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眼看名人(第一篇)

吳惠林:第二章 懷念一位最可愛的「真正」科學家——愛因斯坦

【2023年12月25日訊】多年前讀到李家同教授的〈羞愧與感恩〉這篇文章,文中引述一篇愛因斯坦(Alert Einstein, 1879~1955)題為〈人人都應該為別人而活〉的短文。大意是說,愛因斯坦自己一直心懷愧疚,因為他的一生,得到別人的幫助實在太多,而所謂「別人」,愛因斯坦特別強調包含已經死去的人,他又說他覺得向社會借了很多的債,因此必須提醒自己,要為別人而活。

高薪才可吸引人才的迷思

就在看到這些篇章的幾乎同時,台灣媒體報導香港大學高薪聘請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當校長,以提升學校競爭力,於是引發台灣的大學無法高薪聘請教授,因而不能成為世界頂尖大學的話題。而教育部為了提升台灣大學競爭力,乃以五年五百億「卓越」計畫作為誘因。如此一來,似乎認定「高薪」才能吸引人才,進而才可提升學校競爭力。走筆至此,我的腦中立即浮出2005年2月初的一件往事。

那是2005年適逢愛因斯坦逝世五十週年及其「相對論」發表一百週年,聯合國文教組織特定該年為「世界物理年」,全球同步展開各項慶祝活動,台灣也不落人後。當時還是台灣中研院院長的李遠哲,出席「2005年世界物理年-台灣序列啟動記者會」,會中宣佈台灣參與419全球接力雷射點燈,象徵「讓物理光耀世界」。

藉著各種活動來紀念愛因斯坦對人類科學的偉大貢獻,並藉著光耀儀式向各國公私立單位募款,再以所得的基金用來協助落後國家的孩童接受物理科學教育,當然很有意義。而當年李遠哲院長在贊揚愛因斯坦的偉大貢獻之餘,強調人類歷史塑造往往是科學和技術進步所促成,但現今科技發展卻面臨不少瓶頸,需要政府支持基礎研究,也需「尋找下一個愛因斯坦」。為此,他認為台灣應趕快打破既有薪資結構,以吸引好的研究人才,李院長還舉出韓國大學教授的薪水是台灣的兩倍,而中研院雖有特聘研究員制度,不受既有薪資額度的限制,但薪水和美國、香港還是差一截,來證明台灣的薪資確實偏低。

要求低薪的愛因斯坦

所以,李院長認為台灣的大學和研究要追求卓越,好的人才最為關鍵,但薪資結構如果不能突破,很難與國際競爭。當時我就在報章為文評論說,在當前「一切向錢看」的大環境下,李院長的說法很務實,也相信可以獲得一般人,尤其是科學界的普遍認同,但這項提議在紀念愛因斯坦的場合提出,卻大有商榷餘地,因為與愛因斯坦的「要求低薪」正好相反。而愛因斯坦要求低薪的故事可在2004年8月6日刋於《自由時報》,由台北榮民總醫院郭正典主任撰寫的〈愛因斯坦的風範〉一文中看到。

該文的大意是說,愛因斯坦於1933年接受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聘請,提出個人的年薪只要三千美元,而且「若在普林斯頓一年生活不需三千美元,薪水還可以再低」之要求。這項要求讓所方頗感為難,不只是覺得如此低薪實在是虧待愛因斯坦,而且對其他職員又該如何比照呢?於是主事者一次又一次地要求愛因斯坦提高薪水,到最後還幾乎是哀求,才好不容易說服愛因斯坦接受一萬六千美元的年薪。三千和一萬六千美元,相差何其之大!可見愛因斯坦要求三千美元以下的年薪有多麼低,而這應就是愛因斯坦日常生活中的經驗,覺得這些數目的金錢已能好好過日子了,這也可看出愛因斯坦的生活是何等儉樸、簡單,更是典型的「少就是多、小就是美」的奉行者。

當時我又評論說,雖然「沒錢萬萬不能」,但「錢也並非萬能」,在基本生活滿足下提供一個自由自在的研究環境,或許才是「下一個愛因斯坦」出現的較佳方式,尤其在金錢、物質大為腐蝕人性,並使人心急速墮落,以及天災人禍頻傳的當前,有必要再呼應李遠哲院長早於2000年提出的「向上提昇」,拒絕「向下沈淪」的訴求。

不過,以「金錢鼓勵」的誘因方式作為政府政策,藉以激勵科技研究人才的出現,恐怕不只不會收到「向上提昇」效果,還會加強「向下沈淪」力道,實在應該換由大力宣傳愛因斯坦純真、淡薄名利、儉樸生活的這一面,才是正辦。特別在農曆年節長假前夕到處「恭禧發財」聲中,又是紀念愛因斯坦的重要年份,此舉更顯得特別有意義,如果能由李院長帶頭更能事半功倍呢!

清心寡慾、生活儉樸的愛因斯坦

我最後下結論說,愛因斯坦是迄今人類最偉大的科學家,其行為也應是人類的最佳典範。那麼!就讓我們一起來學習愛因斯坦「清心寡慾、儉樸」的生活方式吧!

迄今(2023)年底距2005年2月初已過18年,看來迷信高薪誘因的看法還是居主流,雖然由於地球暖化愈見嚴重、M型社會早已在各國明顯出現、物價上揚和中低所得者的報酬卻停滯下,「返璞歸真」的聲音逐漸出現,但追求錢財、熱衷金錢遊戲、貪圖享受、好逸惡勞仍然是普遍現象。如此,難免令人更懷念「追求低薪」的愛因斯坦這位可愛人兒,也讓我們對愛因斯坦的生平感興趣。

世人都知道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是位無與倫比的傑出科學家,1921年42歲時因發現光量子獲頒諾貝爾物理學獎。不過,愛因斯坦幼年時卻絲毫沒有一丁點天才的跡象,反而因為發育不良,開口講話的年齡較一般孩童為遲,其父母還擔憂不已,深怕愛因斯坦智力不足成為低能兒。

到能開口講話時,愛因斯坦又是沉默寡言,家人和家庭女教師戲稱他是「教堂裏沈默的神父」。

愛因斯坦在1879年3月14日出生於德國南部的烏爾木。父親經營電器行,但生意清淡,生活並不富裕。後來,舉家遷至慕尼黑,父親和叔叔在當地從事計量器和弧炬燈的製造生意,可是家境仍未見好轉。

愛因斯坦到了求學年齡,進入慕尼黑當地的教會學校,是班上唯一的猶太人,但愛因斯坦並不因此而感到困窘,他順利接受完小學教育。到11歲時,進入九年制的中高等教育,便開始感覺到學校生活的壓力和拘束了。愛因斯坦成年後回顧求學生涯曾感慨說:「小學老師對學生的態度猶如士官對士兵,是親切和站在協助的立場,而中高等學校的老師就有如尉校官級,只有一連串的命令和嚴格的要求。」他認為中高等學校這種斯巴達式的教育,使得學生整天栖栖皇皇的,不僅剝奪了少年時代應有的天真活潑,而且壓抑了孩子們對萬事萬物的好奇心,也間接扼殺了每個學生的生趣才能,愛因斯坦曾比喻為「不論胃口多好食量再大的野獸,你也無法強迫它在吃飽之後還繼續進食。」

不如意的中高等教育

由於缺乏興趣,愛因斯坦上課時懶洋洋的態度常令授課的老師不滿,終於有一天,授課老師以一種鄙視的語氣說:「如果你願意不來上這門課,我倒是很求之不得。」愛因斯坦不服氣地說「我還沒有達到退學的標準呢!」老師臉色鐵青地說:「雖然你的成績尚未構成退學的理由,但是你嚴重地破壞了班上的秩序,因為你擾亂了同學聽課的專心,而且影響了我授課的情緒,我鄭重地向你提出警告。」

這番奚落的話令愛因斯坦非常難過,他後來曾對此事加以批評:「缺乏愛的教育雖然使學生屈服淫威之下,但是卻嚴重地打擊了學生的自信心,因而造成畏畏縮縮、優柔寡斷的性格。」

愛因斯坦由於在高中時代受到體育課程的嚴格訓練,終其一生極力排斥軍事思想;他曾經自我解嘲地說:「如果軍事訓練的過程中能配合音樂的旋律,每個人能輕鬆愉快地操演,該是多麼美好的事啊!或許我也就不會這麼厭惡體育了。」

厭惡體育其來有自

愛因斯坦15歲時,因為父親事業失敗,全家遷往義大利米蘭。愛因斯坦來到米蘭後,原想先休息一段日子再作打算,但在父母的催逼下,只好準備投考瑞士聯邦工業大學,因為這所大學是當時中歐相當著名的工業大學,而且並不硬性規定必須高中畢業,只要在數理學科方面有優良的表現即可申請入學。

但是愛因斯坦還是沒有獲准入學,因為他的入學成績中,數學雖然滿分,外文及動植物學卻幾近於零分,愛因斯坦在日後的追憶說:「考試成績不能通過是我意料中的事,因為我只準備了數學一科,其它科目實在是連看都看不下。」

雖然未能通過入學考試,但由於愛因斯坦數學成績的優秀,引起了教授們的注意,於是教授們聯名向學校當局反映,希望能有一妥善的方法來安置愛因斯坦,以免埋沒了人才,校長也基於愛才的心理,特別召見愛因斯坦,向他建議先將其他科目好好準備一番再來投考,又推薦他到阿勞州州立高級中學。愛因斯坦雖然不十分情願,但終於還是答應了,沒想到這是愛因斯坦一生中的轉捩點。

由於阿勞州的學校是採取開放政策,學生可以隨自己的興趣來自由選課,於是愛因斯坦開始發奮用功,一年後以優秀的成績畢業,隨即保送進入工業大學。33歲時成為該校教授,42歲時因光量子的發現,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愛好自由的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在親身體驗到阿勞州中等學校的自由風氣後,對於德國中高等學校的教學方法更是反感,他認為這種斯巴達式的體能教育只是更引起學生的反抗心理而已,事實上,不僅愛因斯坦對德國所採取的軍國式體能教育大肆批評,連當政的俾斯麥也表示不贊成。

當時的體能教育和現在的體育課程並不相同,也不像古希臘的運動競賽,它是針對當時德國流行的口號:「強國必先強種」和「有健全的身體才有健全的心理」而制定的一種體能訓練,類似軍隊中嚴格的軍事訓練。

德國的中高等學校稱為「吉姆那宙莫」,是由希臘文演變而來的,也就是體育訓練的意思,但是「有健全的身體才有健全的心理」,這句話原是西元二世紀時詩人尤伯利斯的一句諷刺詩,是對當時羅馬帝國道德淪喪的情景有感而發的,因此其中的涵意是:「讓我們向上帝祈求,不僅擁有健全的身體也能擁有健全的心理。」

羅素曾讚譽愛因斯坦是「當代第一科學家」及「20世紀最偉大的天才」,可見其在科學上的成就及其受人推崇的情形。但愛因斯坦的真正偉大,應在於具悲天憫人、為別人而活的利他胸懷,他擁有一顆不愛財、不求名、清新寡慾的赤子之心,是「真正」科學家的典範。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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