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13日訊】（大紀元專欄作家David Parker撰文／曲志卓編譯）（接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第四部分、第五部分）我們已經習以為常，所以忘記了城市的本質：一個商業場所。從歷史上看，農民和工匠將他們的產品帶到的市場。
他們厭倦了通勤，在旅行中受到威脅，在他們的攤位上方建起了住宅：這就是一個城鎮的開始。工業革命促進了製造業，小鎮變成了城市。那裡什麼都有：食物、衣服、住所、學校、教堂、商店、工廠、文化、娛樂。
家長和孩子中午回家吃飯，無需交通費用，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社區生活、散步和工作，這是歐洲城市的魅力。
政治上左傾的城市已經忘記了這些根源。他們對社會問題（對邊緣化群體的關懷）和對生活質量問題（自行車道、公園、步行街）的關注與城市的本質背道而馳：一個商業場所。
支持商業的設施和活動，比如卡車和汽車流通、停車場、裝卸區、工廠，不應該因住宅用途而受到限制。
但因為他們忘記了，左傾的城市演變成另一種東西：執法鬆懈、無家可歸和犯罪的人道中心，它們趕走了商業。由於「人道」的左傾人士不喜歡槍枝，左傾人士對警察部門的運作方式興趣不大。在外部和內部不受監控的情況下，左傾城市吸引了好鬥的人。
舊金山、紐約、洛杉磯、明尼阿波利斯是美國最左傾的城市，擁有最多的無家可歸者和最糟糕的警察部門。
左傾主義者對城市的誤解是他們對政府的誤解的延伸。政府的唯一目的是保護而不是提供社會、政治和經濟自由。左傾人士對美國市場解決方案的歷史承諾沒有任何信心，他們根本不明白政府、政治程序和大撒幣無法解決社會和經濟問題。
羅斯福的新政，向貧困宣戰，都沒有對國家的貧困率產生影響。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1964年的貧困率為15%，直到今天平均仍保持在15%。
因為左傾主義者從未正確地陳述過問題：即無家可歸的人來到這裡，躺下死去，所以他們從未提出明顯的解決方案：無家可歸者應該離開，不要停留。城市可以告訴他們，在城市郊區的閒置工廠和軍事基地，有城市提供的住房、食物、衣服和醫療護理，但城市必須執行法律。
想想喬治‧凱林（George Kelling）和詹姆斯‧威爾遜（James Q. Wilson）的「破窗」政策（Broken Windows）。該政策認為，城市應該處理在社區引發恐懼和動盪的較輕違規行為，因為這些行為會導致更大的違規行為。「一扇未修復的破窗是一個信號，表明沒有人在乎」。換句話說，所有執法機構都知道，維持秩序、保護財產和預防犯罪是相輔相成的。是的，追捕醉漢、妓女、流浪漢、地鐵逃票者和擋風玻璃刮刀男。
左傾人士認為這種政策是未經證實的新保守主義政策，它為警察提供藉口來騷擾和逮捕輕微不當行為的人，從而導致大規模監禁和種族歧視。
但這就是前紐約市市長魯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成功使紐約市犯罪率下降的原因：故意亂扔糖果包裝紙，你就會進監獄（第一次一小時）。換句話說，這不是懲罰的嚴重程度，而是向公眾表明，某些行為一定會受到懲罰。
朱利安尼的政策並沒有導致大規模監禁。人們不傻，他們領會了這個政策，街道乾淨了，犯罪停止了。
凱林和威爾遜在《道德感》（The Moral Sense）一書中寫道：「人們害怕惡臭的醉漢、吵鬧的少年或乞丐，這不僅僅是對不體面的行為表示厭惡，它還表達了一些傳統智慧，這恰好是一個正確的總結：即嚴重的街頭犯罪在無序行為不受控制的地區盛行。」
「實際上，不受約束的乞丐是第一扇破碎的窗戶。搶劫犯和劫匪，無論是偶爾為之的還是專業的，都認為，如果他們在潛在受害者已經被普遍情況嚇倒的街道上活動，他們就會減少被抓獲，或者被識別的機會。」
「當你把人（警察）變成戰士，進行打擊犯罪的戰爭和打擊毒品的戰爭時，如果他們遵守戰爭規則而不是維和規則，不要感到驚訝。」
當法律得不到執行時，就會發生這種情況。
羅伯特‧皮爾爵士（Sir Robert Peel）說：「一個有效的警察部門的標誌是沒有犯罪。而不是處理犯罪的行動，比如逮捕。」
作者簡介：
大衛·帕克（David Parker）是舊金山的投資者、作家、爵士音樂家和教育家。他的著作《收入與財富》（Income and Wealth）和《舊金山保守派》（A San Francisco Conservative）探討了政府、歷史和經濟領域的重要話題，提供了適時的歷史視角。他的文章發表在《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和《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上。
原文「San Francisco’s Homeless, Part VI」刊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