏先生自己說是：於今觀之「不夠水準」故也。

《自由中國》半月刊為何討論較多政治問題，而經濟問題卻較少，「環境」是主因，因為當時是動盪之秋，政治重於一切，而且當時主筆者的經濟學素養也不是很夠，此因他們在學時的課程廣而雜，師資又弱，更重要的是，當時尚無所謂的「總體經濟學」。那個時候的經濟思想只學到馬夏爾（A. Marshall）為止，而就現今來看，受到關心的經濟問題都偏於總體面。我們知道，總體經濟學濫觸於凱因斯（J.M. Keynes），他的理論還是由戴杜衡引進《自由中國》的。戴杜衡原來是共產黨員，後來脫離而勉力閱讀反共經濟學，為了看凱因斯的著作，他還去學微積分，最後果然引介了凱因斯的乘數原理和投資理論。至於瞿荊州，則專精於金融、貨幣。

儘管於今觀之，《自由中國》在經濟方面表現極弱，但也抓住了經濟管制、公營事業這些核心問題進行批判，已略有「自由經濟」的味道。不過，當時實在談不上有自由經濟「思想」，有的只是「反極權」、「反共產」的想法，在早期還打的是「政治民主、經濟平等」的旗幟。但是，對於何謂「經濟平等」則定義不清，而且亦無經濟理論基礎作後盾。

如果硬要指出當時也有一點自由經濟思想的影子，則必須由海耶克（F. A. Hayek，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和米塞斯（v. Mises）的作品之引介談起。我們知道，米塞斯和海耶克各是自由經濟學派──奧國學派的第三代和第四代掌門人。米塞斯最先被引進的著作是《反資本主義的心理》（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這本小冊子屬於通俗之作，是他對美國社會十六年的親身觀察心得。夏道平先生將該書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摘要，於一九五七年一、二月譯介於《自由中國》。這本小冊子雖不是米塞斯的思想精華所在，但卻是極為通俗易讀，因而正可供做傳布自由經濟思想的絕佳工具。至於海耶克的著作《到奴役之路》，是由周德偉先生引介給殷海光的，而殷先生將第七章「統制經濟底種種危害」隨興刪節翻譯於一九五四年二月一日的《自由中國》，該譯文夾雜的譯者註與譯文的分量幾乎相等，雖然如此，可能由於此種譯介方式，對於此間人士的影響乃更為深遠，而《到奴役之路》的重點是在批駁極權政治，但因民主政冶的先決條件在於經濟自由，因而該書在檯面上甚有助於自由經濟思想的散布。值得一提的是，戴杜衡在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和六月十六日分上下兩篇發表的〈國民經濟論與戰爭〉，提出國與國之間的經濟關係究應建立在怎樣的基礎上？是經濟的世界主義，抑經濟的國家主義？該文先以「比較利益法則」來解答問題，推論出經濟自由化、國際化的結果。這篇文章是《自由中國》同仁闡述自由經濟理論的一篇最好文章，這也許是作者讀過米塞斯《人的行為》第三十四章「戰爭經濟學」後所引起的思想修正。此外，戴杜衡在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六日的〈經濟平等談起〉一文中，指出「社會主義的主要動機是經濟平等。這是一個最強烈的動機，卻僅能得到最薄弱的論據。它贏得最多數人感情的支持，卻經不起任何人理性的考驗。」該文也提出一項詰難，此即：「平等」抹殺了對人們努力的激勵，因而阻礙進步。由於社會主義不能反對進步，因而難以反駁此詰難。這篇文章也在資本、儲蓄、利息等分析上，把奧國學派龐巴威克的「資本肯定論」理論講得淺近易懂，將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資本社會化、技術普及和提升等，都講得很清楚。

由以上的簡略說明和表一及表二中所列文章的提要，我們可以這樣說，《自由中國》在經濟思想上雖然尚無一套完整的體系，但已播下了自由經濟的種子，此由開始引介奧國學派大師的著作，以及極力批評政府經濟管制行為即可得到印證。

三、結論與感想

回顧《自由中國》存在的十一年，在粗分為三個時期中，經濟文章也隱約有階段可言，那就是由「有限度」支持經濟管制，進展到極力反對經濟管制、撻伐保護主義，而且抨擊國營事業，其間並引介了米塞斯、海耶克這兩位自由經濟大師的小部分著作，也曾刊載過米塞斯、海耶克所抨擊的凱因斯理論的引介文字。不過，由所刊登的文章內容之走勢來看，《自由中國》顯然是走自由經濟路線，並不贊同凱因斯主張，然而因時期不長，尚無法形成一致的思想，我們只能知道是「反統制」、「反管制」，並且主張自由經濟，不過卻無法明確的理出一套清晰體系，除了時間因素（只有十一年）外，關鍵點也許就是在當時的作者對「自由」觀念的模糊認知。

我們知道，《自由中國》被迫停刊之後，主筆之一夏道平先生仍持續不輟地譯介奧國學派大師之作，也曾在一些刊物上發表自由經濟思想作品，對台灣的自由經濟思潮有著細水長流的深遠影響。雖然迄今為止（1990年）約三十年間，學界間以資本主義為主流，而且亦有如邢慕寰先生那樣的極力宣揚自由經濟主張者，但進展卻頗為有限，尤其對政府官員的影響，以至於經濟政策的制定，幾乎都停留於《自由中國》時代的境界。雖然一九八四年就已提出「經濟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政策，但實際的開放動作卻是來自美國的壓力，而且，自由化、國際化的口號早在《自由中國》時期就出現了。可惜的是，三十年的時間已過，《自由中國》時期缺乏的整套自由經濟理論，迄今在台灣仍然看不見，而自由經濟觀念也浸淫灌輸了太長時間，所付的代價也太高了（邢慕寰，1990）。關鍵因素也許就在於「無根」，而根之所在仍然繫於成套的思想體系以及對於正確觀念內涵的明確認知。

自由經濟的思潮早在一九六０年代就又在西方復活，在芝加哥學派學者的帶領下已發展出一套甚為完整的理論（李甫基，1988），某些自由經濟大師的思想也多多少少被引進台灣(吳惠林，1989），也有人應用該種哲理批判台灣的社會、政治，以及經濟事件（如吳惠林，1990），但是，同樣地，也都缺乏完整的思想體系，這也是對自由經濟懷抱理想的學者往後可以和應該努力的目標。

此外，最令人感慨的是，《自由中國》時代所極力抨擊的政府管制政策、保護政策以及勢力龐大的國營事業，迄今三十年的演變，情況卻沒有改善，尤其除了國營事業外，黨營事業和其他特權行業到處充斥，這些情況是造成當前台灣經濟諸多困境的主因，而是否就是眾多經濟學者沒有盡到言責的表徵。對應於《自由中國》時代的諸位先輩，我們寧不深自反省乎？

* 本文的架構及主要論點皆源自夏道平先生，而且表一、表二和表三大部分都是夏先生苦心整理的，由於夏先生準備本文中途身體違和，鑑於時間緊迫，乃由本文作者代為執筆，儘管初稿仍得夏先生指正，但文責卻應全由筆者自負。又，本文之成得感謝鄭培靖小姐的助理工作。

參考書目

1.《自由中國》，各期（1949年11月20日~1960年9月），半月刊。

2.邢慕寰（1990），〈坎坷難行的經濟自由路〉，吳惠林文集《自由經濟的坎坷路》序文。

3.吳惠林(1989)，《經濟學的天空──一位經濟學徒的管窺面》，卓越叢書(43)，卓越出版社。2000年3月已有修訂四版，換由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4.吳惠林(1990)，《冷眼旁觀經濟風雲》，卓越叢書(45)，卓越出版社。

5.吳惠林(1990)，《自由經濟的坎坷路》，卓越叢書(46)，卓越出版社。

6.吳惠林(1990)， 《到經濟地獄之路》，財經企管叢書(80)，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9月換由中華徵信所以《生活經濟世界凝視》書名重新修訂出版。

7.夏道平（1989），《自由經濟的思路》，遠流出版社。

8.夏道平(1989)，《我在自由中國》，遠流出版社。

9.錢永祥（1988），〈自由主義與政治秩序──對《自由中國》經驗的反省〉，《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一卷四期，冬季號，頁57-99。

10.魏誠（1984），「自由中國半月刊內容演變與政治主張」，政大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11.Lepage, Henri（1978）（李甫基）原著，夏道平、馬凱、林全、吳惠林合譯（1988），《自由經濟的魅力─明日資本主義》（Tomorrow, Capitalism, London: Open Court. ），天下經典系列

評論／朱敬一

1. 吳惠林先生將《自由中國》中所有有關經濟的文章按作者予以分類。但是這樣的分類較難做進一步的分析。我將這些文章按文章主題重新分類，每個主題再依其時序加以排列。如此一則可以看出當時各個問題的相對重要性，二則也可以了解當時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對經濟問題發掘、批判、分析角度的時序轉變。整理原文已送作者參考，共計七頁，不便在此重複。

2. 吳先生比較強調「整套」的經濟思想，對四十年前的雜誌而言，似乎要求稍微多了一點。即便《自由中國》中沒有成套的經濟思想，但卻饒具「時代意義」。雜誌上諸多經濟文章即使是現在看來，也屬佳作。夏道平先生擔心「於今觀之，不夠水準」，實乃多慮也。

答覆／吳惠林

1. 對於朱教授提議以文章主題作為分類標準，來分析《自由中國》時代的經濟思想比較可以作更有意義的結果，我們深表同感，因為當時所提出的問題之重要及批判角度，於今觀之，不但未褪色，反而嚴重性加重，譬如張清溪教授對於「公營事業」的分析，又如對於政府的管制更是如此。所以，幾乎每個問題都可作深層的時間比較，並由之看出當時學者們的先知性見解。不過，這樣的做法卻不是本文的微小篇幅所能涵蓋的，而我們由作者的屬性作分類標準的分析中，也已能發現到以上的現象，只是未予以進一步去探索。這種更進一層的分析工作有待有心的學者繼續完成。

2. 《自由中國》所扮演的時代角色，較側重於政治層面，至於經濟層面則只作為附屬地位，我們只是就整體面來分析當時的狀況，分析的結果也只是指出當時並沒有整套經濟思想，並不是要求當時要做到，而如果再對照目前的情況，我們反而是感嘆現今不但不見進步，反卻退步了。所以，我們也同意朱教授對於當時能有那種水準的表現表示敬意，不過，以當事人夏道平先生用他自己現今的標準來判斷，卻仍然覺得還不夠，這是夏先生個人的進步，也是他對當前的經濟學專業人員之期許。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作者：金山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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