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專欄】舊金山的無家可歸者(6)

【2023年11月13日訊】(大紀元專欄作家David Parker撰文/曲志卓編譯)(接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第四部分、第五部分)我們已經習以為常,所以忘記了城市的本質:一個商業場所。從歷史上看,農民和工匠將他們的產品帶到的市場。

他們厭倦了通勤,在旅行中受到威脅,在他們的攤位上方建起了住宅:這就是一個城鎮的開始。工業革命促進了製造業,小鎮變成了城市。那裡什麼都有:食物、衣服、住所、學校、教堂、商店、工廠、文化、娛樂。

家長和孩子中午回家吃飯,無需交通費用,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社區生活、散步和工作,這是歐洲城市的魅力。

政治上左傾的城市已經忘記了這些根源。他們對社會問題(對邊緣化群體的關懷)和對生活質量問題(自行車道、公園、步行街)的關注與城市的本質背道而馳:一個商業場所。

支持商業的設施和活動,比如卡車和汽車流通、停車場、裝卸區、工廠,不應該因住宅用途而受到限制。

但因為他們忘記了,左傾的城市演變成另一種東西:執法鬆懈、無家可歸和犯罪的人道中心,它們趕走了商業。由於「人道」的左傾人士不喜歡槍枝,左傾人士對警察部門的運作方式興趣不大。在外部和內部不受監控的情況下,左傾城市吸引了好鬥的人。

舊金山、紐約、洛杉磯、明尼阿波利斯是美國最左傾的城市,擁有最多的無家可歸者和最糟糕的警察部門。

左傾主義者對城市的誤解是他們對政府的誤解的延伸。政府的唯一目的是保護而不是提供社會、政治和經濟自由。左傾人士對美國市場解決方案的歷史承諾沒有任何信心,他們根本不明白政府、政治程序和大撒幣無法解決社會和經濟問題。

羅斯福的新政,向貧困宣戰,都沒有對國家的貧困率產生影響。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1964年的貧困率為15%,直到今天平均仍保持在15%。

因為左傾主義者從未正確地陳述過問題:即無家可歸的人來到這裡,躺下死去,所以他們從未提出明顯的解決方案:無家可歸者應該離開,不要停留。城市可以告訴他們,在城市郊區的閒置工廠和軍事基地,有城市提供的住房、食物、衣服和醫療護理,但城市必須執行法律。

想想喬治‧凱林(George Kelling)和詹姆斯‧威爾遜(James Q. Wilson)的「破窗」政策(Broken Windows)。該政策認為,城市應該處理在社區引發恐懼和動盪的較輕違規行為,因為這些行為會導致更大的違規行為。「一扇未修復的破窗是一個信號,表明沒有人在乎」。換句話說,所有執法機構都知道,維持秩序、保護財產和預防犯罪是相輔相成的。是的,追捕醉漢、妓女、流浪漢、地鐵逃票者和擋風玻璃刮刀男。

左傾人士認為這種政策是未經證實的新保守主義政策,它為警察提供藉口來騷擾和逮捕輕微不當行為的人,從而導致大規模監禁和種族歧視。

但這就是前紐約市市長魯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成功使紐約市犯罪率下降的原因:故意亂扔糖果包裝紙,你就會進監獄(第一次一小時)。換句話說,這不是懲罰的嚴重程度,而是向公眾表明,某些行為一定會受到懲罰。

朱利安尼的政策並沒有導致大規模監禁。人們不傻,他們領會了這個政策,街道乾淨了,犯罪停止了。

凱林和威爾遜在《道德感》(The Moral Sense)一書中寫道:「人們害怕惡臭的醉漢、吵鬧的少年或乞丐,這不僅僅是對不體面的行為表示厭惡,它還表達了一些傳統智慧,這恰好是一個正確的總結:即嚴重的街頭犯罪在無序行為不受控制的地區盛行。」

「實際上,不受約束的乞丐是第一扇破碎的窗戶。搶劫犯和劫匪,無論是偶爾為之的還是專業的,都認為,如果他們在潛在受害者已經被普遍情況嚇倒的街道上活動,他們就會減少被抓獲,或者被識別的機會。」

「當你把人(警察)變成戰士,進行打擊犯罪的戰爭和打擊毒品的戰爭時,如果他們遵守戰爭規則而不是維和規則,不要感到驚訝。」

當法律得不到執行時,就會發生這種情況。

羅伯特‧皮爾爵士(Sir Robert Peel)說:「一個有效的警察部門的標誌是沒有犯罪。而不是處理犯罪的行動,比如逮捕。」

作者簡介:

大衛·帕克(David Parker)是舊金山的投資者、作家、爵士音樂家和教育家。他的著作《收入與財富》(Income and Wealth)和《舊金山保守派》(A San Francisco Conservative)探討了政府、歷史和經濟領域的重要話題,提供了適時的歷史視角。他的文章發表在《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和《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上。

原文「San Francisco’s Homeless, Part VI」刊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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